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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期间，在西满、南满新收复区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千千万万农民翻身作了主人，站在共产党一边。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战争的前途。
解放军指战员绝大部分来自农民，他们都曾身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每人都有一本苦情帐。配合土改，进行诉苦，乃是提高指战员觉悟的最有效形式。
一九四七年，以诉苦为主要方式的阶级教育在第三纵队开展起来。罗荣桓发现这一经验后紧抓不放，立即组织机关干部下去了解这方面的经验。
第三纵队的诉苦，最早是在第七师二十团九连搞起来的。他们结合土改教育，选择了苦大仇深的战士房天静、任纪贞和被俘后参军的“解放战士”罗玉祥，向大家诉说他们入伍前所受的苦难，启发大家回忆各自的苦。然后分班讨论，引导大家都来“倒苦水”、“挖苦根”。战士们一面诉苦，一面和蒋介石算老帐。“解放战士”也迅速提高了阶级觉悟，纷纷检查自己在国民党军队当兵时“不知本，忘了本，忘了祖宗父母所受的苦，忘了天下穷人的苦”，表示一定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在战场上杀敌立功。
九连还注意调查农村的阶级斗争情况，随时收集材料，充实部队阶级教育的内容。九连在驻地发现一位姓张的佃户有件穿了六七年的破棉袄，棉花没几团，补丁摞补丁。指导员带着破棉袄上了课堂，问大家：“这是谁穿的？地主穿这个吗？”战士说：“地主擦屁股也嫌脏，这是佃户穿的。”又问：“国民党能不能给穷人换这种破棉袄？”战士答：“不能，国民党是地主老财的党。”又问：“谁给换？”战士又答：“只有咱们的队伍能给穷人换破棉袄！”接着，指导员讲了阶级压迫和剥削的道理，说明解放军是为穷人争翻身、争解放的队伍。这时，战士赵洪山说，他父亲也是穿这样一件破棉袄，还被警察打瞎了眼睛。想到父亲受气受穷，他伤心落泪了。指导员叫他当众诉苦，战士们极受感动，一致表示决心革命到底，“为天下穷人换下破棉袄”。
罗荣桓听了详细汇报，说：“这在部队政治教育工作中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创造，解决了当前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方法问题，是部队政治教育的方向。”
罗荣桓授意政治部起草了关于在部队政治教育中普遍开展诉苦运动的训令；还授意《东北日报》撰写了社论《部队教育的方向》，于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发表。社论指出：诉苦运动是部队教育工作一个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创造。这种群众性的诉苦证明，罪恶决不是单个地或偶然地发生的。大家来自山南海北，都受到同样的痛苦，都同样受冻受饿受辱挨打，这证明普天之下都存在着两种人，一种是压迫人的人，一种是受人压迫的人。前一种人经过各种线索的追寻，都归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就是他们的头子。后一种人经过各种事实证明，都归到共产党这里，共产党为人民办事，是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领袖。要报仇雪恨，只有和共产党一起，大家联合起来打倒蒋介石。
经过推广和引导，诉苦运动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亲自修改并向全军批转了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进行诉苦运动的经验。
随着广大指战员阶级觉悟的空前提高，各部队都因势利导，开展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号召大家“磨刀杀敌”、“复仇立功”、学好五大技术①和林彪总结部队实战经验而提出的“一点两面”〔指射击、刺杀、投弹、爆破和土工作业〕、“三三制”等战术②〔一点两面：集中兵力于主要攻击点突击敌人，同时以部分兵力从另一面或多面钳制并协同歼灭敌人。三三制：以步兵班为单位分三个小组，每组三人，在班长指挥下，以疏散机动、小群的战斗队形进行战斗〕，提高杀敌本领，准备随时投入战斗。
诉苦和群众性大练兵极大地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战斗力，为即将到来的对国民党军的战略决战，准备了一支精锐的大军。
继诉苦运动之后，罗荣桓和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又抓了部队的土地改革教育，学习中共中央于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
当时，在部队中也曾发生个别人帮助地主隐藏财物，干涉群众斗争，强迫群众释放被捕地主，甚至枪杀农会主任，解除工作团的武装等丧失阶级立场的现象。有一个连长蜕化变质，与地主小老婆通奸，竟枪杀了民主政府的村长马玉。后来，政府为马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公审、处决了那个连长。这就是有名的“马玉事件”。
针对这些情况，罗荣桓指示东总政治部通告全军：在经过广泛的土改教育之后，如仍有包庇地主、干涉群众斗争等类行为者，不论其出身和历史如何，均须给予批评与处分，严重者开除党籍，犯罪者法办。
部队经过土地改革教育，《土地法大纲》深入人心，进一步提高了指战员的阶级觉悟。
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在取得了很大胜利的同时，也曾发生某些“左”的偏差。例如，在挖地主的浮财时，有的地方农民成群结队进城，把兼营工商业的地主在城里的财产也挖走了。有的还准备把私营的工厂、商店也当作“浮财”分掉。
在一次东北局的会议上，高岗支持农民的这种过火行动，说农民有义愤，有权利进城“挖浮财”。罗荣桓不赞成，讲了过去中央根据地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侵犯工商业者利益的教训，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党的政策，不利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支援战争。但是有人竟指责罗荣桓说：“你懂得什么？这是东北，不是中央苏区！”罗荣桓胸怀宽阔，不与计较，只是据理力争。由于李富春等大多数委员支持罗荣桓的意见，终于顶住了农民进城“挖浮财”的错误意见，纠正了这种“左”的偏向。
在一九四八年二三月间的东北军区政治工作会议上，罗荣桓明确指出：“姓‘穷’的打姓‘富’的，只能是打击地主，不能打击工商业。”他提出：部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应当是“以阶级教育为基本内容，在集中领导下，普遍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以群众自己的经验来教育群众，把群众的水平提高到党的政策水平上来。”
当时，以“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代替党的领导的唯成分论的观点和“群众说了算”的口号，曾一度流行。罗荣桓顶住了这种“左”的偏向，说：“军队绝对不能搞贫雇农坐天下。如果这样搞，就是反干部、反知识分子。”所以这些错误的口号，没有在东北的部队中传播。当时，有些地方政府打电报到部队，要将一些出身不好的干部要回去，交群众斗争。罗荣桓说：“这些干部虽然出身不好，但已背叛了原来的阶级。”没有同意这些地方政府的要求。在部队的土改教育中，罗荣桓主张只采取自报公议的方式，检查干部战士的家庭出身，用自我批评和说服教育的办法，检查纠正个人思想上的非无产阶级影响。
与此同时，有些部队在群众工作和征发①工作中也一度出现了某些“左”的偏向〔向人民征调人力和物资〕。如私打土豪，把富农当地主、把中农当富农对待，滥征车马，宰杀耕牛，以及损害中农利益和违反工商业政策等。罗荣桓提出建议，于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日以“林、罗、谭”名义发出了《没收、征发工作与群众工作的补充指示》，及时纠正了这些“左”的偏向。
经过土地改革，广大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得土地，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保证了前后方粮食供给。与此同时，东北地区的工矿、交通、文化教育等事业都逐渐得到恢复。这就使东北解放军有了一个社会日趋安定、经济日益发展、可以源源供应人力和物力的稳定后方。
经过诉苦和土改教育，争取和改造了大批解放战士。往往经过一次诉苦后，他们的服装还未来得及更换，就能立即投入战斗，杀敌立功。因为他们曾经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所以在提高了阶级觉悟之后，便能成为重要的战斗骨干。解放战士成为兵员补充的一个重要来源，改造解放战士便成为当时部队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解放军士兵最主要的来源仍然是翻身农民。分得了土地的翻身农民为了保卫胜利果实，有着参军的巨大积极性，而战争越打越大，补充和扩大部队又为战胜敌人所必需。因此，罗荣桓建议组建第二线兵团。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东北局作出了关于成立二线兵团的决定，分工由罗荣桓负责主持这项工作。组建二线兵团的方法，是动员大批翻身农民、工人入伍，抽调野战军或地方武装的干部和老战士作骨干，不经过地方武装逐步升级的阶段，直接编成独立团，实施短期训练后，补充主力或编成新的师。事实证明，这是在有利的客观条件下，迅速扩大主力的有效方法。
一九四八年一月五日至七日，罗荣桓分别主持召开了北满七个军区（吉林、牡丹江、松江、合江、龙江、嫩江、辽吉）的会议，讨论组建二线兵团第一批独立团的训练和编制、第二批独立团的准备、干部的培养以及前线军区的作战任务等问题。
在松江军区的会议上，罗荣桓说：“目前正在训练的第一批四十个独立团，必须在一月底以前每团补足二千五百人，一个不能少。而且，要切实保证兵员质量。到三月间，这些独立团开上前线补充主力的时候，总部将派人实地点验，包括人员的素质和练兵成绩。第二批独立团，经过同各省委商量，东北局决定再成立一百二十六个。其中北满四十六个，热河五十个，南满三十个。每团二千五百人，总计三十万人。第一期四月至七月，先完成七十个；第二期八月至十二月，再完成五十六个。组训经费由各军区负责，实在有困难的，总部可以补助一部分。”
接着，宣布了北满组建四十六个独立团和培训七千二百名连排干部在各军区的分配数字。对组建中的武器装备、后勤供应等问题也作了具体规定和要求。
“任务已经明确了。北满要扩大二十万农民参军……”说到这里，他突然问道：“松江省委负责同志来了没有？”
松江省委副书记李德仲站了起来答道：“来了。”
这是罗荣桓和李德仲在东北的第二次会面，第一次也是在东北局召开的一次会上，罗荣桓一眼就认出了他，并主动向他打招呼。坐在一旁的李富春问罗荣桓同李德仲是怎么认识的，罗荣桓向李富春谈了十年前在平山洪子店的往事。①〔参看本书第七章第一节〕
在松江军区的会议上，罗荣桓又见到了李德仲，便招呼他到前面就座。罗荣桓接着讲这二十万兵员的问题，说明东北局决定在松江动员五万人参军。他问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