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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莫正民起义作内应。
十一月十四日下午，攻城与起义同时开始。八路军工兵穿上莫部的军服混进城用炸药包炸掉了日军炮楼。以此为信号，八路军健儿有的在起义官兵的引导下，从打开的城门冲进城，有的翻越城墙进入城内。黎玉、肖华、李作鹏随特务团两个营一起从南门进城。滨海军区第六团从东门，莒中独立营从西门进城。同时，一队队起义的官兵，臂上戴着写了“正”字的白袖章，排成四路纵队向城外涌出，人流中还押着伪县长、日本教官、顾问等。
县城虽破，但日军仍不投降。他们都龟缩到一个小围子里据守四个碉堡，负隅顽抗。经过长时间的围困和多次连续爆破，敌人的两个碉堡终于被八路军攻下，另两个碉堡的残敌，在增援之敌的接引下逃离莒县。
莒县解放后，罗荣桓、黎玉、肖华嘉奖了参战部队、地方干部、民兵和武工队员，莫正民部进入根据地后，被授予山东军区独立第二旅的番号，莫正民任旅长。在王道、莫正民起义以后，滨海军区争取了伪诸城保安大队长张希贤部一千三百余人反正；鲁中军区又争取了伪鲁东和平建国军独立第十团团长韩寿臣部一千八百余人反正。这四大股反正的伪军共八千三百余人，先后编为山东军区的四个独立旅。此外，尚有千人以下反正者一百五十余股，共七千余人。其中包括胶东收复荣成县城时反正的伪军滕品三部六个中队，杀死日军十七人宣布反正的威海刘公岛伪海军一部，与在荣成龙须岛反正的一股伪海军共六百余人。这三支部队反正后被编成了胶东军区海防支队。
这些伪军的起义，不仅有力地破坏了敌人“重点主义”的防御体系，而且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曲线救国”的反动政策。后来的事实证明，日本投降后，山东伪军立即与国民党军队合流投入了内战战场。在山东争取大量伪军起义，实际上便在事先打击了蒋介石在战后利用伪军反共的阴谋。显然，这也是罗荣桓“为战后作准备”的一步好棋。
在莒县全境解放的同时，鲁中、鲁南、胶东和渤海军区，也都各自发起了冬季战役攻势。鲁中军区向南肃清了临沂城的外围据点，向北直逼胶济线附近。鲁南军区十一月十日攻克大平邑（现平邑县城），控制了泗水城至费县段公路，直逼临城、费县、泗水、滕县等城市，并接近了津浦、陇海两条铁路线。这两次战役攻势共歼灭伪军四千余人，迫使伪军三股近千人反正，使鲁中、鲁南两区完全连成一片。胶东的八路军十一月中旬粉碎日伪五千人的“扫荡”，十一月十四日，逼退栖霞城守敌，解放该城，烟（台）青（岛）路北段完全为八路军控制。渤海的八路军于十一月中旬在惠民以西地区，对投降敌人的戴镐东（原国民党鲁北军区司令）部的进攻发起反击，歼其三千二百余人。十二月上旬，又粉碎日伪五千余人的“扫荡”，打破了敌人重占利津城的企图。
一九四五年一月三日，冬季攻势结束后，罗荣桓在分局和直属队的干部大会上作了题为《一九四四年的过去和一九四五年的到来》的报告，指出：一九四四年是世界反法西斯势力高涨的一年，也是山东解放区取得更大发展和胜利的一年。在这一年的战斗中，共歼日军四千八百余人，伪军五。四万人，争取伪军一。一万余人反正，收复县城九座，拔除据点一千二百余处，解放人口九百三十万，山东军区部队发展到十五万人，民兵游击队发展到三十七万人。八路军向着敌占城市交通线及平原地区发展，向北扩大了胶济线两侧的联系，向东延长与扩大了对海岸线的控制，向南渗过陇海路，牢固地保持了与华中的联系，形成了独立自主地准备反攻的有利形势。
但是，罗荣桓认为，敌我形势的改变仍然不是基本的改变，敌人还是强大的，几万日军加上十八万伪军，他们在实行重点主义配备之后，仍然保有机动能力，能向我“扫荡”或报复，因此要继续防止自满和麻痹情绪。
为了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罗荣桓乘热打铁，继一九四四年发动了一连串攻势作战之后，又部署了一九四五年的春季攻势作战。
鲁南军区的部队于一月七日向西跨越津浦路，发动了南阳湖东战役，解放了邹县至济宁的公路以南、南阳湖以东的地区，进一步扩大了山东与冀鲁豫地区的联系。接着，他们又回师路东，于二月初发起了泗水城战役。经过两天一夜的激战，全歼守敌，解放了泗水城，打退了增援之敌，击毙伪十军军长荣子恒以下官兵二百余人，击毙日军顾问、指导官三人，俘日伪军一千一百余人，缴获很多军用物资，同时争取伪第一团四百余人反正。至此，伪十军全部被消灭。泗水城的解放不仅进一步扩大了鲁中、鲁南的联系，而且开辟了八路军以后在更广阔的战线上向津浦铁路进军的有利阵地。
鲁中军区三月八日发起蒙阴战役。经过三天激战，攻克蒙阴城，歼灭日军一个中队，伪军十二个中队，毙伤伪军二百五十五人，俘伪县长、伪县大队长以下官兵九百五十六人，毙日军一百余人，俘日军九人。蒙阴城是敌人插在鲁中区的一个孤立据点。由于它逼近蒙山，对沂蒙山根据地威胁甚大，蒙阴一解放，从鲁中的泰山区、沂蒙区，南越蒙山到鲁南，使鲁中军区和鲁南军区完全联成一片，造成了山东八路军有利的反攻态势。
胶东军区在春季攻势中主要的进攻目标是赵保原。赵部原是山东国民党部队，此时打着国民党和伪军两种旗号，已成为与敌共存的兼桃部队。赵保原所辖兵力达一。八万人，长期盘据在莱阳东南以万第为核心的五龙河和大小沽河一带。其部队与莱阳、即墨及许多日伪据点交错配置，互为依托。赵保原不但派有代表驻在敌独立混成第五旅团，还设办事处于青岛、莱阳，经常以壮丁、牲畜、废钢铁、粮食等献媚于敌，对占领区人民横征暴敛，肆意屠杀，无所不为。广大群众对其投降叛国、残害人民的罪行恨之入骨。由于日本侵略军的扶植，赵部已成为山东全区最大的一支伪军。
早在一九四四年下半年，罗荣桓曾给胶东军区发电，明确指示他们应考虑胶东地区的前途，最关键的问题是能否把赵保原消灭掉。
按照罗荣桓的指示，二月十一日，胶东军区集中五个团和五个营的主力部队附一个炮兵营，在地方部队和民兵的配合下，经过七天七夜的战斗，终于捣毁赵保原的老巢万第，歼敌九千余人，消灭了他的基本力量。赵率残部南窜，投靠即墨之敌。这样，不仅胶东各分区扩大了联系，形成了大片根据地，而且在对日伪反攻作战时，解除了八路军的后顾之忧。
在此期间，滨海军区在粉碎敌人二千人的“扫荡”后，于二月二十一日，以一部攻克海头、小辛庄等九个据点，逼近陇海路和连云港。
经过春季攻势作战，沉重打击了山东日军制定的一九四五年一、二、三月份的“重点主义军事清剿计划”，扩大了山东解放区，为以后的反攻作战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
第十六章 “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
－－－－－－减租减息
为了克服严重困难，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中共中央制订了一系列切合各根据地情况的政策，当时简称“十大政策”。①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八日〔十大政策是：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政权、减租减息。参看《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四月第一版，第八九七页〕，毛泽东就执行十大政策有关情况的十个问题电询各战略区负责人。八月十二日，罗荣桓和黎玉致电毛泽东作出答复（以下简称《答复》）。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复电，指出：“关于十个问题的答复，早已收到，内容很好。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你们已有丰富经验。估计一九四五年，山东全党工作会有极大进步。”对山东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罗荣桓、黎玉在《答复》中用很大篇幅讲了减租减息。这是因为减租减息是当时农村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也是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
在一九四二年刘少奇到山东以前，山东抗日民主政府虽然也颁布过有关减租减息的法令，但实际上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当时二八％的村政权还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另有四七％的政权成分不纯。因而明减暗不减的现象相当普遍，不少地区出现了侵蚀群众胜利成果和地主反攻倒算的现象。山东分局的《四年工作总结》对此已经作了检讨。
罗荣桓和分工抓这项工作的黎玉，通过调查研究，认为减租减息运动进展缓慢而又不彻底的主要原因，是有一些干部对减租减息还存在一些模糊乃至错误的认识，因而领导不力。
山东封建地主的势力很大，农村中约有八十％的农户租种地主土地。在莒南县大店，占总户数七％的地主占有六十％的土地。山东农村的封建剥削和超经济的封建压迫十分严重。那些恶霸、“山大王”掠夺农民欠下了累累血债，其罪行更是罄竹难书。
可是有的干部却不经调查研究，就宣称山东农村土地分散，租佃关系不多；有的干部也承认双减是解放农民的需要，可又怕超越了统一战线的范围，甚至认为政府去搞双减就会妨碍“三三制”的贯彻；有的干部看到地主收入减少了，就有些缩手缩脚；还有的干部存有“恩赐观点”，认为只要由政府贴张布告，就可实现双减，而不懂得只有启发群众自身的阶级觉悟，才能使他们自己解放自己。
为了澄清模糊认识，推动双减工作的开展，罗荣桓在群众工作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做群众工作，一要根据群众的需要，二要遵守群众自愿的原则。当群众还没有觉悟时，要对他们进行“谁养活谁”的教育。根据这一指示，群众工作干部联系农民生产劳动的实际，给他们算“地瓜帐”，即种一亩地能产多少斤地瓜，农民花了多少工本，应得多少收入，给地主剥削去了多少，等等。当农民明白了这个道理后，干部便因势利导，成立和整顿农民救国会，挑选出一些群众最痛恨的恶霸地主，对其开展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用说理和控诉的方式，揭露其罪恶。
《答复》中说：“……一些恶霸是典型封建主，过去仗势欺人……群众恨入骨髓，在减租减息中不斗倒他们，群众是不敢起来的。往往一斗争，群众是三千五千的来（参加）说理。十个月来，在滨海区打击了不少，群众说：这才翻身了，晴天了。”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在分局和滨海区党委直接领导下，莒南县的大店村召开了有本地和莒南县四乡及外县代表三四千人参加的斗争大会，斗争了恶霸地主庄景楼（外号“庄阎王”），控诉他残酷压迫农民，逼死人命的罪行。庄景楼的鹰飞到贫苦农民魏老头家抓鸡，被魏老头打死，庄阎王不仅将魏老头毒打一顿，还要魏老头给鹰出殡。魏老头无可奈何，卖了地，给鹰买了棺材，披麻戴孝，把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