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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罗湘送进黄埔军校后不久，十一月间，罗荣桓返回故乡。这时，湖南省的农民运动正迅猛发展，全省已有五十多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一百三十多万。衡山又是湖南农民运动发展得比较好的县份，农民协会已普及到全县大部分地区。罗荣桓感到世道确实不同了，昔日的泥脚巴子已经挺起了胸膛，扬眉吐气；而那些绅士们却象经霜的秋叶，蔫蔫地低下了脑壳。
罗荣桓一回到家，街坊四邻纷纷前来看望，向他打听北伐的情况。一些农会积极分子又邀请他参加农会工作，罗荣桓欣然从命，随即便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动员农民参加农会的工作中去，连抱一抱刚刚满月的女儿都没有空。他走东家、访西家，上屋里进、下屋里出，跑遍了南湾周围大大小小的屋场。他没有大学生的架子，总是笑眯眯地认真听取乡亲们的意见，帮他们拿主意。他还受农友的委托，到县城找到县农民协会的负责人，汇报了南湾的情况，受领了指示。
不久，衡山梦字九区农民协会在南湾罗氏定德公祠召开了成立大会，会后进行了庆祝游行。
接着，农会又委托罗荣桓发动和组织了南湾女界联合会和儿童团，开展了为支援北伐进行募捐、破除迷信和妇女放脚、剪发等活动。有一次，土豪劣绅罗凤梧唆使打手打死向他募捐的一名儿童团员，罗荣桓领导群众对他进行了坚决斗争，打开了罗凤梧的谷仓和钱柜，将罗凤梧的谷子和钱，一部分作为被打死的儿童团员的抚恤金，一部分分给了贫苦农民。
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南各地纷纷开展镇压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农民运动达到发展的高峰。在这一有利的形势下，通过处理被害儿童团员的事件，南湾地区的群众阶级觉悟普遍提高，农会、女界联合会、儿童团等组织进一步巩固。同衡山县其他地区一样，在南湾也出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政治局面。
高涨的革命形势使罗荣桓在革命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在“五卅”运动中，他经受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的风雨，如今的农民运动又将他推到了反封建的阶级斗争的潮流里。这两次革命运动的洗礼，使他在风雨中成长起来，为他日后作为一个革命家提供了初步而又有重要意义的经验。
四月上旬，罗荣桓收到彭明晶的来信。信中说，他参加了北伐宣传队，已随北伐军由广州来到武昌，转入武昌中山大学，建议罗荣桓也到武昌来读书。彭明晶这封信不禁使罗荣桓怦然心动，这时，他与父兄的矛盾已经很尖锐了。罗国理知道罗凤梧等人的势力依然存在，罗荣桓今天把他们得罪了，将来他们定会报复，家庭还有可能因受他连累而再吃官司。他常常骂儿子忤逆不孝，急于把他赶走，罗荣桓在这个家里是再也呆不下去了。而他此时对上大学的夙愿也未能完全忘怀。于是，四月十四日他动身去武汉。
这时，蒋介石发动“四十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还没有传到偏僻的南湾，但土豪劣绅已经蠢蠢欲动，罗荣桓常常处于地主分子罗凤梧、肖罗仙等的监视之中。为避免意外，他在这一天夜里，由一名农会积极分子老肖护送，秘密出发。临行前，他回到屋里看看已经熟睡的刚刚半岁的小女儿，俯下身去亲了一亲，然后告别了家人，就上路了。
他和老肖顺着崎岖的小路，登上了南湾西面的金觉峰。这时，明月仍然悬挂在西天。罗荣桓停下脚步，转过身来深情地巡视着哺育了他的山河大地。在东方，雷公坳的山顶仿佛已露出一抹微光。而南湾一带的屋宇、田野、林木、河流却仍然沉浸在朦胧的夜色之中。罗荣桓伫立良久，然后转过身来，匆匆地踏上征途。在金觉峰上，他投下了对家乡的最后一瞥。从此，他南征北战，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却再也没有回过南湾。
罗荣桓到达武汉后，通过补考，插入武昌中山大学理学院一年级读书。当时已是蒋介石发动“四十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大革命处于危险之中，学校师生全力投入了紧张的革命工作，课上得很少。
这时，武汉从外表看革命气氛依然非常浓厚，但实际上已经危机四伏。武汉国民政府所管辖的地区，仅限于湘、鄂、赣三省，已处于新旧军阀的四面包围之中。在武汉内部，由于帝国主义的破坏和资本家采取对立态度，商品奇缺，粮食紧张，百物腾贵，人心惶惶，陷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与此同时，武汉国民政府领导人汪精卫为了策划“清共”，向革命力量步步紧逼，而中共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者却在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面前节节退让……在武汉的政治舞台上，乌云翻滚，眼看着一场摧残革命的暴风雨就要来临。革命队伍中的许多不坚定分子被蒋介石的屠刀和武汉险象环生的局面所吓倒，纷纷脱离了革命。
就在这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时候，罗荣桓却象海燕一样，展开了翅膀。到了武汉以后，他经彭明晶介绍，五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担任了武昌中大支部的组织干事，不久转为中共党员。
七月初，罗荣桓被湖北省委分配到通城县做农运工作。他把心爱的教科书、英汉辞典，还有计算尺等都送给了同学，毅然放弃了当建筑师的志愿，毫不犹豫地服从了组织的决定，对吃苦、牺牲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临行前，他给家里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父母的。他通知家里，再也不要给他写信了，因为他行踪不定，且生死难卜。他希望家里能帮助他赡养颜月娥母女的生活。如果颜月娥改嫁了，就帮助他把女儿抚养成人。另一封是给颜月娥的，他告诉颜月娥，为了革命，他走了，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回家。为了不耽误颜月娥的青春，希望她改嫁。为此，罗荣桓宣布解除他们之间的夫妻关系。罗荣桓考虑到颜月娥的处境，又补充了几句，她是否离开罗家，一切由她自己作主，既不强迫她留下，也不强迫她离开。
信寄了出去，罗荣桓割断了同家庭的关系。他将在几天里出发，奔向新的战斗岗位。
第二章 投身秋收起义
……………………………………通城暴动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对革命者进行了血腥大屠杀。
蒋介石、汪精卫的屠刀吓破了一些懦夫的胆。报纸每天都辟出专栏登载变节者脱离中国共产党的启事。但是，烈士们的鲜血却激起了革命者更加昂扬的斗志。他们，正如毛泽东所说：“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彭明晶和罗荣桓就是这样一种坚定的共产党人。此时，彭明晶已被留在武汉市委从事地下工作。罗荣桓同这位同窗三年的战友分手时，依依惜别，一遍遍地互相嘱咐，互相勉励……罗荣桓怎能料到，此次分手便是永别！一九二七年秋，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的共产党员在武汉不幸遭敌人杀害。
不久，罗荣桓就上路了。由于各个车站盘查很严，他只坐了一段火车便开始步行。
一路上，罗荣桓的心情同半年前在家乡搞农民运动时相比，已经迥然不同了。投身于急风骤雨式的农民运动中的兴奋激动，此刻变成了满腔悲愤。罗荣桓后来回忆说：“那时就是气愤，不服气。”①〔罗荣桓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七日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召开的座谈会上的讲话〕好端端的革命局面不复存在了，千万革命者倒在敌人的屠刀之下，他这口气怎么能咽得下去！
经过几天跋涉，七月下旬的一天，罗荣桓到达通城。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县长王武扬等向他介绍了当地的社会情况。
自从北伐军进入通城后，农民运动发展得迅猛异常。一九二七年五月，由于已经倒戈的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的叛军残部流窜到通城，地主豪绅一度乘势向革命势力进行了反扑。但不久农民运动的形势有了好转。“七一五”汪精卫叛变以后，形势就更加恶化了。在通城县城里，县的武装掌握在代表豪绅利益的团防局长刘秀波的手里，反动势力占了上风。可在乡下大部分地区还是农会当家。原国民党省党部特派员汪玉堂是中共党员，正在乡下组织农民自卫军。王武扬要求罗荣桓以农会特派员名义在两三天内下乡，协助汪玉堂组织农民自卫军。王又将民政股长谭梓生介绍给罗荣桓，让罗随谭一道下乡。
在谈话中，罗荣桓了解到谭梓生原来是上海政法大学学生。一九二七年北伐军攻克他的家乡安徽旌德后，他被任命为旌德县长。“四十二”蒋介石叛变以后，他在家乡不能存身，跑到武汉，又由湖北省党部介绍到通城工作。
过了一天，罗荣桓、谭梓生下乡同汪玉堂会合，开始进行农民自卫军的组建工作。
这一工作同罗荣桓在家乡搞的农民运动比较起来已经深入了一大步。当前，你死我活的武装斗争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随时都要准备流血牺牲了。因为农民生怕已被打倒的土豪劣绅回来进行报复，积极分子都愿意武装自卫，而夏斗寅的溃兵在通城四乡又扔下了不少枪支，武器是现成的，所以，农民自卫军的组建工作一开始进行得比较顺利。上千的农民报名参加了自卫军，枪也有了二三百支。这时，传来了南昌起义的消息，斗争形势更为紧张。刘秀波已在城内加强了戒备。四个城门一落日就上锁，白天只留下一个窄窄的通道供行人出入。又过了不久，上级派人来鄂南传达了中央“八七会议”关于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和湖北省委的秋收起义计划，要求各地九月十日以前开始起义，以“推翻武汉的统治，彻底消灭封建势力，而建立农民协会的政权”。
罗荣桓和王武扬、汪玉堂等研究了如何执行省委计划的问题。大家感到，解决刘秀波的民团是一个关键。如果调农民自卫军攻城，刘秀波将城门一关，势必要强攻。但是，农军一无重武器，二缺训练，很难完成这一任务。
正当他们还拿不出办法的时候，由原崇阳县民团改编而成的崇阳农民自卫军一百多人受国民党第十三军的压迫南下了。这支队伍的领导人是原崇阳县团防局长叶重开。他派人到通城找汪玉堂接头。汪要求叶重开立即率部隐蔽驻扎在通城县城西面的铁柱岭。汪又派人通知王武扬秘密出城，和罗荣桓、谭梓生、叶重开一道研究行动方案，决定智取通城。
八月二十日上午，叶重开由十几名卫兵前呼后拥，押着由一个自卫军的伙夫装扮的“犯人”，来到通城西门。这时城门已紧紧关闭。
叶重开下了马，大声嚷着要见刘团总。门卫见来人是个当官的，便将城门开了一道缝，把叶放了进去。叶重开递上了印有崇阳县团防局长官衔的名片，说抓住了一个通城的共产党，要亲自押交刘团总。门卫信以为真，把城门打开。叶重开带着这十几个人径直奔向县衙门，在早已隐蔽在衙门附近的通城的中共党员的配合下，活捉了刘秀波，缴了民团的枪。
当天下午，在通城县衙门口召开了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成立大会。大会由王武扬主持。他首先宣布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正式成立，并向弟兄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