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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到孔师后，按照罗荣桓的指示，宣传八路军的抗日主张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八路军优良传统，帮助孔昭同整顿部队，克服旧军队的恶习，改善官兵和军民关系，为改造这支部队创造条件。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滕县活动的国民党顽固派申宪武（申从周）蠢蠢欲动，企图进攻孔昭同部。孔昭同师的第一旅旅长刘昭汉，也和国民党勾结，脱离孔师节制。罗荣桓和陈光决定，打击申宪武，刹一刹顽固派的嚣张气焰。在作战中，申宪武狼狈逃跑，他的两个团被消灭。战后，董尧卿旅即归还八路军建制，编入六八六团。后来，六八六团改称鲁南支队，六八六团团长张仁初任支队长，董尧卿任副支队长。接着孔昭同也毅然决定，与国民党割断联系，接受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一天晚上，他选派了十名身强力壮的保镖，护送黄玉昆连夜回第一一五师，向罗荣桓和陈光报告孔的这一决心。
经上级批准后，第一一五师正式任命孔昭同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曲、泗、邹、滕、费五县游击司令。孔昭同亲率人马，到第一一五师驻地接受点编。第一一五师召开了隆重的欢迎会，宴请孔昭同和他的部属。罗荣桓在欢迎会上讲话，热情称赞孔昭同坚持团结，坚持抗战的精神。罗荣桓和陈光检阅了孔昭同部队，给指战员颁发了八路军臂章。第一一五师还给孔昭同部队补充了弹药和衣服。
一九四○年秋，孔昭同病重。在弥留之际，他对他儿子孔宪绍说：“共产党、八路军不歧视我们，不撤换我们，也不编散我们的部队。共产党一定会胜利，你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一九四○年十一月，孔昭同因病逝世，罗荣桓与陈光、肖华联名送了挽联，颂扬孔昭同热爱真理，为民族，为国家英勇奋斗的高尚品德。
罗荣桓在鲁南还团结了许多在当地有一定声望的爱国人士，他们在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敌占区贸易，瓦解敌伪军方面，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联络东北军，挤走李长胜
在鲁南，共产党、八路军的主要统战对象是当地各种地方势力和东北军。国民党的各种地方势力中，实力最强的是山东省第三区督察专员兼第三区保安司令张里元。他曾在韩复榘手下先后当过县长和专员。韩复榘南逃时他没有跟着跑，并在临沂费县一带建立了武装。沈鸿烈当了山东省主席以后，与原韩复榘系统的张里元存有矛盾。一九三七年冬，共产党即与张里元建立了统战关系，先后派童陆生、刘其人等去张部工作。一九三八年秋，张曾掩护过鲁南抗日义勇队。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张的政治态度右转，共产党派去的工作人员被迫撤出。但因张对共产党还保持中立态度，根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罗荣桓决定与张里元继续保持统战关系，曾几次派人去张部联络。在名义上归张里元统辖的鲁南各县地方武装，对共产党政治态度不一，互相之间矛盾也很多。罗荣桓对他们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
与鲁南的地方势力相比，东北军是更为重要的统战对象。罗荣桓一进山东，就对东北军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早在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六日，他在泰西时，就在师直属队的干部会议上指出：“于学忠到鲁南，统一战线的形势可能会好一些。我们应很好地巩固与东北军之团结。”于学忠是山东人，曾在北洋军阀吴佩孚手下当师长。一九二七年吴垮台后转入东北军。一九三六年任国民党的甘肃省主席。西安事变时，他在西安参加了张学良主持的高级将领会议，同意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张被蒋扣押后，东北军即由于学忠率领。抗战开始后，蒋介石把于调到山东，既想让东北军在同敌伪的战斗中受到削弱，又想利用东北军限制人民力量的发展，而于学忠一方面不得不受蒋介石的节制，另一方面又时时要提防蒋把他这个“杂牌军”吃掉。因此，他有一个很形象化的口号：“既不红，又不蓝，三条道路走中间。”
于学忠部辖有第五十一军和第五十七军。于的苏鲁战区司令部和第五十一军驻扎在沂鲁山区，第五十七军的第一一一师驻扎在日（照）莒（县）山区，第一一二师驻扎在鲁南，同八路军的驻地犬牙交错，师部驻在石河、官庄，离大炉只有十二里路。
早在一九三八年春天，共产党在第一一二师就设有秘密的工作委员会。一九三九年，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工委已停止发展组织而专做统战工作。罗荣桓到大炉后便受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托，负责直接领导这个工委。工委负责人谷牧秘密来到大炉向罗荣桓汇报了第一一二师的情况。该师师长叫霍守义。“西安事变”前，他在陕北，防地与红军接壤，曾奉张学良之命，掩护了大批人员进入苏区，其中包括美国记者斯诺。因此，他对共产党还是友好的。这个师的两个旅都有共产党掌握的战地服务团，每个团都有党领导的宣传队。第一一二师三三四旅六六七团团长叫万毅，“西安事变”中是著名的少壮派，事变后被蒋介石扣押，抗战爆发后才释放。一九三八年三月由张文海、谷牧介绍秘密加入共产党。在他的掩护下，共产党在六六七团的工作十分活跃，几乎每个连队都有党员，抗日气氛十分浓厚。
罗荣桓很满意地听取了谷牧的汇报后指出：对东北军要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要团结争取广大官兵一道抗日，另一方面对在部队中进行阴谋破坏活动的国民党特务要进行尖锐的斗争，揭露他们的反动面目，防止东北军向坏的方向转化。
罗荣桓初步了解了第一一二师的情况后，便派参谋处长王秉璋去做联络霍守义的工作。王原在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一九三一年底在宁都暴动中参加红军。由于王对旧军队官兵的思想动态、生活习惯、语言礼节等等比较熟悉，因此王第一次去拜访霍守义时，霍同他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王给霍送来一些宣传材料，其中有一份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霍看了后击节赞赏。王告辞后，霍拿着歌篇对他的书记（相当于秘书）李欣说：“我看这支歌很好，咱们也能唱。你就用我的名义起草一个训令发到全师，要大家都唱这支歌。”
这位李欣也是共产党员，当有人向霍守义告发时，霍不大相信，说：“只要他抗日，管他是不是共产党。”
王秉璋告辞后的一个寒夜，李欣在秘密交通员带领下，顺着崎岖不平的山路，匆匆赶到第一一五师师部去见罗荣桓。
由于李欣还要在拂晓前赶回，顾不上寒喧，一坐下来就汇报。罗荣桓凝神听完他的汇报，几乎没有什么插话。李汇报中，林月琴端来炒得热烘烘的花生，款待这位从事危险的秘密工作的同志。
李欣从一九三八年起便在霍守义身边工作，对第一一二师情况，对霍守义的政治态度和脾气爱好，以及霍同王秉璋见面的反应都十分清楚。李详细汇报后问罗荣桓，党在第一一二师的工作基础很好，在国民党加剧反共的形势下，是否可仿照山西新军的办法把队伍拉过来。
罗荣桓立即指出：你们的情况同山西新军不同。山西新军是我们党组织起来的部队，而第一一二师是东北军。你们还是要做好团结上层进步势力和下层广大群众的工作，争取霍守义向好的方向转化，不要搞“起义”。冬夜围炉长谈，并不觉得时间过得快，说话间已近拂晓。为了避免暴露，李便起身告辞。
在第一一五师师部还有一位人物，他可以在霍的住处登堂入室，同谷牧、李欣等联系而不致引起霍的怀疑，他可以同霍当面争论而不致撕破情面。他就是联络科长靳怀刚。他的父亲靳云鹗曾经当过吴佩孚的副司令和河南省长，同于学忠有袍泽之谊。他的伯父靳云鹏在北洋军阀政府曾两度出任国务总理，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
靳怀刚在北平读书时，参加了“十二·九”运动。抗战爆发后回故乡邹县组织游击队，不成，赴延安学习并入党。后奉调到鲁南做联络工作。他和地委书记宋子成等都住在万春圃家后院。罗荣桓同他们结邻而居。罗荣桓平时沉默寡言，不苟言笑，可在同靳熟悉了之后，却常常同靳开个玩笑，称之为“靳少爷”。
一天，罗荣桓问靳怀刚：“你家的生活条件那样好，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呢？”靳讲了他家大多数成员过着骄奢淫逸的腐化生活后说：“在那个家庭里，人和人的关系除了金钱没有别的。我实在不愿意同流合污。我呕不了那个气。”
罗荣桓点点头说：“你参加革命完全可以理解。中国有许多官宦之家出身的知识分子能够参加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特点。”罗荣桓还援引周恩来为榜样，鼓励靳怀刚不断进步。
霍守义是张作霖的老部下，早就认识靳怀刚，称呼他为“老弟”。由于有这层关系，罗荣桓便让靳继续联络东北军。根据统战工作的需要，罗荣桓感到靳的职务需提高一点，又任命他为第一一五师的后方政治部主任。
罗荣桓在同东北军搞统一战线时，注意了又团结又斗争。他每次派王秉璋、靳怀刚去第一一二师之前，都要找地委书记宋子成、群工部长刘兴元、峰县县长潘振武等集体研究谈判预案，设想霍会提一些什么问题，应如何答复。当时霍守义经常鼓吹国民党的一个政府（国民党政府）、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领袖（蒋介石）。罗荣桓等便考虑，假如霍提出我们建立民主政权为“破坏统一”时，便回答他：国民党所派县长、区长在日军进攻面前望风而逃，人民理应成立民选的抗日民主政府，等等。
罗荣桓还向王秉璋、靳怀刚交代，要反复讲八路军和东北军是老朋友，对霍在抗日中的功绩作充分评价，但在原则问题上又要寸步不让。
按照罗荣桓的交代，靳怀刚同霍谈判，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霍理屈词穷时便说：“哎呀，老弟，先吃饭，吃了饭再谈。”由于靳按照罗荣桓的指示，在谈判时既坚持原则又注意掌握必要的灵活性，也由于靳同霍的历史渊源，谈判争论得再激烈也没有闹翻。
在对霍守义的统战工作中，处理官里庄事件，从而挤走顽固派的县长李长胜，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李长胜是沈鸿烈委任的费县县长。沈鸿烈虽是东北军出身，可政治态度和于学忠、霍守义不同。他已死心塌地投靠蒋介石，成为反对共产党、反对八路军的磨擦专家。而李长胜又是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的外甥。缪同沈在政治上沆瀣一气，也是东北军中反动势力的代表。李长胜便依仗沈鸿烈、缪澂流作后台，处处同八路军、同人民作对。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临郯费峰四县边联农民自卫团在费县官里庄开会，邀请李长胜参加。李长胜带了一些保安队闯到会场后就以县长身份提出要检阅自卫团，强令自卫团架起枪支，排队集合。然后指使部下开枪，当场打死自卫团干部、团员六人，打伤二十余人。这就是震惊鲁南的“官里庄惨案”。
消息传出后，鲁南地委和四县边联的领导人立即开会研究对策，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