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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郭影秋并不知道，这是王须仁的垂死挣扎，更不知道这也正是罗荣桓即将来解救他们之时。
过了几个小时，郭影秋被带到一个四合院的西屋内。他抬头一看，对面桌后坐着几个人都不认识。
中间坐着的那人招呼郭坐下后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郭影秋。”
“你认为肃托怎么样？”
“我认为肃托是正确的，可我是被冤枉了。”他受到当时条件的限制，只能这样回答。
“是谁冤枉了你？”
“是郭子化。”
“郭子化怎么会冤枉你呢？”
“郭子化在山东分局自首，承认自己是托匪，而且还供出我也是托匪。可是，我不是……”
“郭子化自首，还供出了你，你是怎么知道的？”
“审讯我的人说是分局来了电报。”
“岂有此理！”中间那人气愤地拍了一下桌子，站起来说：“郭影秋同志，我不是来审讯的。分局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电报，郭子化同志也从来没有自首过，这完全是捏造！”他走到郭影秋面前自我介绍说：
“我是罗荣桓。”他又指指身旁的两位干部说：“这位是张经武同志，这位是郭洪涛同志。郭子化同志也来了，你停一会就会看到他。”
罗荣桓命令立即释放郭影秋。郭影秋一听，泪落如雨，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后来，郭影秋回忆道：“罗荣桓同志再晚来四小时，我和李贞乾、郝中士、梁兴初几位同志，也被拉出去枪毙了。罗荣桓同志到了湖西之后，所谓‘肃托’斗争才被制止。”
经过同郭影秋这次谈话，罗荣桓和郭洪涛、张经武一致认为，已经没有必要逐一甄别了。罗荣桓决定快刀斩乱麻，无条件释放一切被关押的同志，让他们返回原岗位，恢复工作。
接着，罗荣桓等又去看望被囚禁的梁兴初、李贞乾。
衣衫褴楼、累累伤痕的梁兴初，看到罗政委走进牢房，立即扑上前去，紧紧抓住罗荣桓的双手，泣不成声地说：
“罗政委啊，您再晚来一步，我们就见不到您了！”
罗荣桓搀扶他坐下，仔细察看他的刑伤，愤慨地说：“这简直是犯罪！”他向梁问了一些情况，勉励他打起精神，好好工作。
罗荣桓等又去看望李贞乾。他是受刑最重的一个，受刑后一直卧在地铺上。罗荣桓进去时，他挣扎着要坐起来，罗荣桓赶紧迎上前去，随行人员介绍说：“这就是罗政委！”李贞乾没有见过罗荣桓，目光中还有一丝疑虑。罗荣桓立即安慰他说：“李贞乾同志，你受委屈了！你是一位好同志。为了开辟湖西根据地，你和区党委的同志做了许多工作，党是知道的。”李贞乾听着暖人肺腑的话语，热泪夺眶而出。罗荣桓随即派人将李贞乾转送卫生队，并再三嘱咐，细心护理，精心治疗。
几百名“囚犯”一下子自由了，好象春潮冲破冰封，仿佛黑夜突见光明，人们很难掩饰激动的心情。罗荣桓和郭洪涛召集被释放的同志开会。面对着一双双热泪盈眶的眼睛，罗荣桓亲切地说：“同志们，你们受苦了，受委屈了！我代表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向你们慰问！慰问受冤枉的同志，慰问无辜受害者的家属！”
人们再也抑制不住了，会场上响起了一片激动的哭声。这哭声发自对党的感激，对死者的哀痛，对刽子手的愤恨。罗荣桓的眼睛也湿润了，他激动地说：
“这不仅是哪一个同志的不幸，这是由于逼供信而造成的又一次惨痛的教训。这是我们党的严重损失！”他痛心地指出，由于湖西“肃托”的严重错误，破坏了党的威信，削弱了党的战斗力，损害了我党我军和群众的鱼水关系。他号召全体同志，要加倍努力地工作，尽快地挽回这一事件给党造成的严重损失。他要求受冤屈的同志，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积极帮助党把问题搞清楚。
－－－－－－－余波
“肃托”被制止了，大批干部和指战员得到解救，可罗荣桓心情仍然十分沉重。有一天，他散步时，遇到了在第四大队一营当组织干事的陈忠梅。陈是一九二九年参加革命的红小鬼，曾在罗荣桓领导的第一军团政治部工作过。如果在别的时间，别的场合，罗荣桓见到他一定会亲热地谈一会。可是此时此刻，罗荣桓的心情很沉重，他一见到陈忠梅就很严肃地说：“小鬼呀，你还记得打AB团的教训吧？湖西事件又重犯了那种错误呀！”
但是，这一事件为什么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教训是什么？罗荣桓一直在思索着这个比释放几百名同志更难解决的问题。罗荣桓一到湖西，就注意到王须仁这个人。他整天弓着腰，显出一副谦卑的样子，两只眼睛深深地陷在满是络腮胡子的脸上，加上一副眼镜挡在前面，很难看清他那诡秘的眼神。罗荣桓来了以后，王须仁很少抛头露面，话也不多，似乎并无多大本事。可是郭影秋、郝中士等都揭露了王须仁的大量骇人听闻的严重罪行。罗荣桓初步了解了情况后，便很尖锐地向区党委书记指出：“现在可能是这种情况：好人牺牲了，坏人却逍遥法外。”
罗荣桓指示保卫部进行调查，原来王须仁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物。据说抗战前，他在北京读书时入过党，以后被捕自首。抗战后，他和北平流亡学生一起到了山东，先在韩复榘部队和第五战区第二游击司令部干了一段，后来加入了湖西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政委王文彬感到他来历不明，没让他带兵，叫他在政治部当军法官。后任政委郭影秋见他搞刑讯逼供，便不让他管审讯，分配到湖边地委当组织部长。
罗荣桓决定解除王须仁的职务交保卫部进一步审查。不久，王畏罪自杀。
至于王凤鸣，由于他很年轻，又经过长征，罗荣桓当时认为他是受人利用，在政治上犯了错误。罗荣桓在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后，将他调离湖西，分配到第六八六团当团长。一九四○年十月，罗荣桓和陈光在关于一一五师干部的配备问题给集总和中央的一份电报中提出：“王凤鸣因肃托错误严重，拟撤销工作调回政治部，在部队内开展深入斗争。”一九四一年二月，中央决定判处王凤鸣徒刑。文件辗转传到山东，已是夏天。罗荣桓即以他和陈光的名义打电报给中央，表示拥护中央决定，同时将王凤鸣叫到师部，向他宣布开除其党籍，调到师部机关做行政管理工作。罗荣桓打算随后把王送到延安，再宣布对其执行徒刑。王凤鸣自知罪恶深重，连夜逃跑投敌，当了汉奸。罗荣桓立即以陈、罗名义报告中央，“我们对王凤鸣有迁就姑息。这个错误我（荣桓）负责任，请求中央给予批评和处分。”①王逃走的第二天〔据当时在一一五师师部任秘书的武清录同志回忆，此时陈光去养病，不在师部〕，罗荣桓在师的政工会议上讲话时，又就此公开作了自我批评。
罗荣桓的自我批评说明了他对王凤鸣这样的人过于相信。罗荣桓一贯是与人为善的，总是把干部往好里估计，尊重干部革命的自觉性。但是，碰到王凤鸣这种坏人，就不免要产生失误了。有了过失，他就检讨。他这种光明磊落的品德，给大家以深刻的教育。
王凤鸣所在的四大队隶属于苏鲁豫支队。“肃托”事件发生后，支队政委吴法宪没有露面。罗荣桓到湖西后便打电报，叫他迅速从陇海路南到湖西来。但吴行动迟缓。罗荣桓严肃地责问道：
“你是支队政委，湖西发生了这样严重的问题，你为什么不来处理？”
“王凤鸣把梁兴初都抓起来了。我来也处理不了。”吴法宪说。
罗荣桓经报请上级批准后，决定让吴改任支队政治部主任，由朱涤新接任了支队政治委员。
罗荣桓以果断的措施，挽救了湖西的危局。区党委和湖西各县县委陆续恢复了工作，湖西抗日形势逐步好转。在湖西被罗荣桓营救的干部，后来许多人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罗荣桓处理湖西事件的历史功绩，永远铭记在千万湖西人民心中。
湖西事件以后，罗荣桓经常以此为鉴教育干部严格掌握党的锄奸政策。在第一一五师机关和部队中，再未发生类似事件。
但是，在康生的影响下，山东有些地区从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二年，仍然发生了错误的“肃托”事件，杀了不少人。罗荣桓在他影响所及的范围内，进行了干预，又挽救了不少干部的生命。
一九四○年，鲁南的第三地委曾开了一个七十多名“托匪”嫌疑分子名单，并在费县抓了二人。当时驻鲁南地区的罗荣桓发现后，立即对地委负责人说：“这个名单有没有根据呀？这是很严肃的事，不能盲目的搞。”根据罗荣桓的意见，鲁南的“肃托”很快停止了。
一九四一年，第一一五师师部进驻滨海区。一天，罗荣桓听说山纵第二旅奉命在搞“肃托”，抓了几十个人。他立即对旅长孙继先、政委江华说：“此事应当慎重。如果没有充分证据，要赶快把被捕的人放掉。”孙、江按罗荣桓的指示立即将被捕的七十二人全部释放，在山纵第二旅未造成严重后果。
山东的“肃托”，直到一九四二年四月，刘少奇来到山东检查工作后，才完全制止。
为了避免重犯湖西事件的错误，罗荣桓总结了湖西事件的教训，在一九四○年四月下旬召开的一一五师鲁南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错误的锄奸方法给了我们很大的损失，只是用简单的审讯拷打，轻信口供，造成锄奸工作的神秘化。结果是造成统一战线的破裂，脱离群众，使同情者失望。
从抓AB团到“肃托”，在党的历史上曾多次程度和范围不同地发生过“肃反”方面的“左”的错误。对于这种“左”的错误，罗荣桓每一次都给予抵制，以尽力减轻其对党对干部的伤害。罗荣桓逝世后不久，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种错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地总结了这一方面的历史教训，使全党对这种“左”的错误有了深刻的正确的认识。这时，人们再回过头来看罗荣桓，便更加感到他在坚决抵制肃反中“左”的错误时，无所畏惧地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第十章 开创鲁南新局面
－－－－－建立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间，罗荣桓返回大炉，陈光也由鲁西来到大炉。
大炉位于抱犊崮山区。所谓“崮”指的是四周陡峭而顶部平坦的山头。在胶济路以南的大片山区，据说有七二崮，抱犊崮为其中之一。和许多崮一样，它的顶部很平，可以种庄稼，然而，上去却很难。人们可以顺凿出来的石窝攀登而上，可耕牛却赶不上去。相传古时候有个王老汉抱了一头小牛犊上去，喂大后用以耕地。抱犊崮因此而得名。一九二三年，土匪孙美瑶在临城车站劫火车，绑架了几十名外国人，便押送到抱犊崮山麓的巢云观。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临城劫车案。孙美瑶所以将抱犊崮作为窝藏人质的场所，是因为这里地势险峻。有了这个鼎鼎大名的抱犊崮，峰县、临沂、费县、滕县之间的鲁南山区，又称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