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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中旬，徐向前和陈昌浩派出三十二军和四军一部，进占雅江、西俄洛，将李抱冰敌阻止于雅江以东，以确保二、六军团北进时翼侧的安全。红四方面军全军动员，积极进行迎接二方面军的准备工作。在一次干部会上，徐向前说：“红军就象一家弟兄，一、二方面军好比是老大、老二，我们是老四。上次我们和老大哥的关系没搞好，这次可要注意呀，和老二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不然，人家就说老四太没道理了。”一番话把于部们都说笑了。
红四方面军自南下以来，减员很大，从原来的8万余人减至4万余人。为此，方面军重新进行了整编。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周纯全，辖6个军19个师。第四军军长王宏坤，政治委员王建安，辖第十、十一、十二师和独立师；第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辖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师和教导师；第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辖第八十八、八十九师；第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兼，政治委员詹才芳，辖第九十一、九十三师；第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黄超，辖第十三、十五师；第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李干辉，辖第九十四、九十六师。另有妇女独立团、骑兵师、四川抗日义勇军、金川省军区、红军大学等部。
5月间，东征的红一方面军回师陕甘苏区。这时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愈来愈得到东北军、西北军和各阶层爱国人士的支持和赞同。红一方面军同张学良的东北军达成了秘密的团结抗日协定。形势正急剧地发展着。经中共中央领导人来电与张国焘反复磋商，以及经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的一再催促，张国焘终于同意北上，于6月上旬宣布取消了他的第二中央。“会合二方面军，准备北上抗日”的口号，激励着全军指战员。7月初，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上震等到了甘孜，会见了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等。徐向前因在炉霍准备组织队伍先行北上，未能参与会见。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在一份政治工作报告里，叙述了两军会合的情形：
“看见了四方面军的整齐严肃与其阶级友爱的热情，使我们感觉了无限的兴奋。”“甘孜已普遍的建立了番民的独立政权与群众武装，我们到绒岔时，即有番民的劳动妇女跳舞唱歌慰劳我们，并有番民群众高呼口号，使我们在精神上感觉非常愉快。”“党、军、政机关努力下，筹集了大批粮食供给我们，并有当地政府慰劳了一些牛羊。给养上比前得到了改善。……”
7月2日，徐向前率中纵队从炉霍出发，向甘南进军。接着，四方面军的左右两个纵队和二方面军亦陆续开拔。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又一次开始了穿越草地的艰难行军。他们这是第三次过草地了。由于事先准备较充分，这年草地里雨水稀少，故减员比头两次要少得多。行军途中，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任弼时不顾疲劳，分别同朱德、刘伯承、张国焘、陈昌浩、傅钟等个别交谈，交换促进党和红军团结的意见。
在草地里，徐向前才见到任弼时，这是他俩第一次会见。徐向前对任弼时提出的通过召开六中全会（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来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倡议表示赞同，他并向任弼时讲了自己对党内问题的一些看法。大意是：
（一）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北上方针是对的。自己当时没有跟中央走，是不想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而且主力队伍也不是一个人能带得动的。
（二）大敌当前，团结为重。张国焘另立中央，很不应该。但是谁说话他都不听，朱老总的话他也不听，现在取消了“中央”，对团结有利。北进期间，最好不谈往事，免得引起新的争端。
（三）一、四方面军会合，我们很高兴。但中央有的同志说四方面军是军阀呀，土匪呀，逃跑呀，政治落后呀，太过份了，伤害了四方面军的感情，我和四方面军许多指战员都想不通。
（四）我们从参加革命起，就表态拥护第三国际，臂章上也是那样写着的。由共产国际出面解决以往的分歧，我赞成。
任弼时对徐向前很敬重，他认为徐向前的看法是积极的，态度是真诚的。他满怀信心表示：愿为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而努力。
甘南守敌王均、毛炳文、鲁大昌等部得悉红军北上的消息，慌忙布防，企图构成西固至洮州、天水至兰州两道封锁线，阻止二、四方面军出甘南。8月5日，朱德、张国焘发布《岷洮西战役计划》，要求四、二方面军以迅雷手段，速出甘南，先机夺取洮、岷、西地区，以利继续北进。据此，徐向前和陈昌浩从包座率四方面军先行。8月9日攻占腊子口，10日占大草滩、哈达铺，逼近岷州；20日克洮州、旧城；26日克渭源；9月7日克通渭。从而打破了敌人的封锁线，为北进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个方面军大会师，指日可待。徐向前心中充满新的希望。
甘南的风波
1936年，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中共中央根据二、四方面军北上，两广事变发生，日本企图进攻绥蒙割断中苏关系等情况，对红军的战略方针和行动计划有一个新的考虑。其要点是：红军必须利用这一时机，配合东北军，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以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为基本战略方针。8月9日，中共中央在致张学良的信中提出：“占领兰州是整个计划的枢纽，其方法：用东北军守城，红二、四方面军攻击城外之毛炳文，胜利后红军一部转向兰州上游给马步芳以打击，然后以一部取甘、凉、肃三州，一部取宁夏配合东北军之一个军出绥远抵御德王的进攻，树起抗日的旗帜，红军之另一部，则在陕甘宁交界控制黄河东岸，并准备南下策应东北军主力抵抗蒋之进攻。”
8月12日，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要求二、四方面军尽力夺取岷州地带，控制洮河两岸之一段，作为临时根据地，伺机配合东北军行动，完成“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以配合并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达到大规模抗日战争之目的。”这时，陈昌浩正指挥九军、五军围攻岷州县城，因城坚难摧，连攻未下；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驻岷州以西之三十里铺，徐向前率前指住漳县。徐向前根据中央的部署和红军总部的指示，令四军一部克渭源，三十军一部逼近陇西，造成了威胁兰州的态势。不久，中央又发电征求西北局领导人的意见，大意是：依据现时力量，假如以二方面军在甘南、甘中策应，而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兄等认为有充分之把握否？张国焘在电话中问徐向前：“把握如何？”徐向前说：“问题不大，四方面军有这个力量夺取甘西。”接着，徐向前即令参谋人员收集河西的敌情、地形资料，准备适时挥军西渡黄河，独力进据甘西，接通新疆。
8月25日，中共中央将调整后的战略发展计划报告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指出：“如果苏联方面能答应并且能做到及时的确实的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则无论如何困难，我们决乘结冰时节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与外蒙。”具体部署为：（一）以一方面军约1．5万人攻宁夏，其余保卫苏区。（二）以四方面军12月从兰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领青海之若干地方作根据地，待明年春暖逐步向甘、凉、肃三州前进。（三）以二方面军位于甘南，成为几块苏区的联系。“以上是基于从今冬至明年以占领黄河以西为基本方针之作战计划”，如各种条件不允许，“则我们只好决心作黄河以东之计划，把三个方面军之发展方向放到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的计划。”但暂时放弃占据河西的计划有下列损失：“甲、将被迫放弃现有陕甘宁苏区，这是非常不利的。乙、红军发展方向不是与日本进攻方向迎头，而是在相反方向，即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内战方向。丙、因此也就无法避免与南京在军事行动上发生冲突。丁、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用此时机截断中苏关系的可能。戊、宁夏、青海、甘肃等反革命也将利用明年大大加强其堡垒主义，将更加投靠日本，使得尔后红军西进发生困难。”由此可见，西进计划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力主实现的最新战略方针和部署。9月上旬，西北局（二、四方面军北上途中，中共中央于1936年7月21日批准成）以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的西北局，统一领导两支部队。）提出了两个战略行动方案：一是红军出西北，据黄河以西的甘宁青三省地区；二是出川、陕、豫、鄂。中央复示：“你们提出的出川、陕、豫、鄂方案，是一种向南京进攻的姿势，只在不能出西北及与南京谈判决裂之时，才是可行的与必须的，我们已把此点电告国际，我们向国际提出亦是出西北与不得已时出东南两方案。”为保持出西北或出东南的机动性，中央已令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率二方面军向陕南交界的风县、徽县、成县、康县一带进击，由四方面军继续发展甘南根据地。
两广事件和平解决，蒋介石吃了定心丸。当即命令开赴长沙向两广施加军事压力的胡宗南部迅速返回西北，以实现其“攘外必先安内”的“灭共”计划，并趁机分化东北军和撤换张学良。9月14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远方（按：指苏联或共产国际）回电已许我们所请，请用全力准备宁夏工作。”同时，党中央电告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
整个红军迫在眉捷的问题是：如何应付胡宗南部？如何实现打通国际路线的计划？围绕这个问题，发生了新的分歧。
陈昌浩主张四方面军应集中主力于现地区，伺机北出通渭、静宁、会宁地区，配合南下的一方面军夹击敌胡宗南部。“将来四方面军主力应向陇东北地区发展，使二、四方面军形成重新夹击敌人。”
朱德、张国焘认为，中央前次来电主张西渡黄河，在西宁、宁夏、甘西地区发展，不得已时才向川、陕、豫、鄂发展，“估计目前情况，我一、二、四方面军应以两个（方面）军渡河为宜，一个（方面）军尽量在黄河右岸活动，现在应加紧准备。”同时，“用极善意态度向张学良部联络，……对毛（炳文）王（均）也加紧办外交缓和他们，使胡宗南陷于孤立。”
9月13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在岷州三十里铺磋商后，共同向中共中央（并徐向前）提出如下作战方案：
“为先机打破敌之既成计划，争取抗日友军，造成西北新局面，一、四方面军乘胡敌在西北公路上运动之时机，协同消灭其一部。二、四方面军尽力阻止和迟滞胡敌西进。”具体部署为：
（一）我一方面军主力由海原、固原地区向静宁、会宁以北地区活动，南同四方面军在静、会段以袭击方式侧击运动之胡敌，并阻止其停滞静宁以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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