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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红军总部又发布了《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决定：以主力乘胜速向天、芦、名出动，彻底消灭杨、刘，并迎击主要的敌人刘湘、邓锡侯部，取得天全、芦山、名山、雅州、邓邛州、大邑广大的根据地为目的。对康定、汉源、荥经、灌县方向，采取佯攻姿态配合主力行动。徐向前日夜精心筹划，决心要打好这一仗。这时，敌人的防御部署是：以刘文辉部防守金汤及泸定至汉源、雅安一线；以杨森部防守宝兴至大硗碛一线；以邓锡侯部防守宝兴以东大川场至水磨沟一线；以刘湘之模范师9个团集中守天全；另从绵竹等地抽调18个团向西增援。
红军共分三路纵队进击：右纵队以四军、三十二军组成。由丹巴经金汤攻取天全，并以一部向汉源、荥经活动；中纵队以三十军、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九军二十五师组成，先进占宝兴、芦山，而后向名山、雅安及其东北地区进攻；左纵队为九军二十七师，除一部巩固抚边、懋功、达维外，主力向东伸进，威胁灌县、大邑之敌。另以五军团为右支队，巩固丹巴地区；以三十三军为左支队，留驻马塘、两河口，相机威胁理县、占领威州。徐向前和陈昌浩随中纵队行动。
10月24日红军发起攻势。仅半个月的时间，即攻克宝兴、金汤、天全、芦山等地，占领了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和懋功以南的广大地区，毙俘敌1万余人，击落敌机1架，造成了进可横扫川西平原的态势。
天、芦、名、雅、邛、大一带，崇山峻岭，森林丛错，悬崖峭壁，道路崎岖。红军以惊人的毅力和神速动作，连续翻山越岭，勇猛追敌。充分表现了红四方面军的旺盛攻击能力和顽强、果敢、迅猛的战斗作风。
战局打开后，西取康定、泸定，还是东进川西平原？是摆在部队面前的突出问题。张国焘提议，重点夺取康、泸，以道孚为战略后方，在川康边立脚发展。徐向前和陈昌浩则认为：天全、芦山一带粮食和人口较多，便于补充和发展，主张在此与敌决战，得手后趁势推向川西平原。他们于11月7日发电给张国焘，提出：如马上进西康，补给困难，减员更大，力量分散，天气极冷。目前仍在此寻机打敌，先打开左翼局势，然后配合四军夹击天全。此地决战得手，则东出或西进均易，西进只是万一之路。张国焘未再坚持他的意见。徐向前、陈昌浩遂挥军向名山、邛崃地区进击。这时，刘湘为确保川西平原，屏障成都，已调集主力前来防堵，在名山、夹门关、太和场、石碑岗一线梯次配置，兵力共达80余团。徐向前决定以1个师围困名山，以一部钳制荥、汉方向之敌；以主力对名山东北方向之敌，取中央突破两翼迂回的战术，力求将敌分割全歼。
战役发起后，进展相当顺利。这一带地形多是平川和水网地带，敌人靠大量明碉暗堡防守。红军发扬了近战、夜战的特长，打得敌人抱头鼠窜。14日，占王家口、朱家场、太和场等地。16日，扫敌200多碉堡后攻占百丈关重镇；接着将援敌6个旅击溃，沿百丈通邛崃的汽车路猛打猛追，相继占领黑竹关、治安场、王店子。此时前方仍有优势敌人防堵，徐向前道令先头部队停止追击，构筑工事，准备对付敌人反击。在追击中，由于红军紧紧咬住溃退的敌人不放，敌机分不清哪是白军，哪是红军，无法投弹、扫射，只能在上空盘旋一阵飞走了事。
11月19日拂晓，敌10几个旅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从东、北、南三面向突出于百丈地区的10余里长弧形红军阵地猛烈进攻。徐向前亲临前线指挥部队与敌血战。在敌机的疯狂轰炸扫射下，百丈附近的房舍、村落成了一片火海。红军战士一次又一次地与冲上来的敌人肉搏格斗，鲜血染红了稻田里的泥浆。敌人的后续部队越增越多，象蝗虫似的，一群接一群地向百丈地区云集。战斗持续了七昼夜，红军毙伤敌1．5万余人。徐向前和陈昌浩考虑连续血战十分不利，乃命令部队撤出战斗，转移到北起九顶山，南经天品山、王家口至名山附近之莲花山一线，凭险防守。
百丈战斗红军伤亡近万人，被迫转入防御，处境日趋艰难。四川军阀主力集中于东面的名山、邛崃地区；薛岳部6个师向南面的雅安、天全地区集结；五十三师李抱冰部则部署于西南之康定、泸定地区。他们采取稳扎稳打办法，实行堡垒战术，在巩固既有阵地的基础上步步推进。
时值隆冬，雨雪连绵，寒苦异常。粮食没有来源，部队经常靠挖野菜、土豆充饥。徐向前虽多次命令后方部队想办法打野牦牛，但漫山皆白，打牦牛的队伍不仅收获不大，许多人还得了雪盲症，无法继续行动。这里又是少数民族杂居区域，生产落后，物资缺乏，人口稀少，经过发动群众虽有些人参军，但为数寥寥，难以弥补红军的战斗减员。所有这些，使徐向前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错误的。这时在广大指战员中也引起了日益增长的怀疑和不满。
南下期间，徐向前一直忙于在前线指挥打仗，有时回总部去汇报军事情况才得见到朱德总司令。这期间朱德一直不放弃同张国焘的原则斗争，总是劝张国焘，说他这个“中央”不是中央，要他服从中央的领导。朱德对红军部队的作战指挥不干预。因为红军要生存就要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徐向前对朱总司令这种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态度，由衷敬佩。
一天，中央红军直接打电报给徐向前和陈昌浩，告知在直罗镇打了胜仗的喜讯。徐向前拿上电报，兴冲冲地找到张国焘，说：
“出个捷报吧！中央红军打了胜仗，对我们的部队是个鼓舞。”
张国焘冷淡地回答：“不要管他们，用不着出捷报！”
这使徐向前很反感。他觉得这人对中央红军打了胜仗都要封锁消息，不让下面知道，可见他心中是怕中央了。
不久，从共产国际回来的张浩（林育英）打电报给张国焘等人，传达了共产国际高度评价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行动，接着，中共中央又把“十二月决议”（瓦窑堡会议决议）的内容电告红四方面军。1936年1月下旬，张国焘在任家坝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的决议。徐向前态度鲜明地支持中共中央的决议和朱德关于谋求党内统一和放弃川康根据地北上抗日的观点。陈昌浩的态度也有较明显的转变。张国焘见大势已去，先是致电张浩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继又表示“原则同意”中央路线，作出了急谋党内统一的姿态。
中共中央为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争取张国焘的转变，采取了积极的方针。1月24日，由张闻天致电朱德，电称：
“党内统一一致，才是挽救殖民地危险，才有利于中国革命。接读来电至为欢迎，兄与国焘兄均党内有数老同志，此间同志均取尊重态度。弟等所争持者为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之最高原则，好在国际联络已成，尽可从容解决。既愿放弃第二党组织，则他事更好商量。
“兄处组织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时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弟等可以同意。原有之西北局、北方局、上海局、南方局的组织关系照旧，对内对外均无不妥。特复。”
2月14日，林育英、张闻天又致电朱德、张国焘：
“三电均悉，兄等对政治决议既原则上同意，组织上亦用西南局，则对内对外均告统一，自是党与革命的利益，弟等一致欢迎。”
关于战略方针，电报中提出：“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如能一过岷江、一过长江，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陕甘，为在北方建立广大根据地，为使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打成一片，为使红军真正的抗日先遣队，为与苏联红军联合反对共同敌人——日本，为提高红军技术条件，这一方针自是上策，但须由兄等估计敌情、地形等具体条件的可能性。”
“二、四方面军在现地巩固的向前发展，粉碎围剿，第一步把苏区迫近岷江；第二步进入岷沱两江之间。这是夺取四川计划，但需估计堡垒主义对我们的限制，需不失时机以主力跃入堡垒线外，在外消灭敌人，发展苏区。二、六军则靠近川南苏区，在云贵川三省之交建立根据地，与四方面军互相呼应。”
“四方面军南渡大渡河与金沙江，与二、六军取得近距离会合，甚至转向云贵滇川发展，寻求机会的前进。以上三种方针请兄等考虑选择之。”
这时，天全、芦山地区薛岳部正集中6至7个师的兵力与川军配合，向四方面军进逼。方面军领导人一致决定，执行北上方案，率军向道孚、炉霍一带转移，伺机策应二、六军团北进。
心中升起新的希望
1936年2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按照《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分为三个纵队向道孚、炉霍、甘孜进发。徐向前率一纵队行动，经过两次过草地，又苦战几个月，他的身体相当虚弱，晚上一般不参加总部的会议，提前休息。但一路上他仍坚持步行，把马让给伤病员骑。每当警卫员劝说他骑马，他总是说：“天冷，走路比骑马暖和。”
从丹巴至道孚，要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折多山。主峰党岭顶天矗立，终年积雪。冰雪晶莹，空气稀薄。徐向前从当地群众中得知翻越折多山要两天路程，每天下午山上起风暴，要通过主峰党岭，必须赶在正午以前。他细心地计划了路程，命令部队头天下午整装出发，向半山腰前进。他和指战员们一样，拄着木棍，顶着风暴，一步一步地攀登。为了安全通过这座大山，前锋和后卫部队均配属电台，与总指挥和军部保持联络。入夜，风暴越来越大，部队不得不停止前进。战士们一堆一堆挤在一起御寒取暖。拂晓，部队继续前进，山上的空气越来越稀薄，大家拖着冻得麻木的双腿，你挽我扶，气喘吁吁。被汗水浸透的衣服，转眼冻成了冻筒；漫山皆白，在阳光反射下不少人刺得象“睁眼瞎”似的。一些体弱的战士，走着走着，一头栽下去就长眠不醒了。徐向前看到这些情景，心如刀绞。他一次又一次发出命令，要把病伤的同志保护好。正午前，徐向前和先头部队终于胜利通过党岭。他下令把一面红旗插在顶峰，让鲜艳夺目的红旗在风雪中飘扬，给后续部队指引奋力前进的目标。
3月15日，方面军机关总部抵道孚，继后进驻炉霍。接着，三十军占领西康东北部重镇甘孜。至4月上旬，红军控制了东起丹巴，西至甘孜，南达瞻化、泰宁，北连草地的大片地区。徐向前命令部队积极筹粮准备北上。这时，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和十五军团已东渡黄河进行东征。红二、六军团正转战在滇西北地区，拟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朱德总司令和方面军总部决定：四方面军就地休整，准备接应红二、六军团。
4月中旬，徐向前和陈昌浩派出三十二军和四军一部，进占雅江、西俄洛，将李抱冰敌阻止于雅江以东，以确保二、六军团北进时翼侧的安全。红四方面军全军动员，积极进行迎接二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