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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学校教育已经有了比较详细的规程，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元初程端礼所制定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又名《读书日程》）。程端礼（1271—1345）字敬叔、敬礼，号畏斋，庆元（今浙江鄞县）人。他15岁时能记诵《六经》，治朱子之学。历任建平、建德县教谕，台州路、衢州路教授等，生徒甚众。著有《读书日程》、《春秋本义》、《畏斋集》等。《读书日程》其实是程端礼按照科举考试的要求而制定的教学计划，他将“四书五经”作为学童八岁之后、十五岁之前的主要学习教材。程端礼规定了学习“五经”的具体方法，如：“治《诗》。钞法：先手钞《诗》全篇正文读之，别用纸钞诗正文一章，音义协音并依朱子，次低正文一字钞所主朱子传，次低正文一字节钞所兼用古注疏，次低正文二字附节钞陆氏音义，次低正文二字节钞朱子语录文集之及此章者，次低正文三字节钞辅氏童子问、及鲁斋王氏诗疑辩，及诸说精确而有裨朱子传者。每段正文既钞诸说，仍空余纸，使可续钞。其诗小序及朱子所辩，附钞每篇之末。其读诗纲领及先儒诸图，钞于首卷。读法：其朱子传及所节古注疏，并依读四书例，填读经空眼簿，如前法。其所附钞，亦玩读其所当读者，余止熟看参考。须令先读朱子传毕，然后读古注疏。其古注疏及朱子传训诂指义同异，以玩索精熟为度，异者以异色笔批抹，每篇作一册。”他特别强调了抄读和诵读的方法，要求以朱熹的注释为核心博览各家注疏。他还主张：“小学不得令日日作诗作对，虚费日力。今世俗之教，十五岁前不能读记九经正文，皆是此弊”。他为了强化经学教育，就削减了诗歌教育。这个《读书日程》本来是程端礼为私塾教育制定的一套教学程序和计划，当时曾被元代国子监颁行各地各级学校，由此可见当时官办学校中诗歌教育的不利处境。《读书日程》对元、明、清三代的私学、官学、书院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有一定的地位，迄今仍有借鉴意义。
受宋代影响，在元代的蒙学中，《千字文》、《百家姓》、《十七史蒙求》、《神童诗》、《训蒙诗》、《小学诗礼》、《三字经》、《名物蒙求》、《千家诗》等仍是主要教材，而《神童诗》、《千家诗》仍然是主要的诗歌读本。属对、读诗仍是最基本的学习内容，而这两者正是作诗填词的基础。由于理学成为官学，“四书五经”不仅成为官学的主要教材，也渗透入蒙学教育中，儒家的“诗教”传统得以进一步继承和发展。
元代民间歌谣流传下来的并不多，目前发现的仅有二十余首。从这些数量有限的歌谣中，依然可以发现元代民间诗歌教育的一些情况。由于元代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背景，这些歌谣往往是百姓愤怒的呼号，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战斗性，同时也是百姓自我教育的生动教材。一部分歌谣深刻揭露了元代社会的黑暗。如“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九“拦骂上书”条）这首歌谣通过强烈的对比揭露了元代贪官污吏横行带给百姓的苦难。如“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叶子奇《草木子》卷四）这首歌谣直接揭穿了统治阶级的真面目。《元史…五行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至正）十六年六月，彰德路苇叶顺次倚叠而生，自编成若旗帜，上尖叶聚粘如枪，民谣云：‘苇生成旗，民皆流离；苇生成枪，杀伐遭殃。‘”在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下，百姓走投无路，不得不起来造反。一些歌谣就反映了百姓反抗的决心。如《树旗谣》：“山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黄溥《闲中今古录》）《元史…五行志》载：“至元五年八月，京师童谣云：‘白雁望南飞，马札望北跳。‘至正五年，淮、楚间童谣云：‘富汉莫起楼，穷汉莫起屋，但看羊兒年，便是吴家国。‘十年，河南、北童谣云：‘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十五年，京师童谣云：‘一阵黄风一阵沙，千里万里无人家，回头雪消不堪看，三眼和尚弄瞎马。‘”陶宗仪记录的《松江民谣》则进一步热情赞扬了起义军：“满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南村辍耕录》卷九“松江官号”条）歌谣中洋溢着民众的欢笑。由此可见，民间歌谣既是民众自我教育的生动形式，也是民众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
元代末年出现了一部唐诗选集《唐音》。元代诗人普遍推崇唐诗，这部选集应当是元代诗风的一种体现。它的出现，为元末诗人学习唐诗提供了范本。《唐音》共十四卷，由元末杨士宏积十年之力于至正四年（1345年）编成，著名诗人虞集为之作序。全书包括《始音》一卷、《正音》六卷、《遗响》七卷。其《始音》只收录王、杨、卢、骆四家；《正音》则分初盛唐为一类，中唐为一类，晚唐为一类；《遗响》则收录其余诸家诗人，附录僧人诗、女子诗。其书前凡例说明，因李白、杜甫、韩愈三家多有全集传世，故均未入选。这部选集在唐诗编选体例上具有开创性，将唐诗分为初盛唐、中唐、晚唐三期，把六韵以上的律诗定名为排律，都是杨士弘的开创性贡献。这部选集对唐诗的编选和传播有较大的影响，明代高棅编《唐诗品汇》即大受此书启发。
第二节明代的诗歌教育
在元朝末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中，朱元璋一枝独秀，于1368年称帝，建立了明朝，逐步实现了全国统一。明朝初期，统治者注意吸取历史教训，采取休养生息政策，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得到了逐步恢复和进一步发展。明代文化教育事业超过了之前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明成祖朱棣召集天下文士三千人编纂了巨型类书《永乐大典》，凡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为我国文化史上一件盛事。到明代中叶，社会经济出现了相当繁荣的局面。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非常迅速，资本主义萌芽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出现。明代科学技术在16世纪依然保持世界领先地位。明代后期政治极度腐败，皇帝昏庸，奸臣当道，太监专权，贪官污吏横行，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终于激起了明末大规模的农民起义。1644年，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崇祯自缢，明朝灭亡。
明代初年，朱元璋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进行了诸多改革，建立了集军政大权于皇帝一身的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权，实行严酷的独裁统治。同时，在文化思想上进行严格控制，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大兴文字狱，对文人采取了笼络和高压的手段，进行奴化教育，进一步加强了思想和文化上的专制统治。朱元璋在开创帝业的过程中曾大力吸纳儒士，招揽人才；但立国后对文人却采取了前所未有的高压政策，以严刑峻法制裁拒绝合作的文人，规定“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罪该抄杀”。明初著名诗人高启就因辞官被朱元璋认为他不肯合作而斩杀。燕王朱棣夺位称帝后，有过之而无不及，残杀方孝孺“十族”873人，入狱及充军流放者数千人。在专制淫威之下，当时文人为免于惨祸，只能谨小慎微充当专制主义的奴才。明代前期以粉饰现实、歌功颂德为基本内容的“台阁体”诗歌的出现，就是这种高压政策的结果。
明初统治者在立国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教育和人才对于国家的重要作用，确定了“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文教方针。开国之初就大力发展学校教育，在都城建立了最高学府“国子学”（后改称“国子监”），并发布兴学令，要求全国各地普遍设立学校。《明史…选举志一》载：“洪武二年，太祖初建国学，谕中书省臣曰：‘学校之教，至元其弊极矣。上下之间，波颓风靡，学校虽设，名存实亡。兵变以来，人习战争，惟知干戈，莫识俎豆。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于是大建学校，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俱设训导，府四，州三，县二。生员之数，府学四十人，州、县以次减十。”明代从京师到郡县直至乡村，建立了遍布全国的学校教育体系，教育普及程度为唐、宋所不及，学校教育规模更远超元代。《明史…选举志一》载：“郡县之学，与太学相维，创立自唐始。宋置诸路州学官，元颇因之，其法皆未具。迄明，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教官四千二百余员，弟子无算，教养之法备矣。”为了维护专制统治，加强思想控制，明代在学校教育中极力推崇程朱理学，采取种种措施排斥有碍于专制统治的思想学说，把《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钦定为学校的教科书，“四书五经”成为学校教学的主要教材。即使是朱熹所推崇的《孟子》一书，也因其中有不符合专制主义要求的言论而被大加删节，孟子的地位也被贬低。明中叶以后，科举腐败，官学衰落，一些从事学术研究的士大夫就纷纷创建书院，虽曾被禁毁，但还是日益昌盛。
明朝的统治者除了在思想上钳制士人外，更加重视科举制度，用科举考试来诱导或迫使知识分子就范。明朝在对前代科考制度有所增损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极为完备的制度，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教育制度和学风等产生了极大影响。从明朝初年起，就规定“四书五经”是各级学校的必学内容，实行以八股文取士的制度，专从“四书五经”中命题，久而久之，学校的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都与科举产生了直接联系，学校逐渐变成了科举应试的预备场，学校教育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科举考试。到明宪宗成化年间，八股文已经程式化，“八股取士”的制度进一步完善并定型。因此，科举制度也越来越僵化，走向了形式化的泥淖。因此，诗歌教育与科举的距离被进一步拉大，诗歌更多地成为文人吟风弄月或抒写情志的手段，但传统“诗教”的作用仍得到人们重视，《诗经》始终是儒生学习的主要内容之一。明代东林党人高世泰题无锡东林书院丽泽堂的楹联“身教莫如礼，言教莫如诗”就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