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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决定解决这个当时中国城镇社会的最大难题，他轻松地挥了一下手，说道：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然后，无数的中国家庭上演了无数的悲剧，他们的孩子背上简单的铺盖，在父母送别的眼泪里离乡背井奔赴边疆和农村，在中国最为贫困的地方扎下了根，开始了饥寒交迫和悲欢离合的人生之路。我们小镇上这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的去了遥远的黑龙江，有的就在本地农村落户。这些对前途悲观失望的老红卫兵，每次回到父母家中住上几天的时候，文革早期大串连的经历俨然是他们人生中最为美好的往事。他们喜欢对我们这些小红卫兵讲述当年的精彩岁月，他们的讲述五彩缤纷，留在我记亿里最深刻的是他们对火车站的描述。
大串连时期的红卫兵挤满了中国大地上所有行驶中的火车，有些躺在座位底下，有些睡在上面的行李架上，还有更多的人在行驶的火车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车厢的厕所里也挤满了人，谁也无法上厕所。于是当火车进站停下后，红卫兵们立刻从车门和车窗里纷纷拥挤出来，像是源源不断地挤出来的牙膏一样。男红卫兵们跳下火车后，大模大样地解开裤子，在月台上随地大小便；女红卫兵们则是围成了一个又一个圆圈人墙，挨个轮流走到圆圈人墙中间蹲下来大小便，以防某些心怀鬼胎的男红卫兵偷看。然后，男女红卫兵们重新从车门和车窗处挤进火车。火车开走后，站台上臭气熏天，到处都是男女红卫兵留下的屎尿。
我同学的哥哥，因为热衷于讲述自己在文革早期的红卫兵串连经历，在我心目中曾经是革命的象征。可是当他手中出现一根 竹笛以后，不再讲述自己风光无限的串连了，他突然变得沉默寡言。他给我留下了这样的记忆：右手提着一只陈旧的帆布旅行袋，左手拿着一根竹笛，破旧的球鞋上满是泥土地走来，这是他从农村回到父母家中的情景。当他住上几天返回农村时，仍然是相同的情景，只是那双破旧的球鞋上没有了泥土，母亲替他将球鞋清洗干净了。他回到家中的几天里，总是坐在窗口，吹奏他的竹笛。乐曲断断续续，都是当时革命歌曲的旋律，一可是这些革命旋律在他的笛声里没有了激昂的气势，似乎变成了靡靡之音。没有吹奏竹笛的时候，他坐在窗口发呆。有时候我们走到窗前和他说话，他的眼睛看着我们，却没有任何反应。
一个原来说话滔滔不绝的人，在农村插队几年以后，好像换了一个人，变得不爱说话了。也许是笛声代替了他的说话，他的千言万语可能都在吹奏之中。差不多有两年时间，我走在自己居住的这条小巷时，只要听到竹笛响起，我就知道他回家了。这是我们巷子里唯一的笛声，也是他生命存在的信号。偶尔的时候，他会吹奏出货郎卖梨膏糖的笛声，让巷子里嘴馋的孩子们满头大汗地奔跑过来。看到孩子们上当的表情，他会发出几声开心的大笑，随即又沦陷到沉默之中。
这个我小时候心目中的革命象征，在我们小学即将毕业的那一年死去了。死去之前他回到了家中，这次他住了十几天，他不愿意回到乡下。有几次我从他窗前经过时，听到他的父亲在里面大声斥骂他，骂他好吃懒做，因为他不肯回到乡下。他声音软弱地申辩，说自己很累，没有力气下田地干农活。他父亲的骂声更加响亮了，骂他懒得像是一个资产阶级。我听到他父亲振振有词地说：“懒汉都觉得自己没有力气。”
他母亲觉得家里不能整天吵架，儿子也不能一直这么住下 去，如果长期赖在城里不回乡下，会被别人认为有思想问题。母亲好言好语地劝他回到乡下去，他同意了。临走时母亲为他煮了两个鸡蛋，放进了他的口袋，这在当时可是昂贵的食物。我看到了他的离去，他骨瘦如柴脸色发黄，右手提着那只破旧旅行袋，左手拿着那根竹笛，脚上还是那双破旧球鞋，他低头走去的样子有气无力。我看到他哭了，他一边走着，一边抬起拿着竹笛的左手，用袖口擦着眼泪。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行走在人世间。几天以后，他在乡下昏迷了，被几个农民用门板抬进了我们的县医院，确诊为黄疸肝炎晚期，然后他死在了驶往上海的救护车里。我的医生父亲告诉我，送到县医院时，他的肝脏已经缩得很小了，而且像石头一样坚硬。他死去以后，我少年时期唯一的笛声也死去了。
什么是革命？我过去记忆里的答案在众说纷纭。革命让生活充满了不可知，一个人的命运会在朝夕之间判若两人，有的人瞬息里飞黄腾达，有的人顷刻间跌落深渊。人和人之间的社会纽带也在革命里时连时断，今天还是革命战友，明天可能就是阶级敌人。
有两个情景在我此刻的眼前流连忘返，一个讲述了人性的美好，另一个讲述了人性的丑陋。
美好的情景来自于一位同学的父亲。那是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这位平日里待人亲切的父亲被打倒了，他只是共产党政治体制里的一名小官员，仍然难以逃脱走资派的罪名。我小时候很喜欢他，因为他在大街上见到我的时候，每次都会向我微笑一下，他知道我是他儿子的同学。这是我童年记忆里唯一在大街上给予我微笑的大人，我在其他同学的父亲那里得不到这样的亲切微 笑。他被打倒以后，我也失去了这让我受宠若惊的微笑，他的眼睛看到我后就会迅速闪开。他在被打倒的几个月里受尽了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我不知道造反派是如何折磨他的，我每次见到他的时候，都是一副鼻青脸肿的模样。他的儿子，我的那位同学，脸上曾经洋溢着阳光般的灿烂笑容，可是父亲被打倒后，他的眼睛开始变得惊恐了。课间我们在操场上玩耍时，他总是独自一人站在角落里。有一天早晨，上课钤声还没有响起，我们背着书包在操场上奔跑玩耍，他走来了，然后像往常一样独自站在操场的角落里，这一次他站在那里哭泣不止。我在远处看到他的身体不停地抖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随后我们得知，他的父亲在天亮前投井自杀了。此刻我回首往事，我相信不堪折磨的他早已萌生自杀的念头，但是他将这个念头隐藏在心底，不让妻子有所觉察。他内心煎熬地徘徊在生与死之间，最终选择了死。他在凌晨两点多的时候，悄悄起床，在黑暗里向熟睡中的妻儿无声地告别，然后轻声推门出去，奔赴另外一个世界。他的儿子后来告诉我，那天凌晨的时候，他在睡梦里感觉父亲在他床头站了一会儿。就在他投井的前一天傍晚，我还在大街上见到他，他额头流着鲜血，走路的样子有些瘸，他和儿子一起走过来。在夕阳的余辉里，他的右手搂着儿子弱小的肩膀，一副轻松愉快的模样，微笑着和儿子说话。很多年以后，我在北京的家中写作《兄弟》之时，这对父子在黄昏里走来的温馨情景一直缠绕着我。我觉得，宋凡平可能就是从这个挥之不去的情景里走出来的一个人物。
丑陋的情景来自于我小学二年级时候的老师。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们这些孩子在操场上蹦蹦跳跳，老师们则是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一边聊天一边看着我们。当时我们小学每个年级只有甲、乙、丙三个班，我经常看到一个女老师和另一个女老师站在一起，她们两个人亲热地说着话，咯咯地笑出声音。我在操场上玩耍的 时候，时常扭头去看看她们两个。我觉得她们之间十分亲密，彷佛是一对无话不说的姊妹。可是有一天早晨，我背着书包很早去了学格？当时操场上空无一人，我就走进了教室，没想到其中一个女老师比我来得还要早，她坐在讲台前正在批改作业。看到我进来时，她神秘地向我招招手，让我走到她跟前，然后用一种发自内心的兴奋语调告诉我，经常和她一起亲热说话的那个女老师出生在地主家庭，是学校派人去她的老家调査后发现的，现在那个女老师已经被抓起来审査了。我先是疑虑地看着这个老师的兴奋表情，随后心里充满了恐惧，因为我一直以为她们两人是最好的朋友。后来的日子里，我在操场上玩耍时，再看到老师们站在一起亲密无间地说话时，会让年幼的我感到不寒而栗。就是街头血淋淋的武斗，也没有比这个貌似人和人之间亲密的情景更让我害怕。
什么是革命？我小时候有一个活生生的榜样，就是我的哥哥。我哥哥是一个天生的革命者，“造反有理”似乎就是他的血型。他还是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就有过震惊全校的革命举动。班主任老师站在讲台上批评他上课时做小动作，那位女老师可能言词过激，我哥哥被激怒了，他站起身搬着自己的课椅走到了讲台旁，将课椅放到女老师身旁，就在女老师疑虑地看着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的时候，他已经站到了椅子上，对准女老师的太阳穴，居高临下地揍出了狠狠一拳。这个只有九岁的男孩，竟然把女老师揍得昏厥了过去，女老师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
升入中学以后，我哥哥的革命性是变本加厉。我印象十分深刻的是我哥哥的语文老师，这位女老师在忍无可忍之后，终于走进了我们的家门，一口气说出了他干过的一堆坏事。可能是因为 委屈，那位女老师竟然掉出了眼泪。女老师当时的控诉滔滔不绝，我现在记住的只有一件事，可能是因为有趣，所以我记住了。那是在冬天，我哥哥上语文课的时候，脱下了他的球鞋，放在窗台上晒太阳，他穿着尼龙袜子的双脚臭气冲天，而且他还坐在第一排，他将一双臭脚就架在课桌上，正对着讲台。语文老师一边讲课，一边近距离地呼吸着他的双脚散发出来的臭气，就要求他穿上球鞋。我哥哥一口拒绝，声称他的球鞋还需要阳光的照射。一我哥哥说话的时候，脚趾在尼龙袜子里夸张地活动起来，努力让自己的双脚散发出更多的臭气。语文老师非常生气，就走到窗前，拿起他晒着太阳的球鞋就扔出了窗外。我哥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跳了起来，站到课桌上，又从课桌跳到讲台上，拿起语文老师的讲义，再跳下讲台，跑到窗前，把讲义扔了出去。然后在同学们的欢呼声里，他爬出窗口，捡起自己的球鞋，又从窗口爬进来，把球鞋放在窗台上让它们继续沐浴阳光，自己回到座位上后，继续把一双臭脚架在课桌上。然后像个指挥家那样挥动着双手，指挥着同学们起落有致的欢呼声，得意洋洋地看着语文老师灰溜溜走出教室。语文老师不能像我哥那样从窗口爬出爬进，她沿着教学楼绕了一圈去捡起她的讲义，当她拿着讲义站起身时，看到教室的几个窗口挤满了班上的学生，他们幸灾乐祸地用言词嘲笑她。
我记得语文老师走后，我父亲气得暴跳如雷，拿起一只凳子就向我哥哥砸了过去，我哥哥身手敏捷地躲开了。我母亲急忙拉住我父亲，我父亲冲着我哥哥吼叫起来：
“你在学校里干了多少坏事！”
我哥哥竟然理直气壮地说点点“我在学校里干革命……”
我父亲一把推开了我母亲，挥拳要去揍我哥哥。我哥哥一溜烟地逃跑了，跑到了他觉得相对安全的距离，继续说：“我就是在干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