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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高速进程里，文革似的暴力行为不仅仅存在于民间，同样也存在于官方。看看我们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大片的旧房在很短的时间里被拆除，摩天大厦又在很短的时间里拔地而起。大规模的拆建行为，让中国的很多城市在一段时间里像是被轰炸过了一样。于是，很多城市都流行起了同样的笑话。
说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发现本点拉登（宾拉登）隐藏在他们所生活的城市里，美军侦察机来到了他们城市的上空，结果发现这 个城市已经被虫炸过了。美军飞行员向总部报告：不知道是谁下令轰炸的，本？拉登很可能被炸死了。
在这样的情景后面，上演了很多文革式的革命暴力的发展模式。为了压制因此而引发的民间不满情绪和反抗行为，一些地方政府派出大批警察，将不肯搬迁的居民强行拉走，十多台大型推土机同时前进，迅速推倒大片的旧房。当那些被警察强行拉走的居民们再度返回时，迎接他们的不是家园，而是废墟。他们成为了无家可归者，只能接受现实，住进了地方政府为他们安置的房子里。
两年多前，某城市一户人家因为在拆迁补偿上和当地政府无法达成协议，遭遇了强行拆迁。他们一家正在睡梦之中，一批头戴钢帽的人在凌晨时分，架起梯子从墙外爬上去，用铁锤铁棍把窗户砸破，跳了进去。这一家五口从梦中吓醒后，发现已经身处几十人的包围之中。在他们还没有完全清醒之时，两个彪形大汉拉一个，把他们一家五个人从温暖的被窝里拉了出去。彷佛他们一家人都是罪一犯，拆迁人员命令他们不准穿上长裤，让他们用被子将自己裹起来，什么东西都不准拿，连袜子也不准穿，让他们走下楼，走出自己的房子。他们稍有反抗，拳头就打过来了。他们被押到了一辆汽车上，汽车把他们一家人带到了一间空房子里，他们裹着被子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二十多个警察看管他们，直到中午十二点的时候，一位官员走了进来说：“你们的房子强行拆除了。”
这位官员告诉他们，他们家里的东西，公证处做了公证，已经替他们搬到了新的房子里去了。这户人家眼看木已成舟，只好住进了政府分配给他们的房子里。他们后来说起此事，感觉像是在拍电影，不像是真实的，因为太突然了。他们十分委屈地说：
“打仗还有个投降时间呢。”
我们的经济奇迹，或者说我们为之骄傲的经济效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得益于地方政府的绝对权威，一纸行政命令，足以改变一切。虽然简单粗暴，可是经济发展的成果立竿见影。所以我要告诉西方的一些知识分子：恰恰是政治上的不够透明，造就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暴力拆迁在今日中国已成泛滥之势，从而也引发了更多的民众抗拒的群体性事件。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中国西南某城市里，数十名不明身分人员携带钢管、撬棍和封口胶，破门闯入被拆房屋的九家住户，将正在熟睡的十三人强行拉上汽车拖离现场，为了不让他们喊叫，用封口的胶布贴住他们的嘴巴。在冲突中有四人受伤。然后两台挖掘机响声隆隆，二十六间房屋瞬间就被野蛮拆除。天亮后，更加激烈的冲突开始了，被拆迁住户和他们的亲友共三十多人情绪异常激动，他们用红布条和四十余瓶液化气罐将路口的四个方向堵断，要求当地政府给予一个说法。由于他们的堵路行为影响了其他市民的生产和生活秩序，警方将他们驱散，对为首的四人以涉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采取刑事拘留。
也是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一位女户主因为拒绝在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补偿的拆迁协议上签字，其房屋遭到地方政府的强行拆除。推土机凿开大门后，开始凿击房屋的外墙，在部分墙壁开裂并倾斜之时，这位女户主喝下大半杯威士忌给自己壮胆，在丈夫的支持下，站在自己房屋四楼的阳台上，向下面的推土机和强拆人员扔汽油燃烧瓶，下面的强拆人员向楼上的她扔石头。在抵抗了几个小时以后，她的四层楼房还是被推平了。后来她和丈夫均被判妨害公务罪，她的丈夫获刑八个月。
成都一位名叫唐福珍的妇女，在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对抗强行拆除其房屋时，用点燃的汽油瓶砸向强拆人员，对抗了三个多小时后，她做出了极端举动，向自己身上倾倒了汽油，用打火机点燃，自焚身亡。这起事件终于引发了中国媒体的地震，虽然当地政府对唐福珍自焚事件定义为暴力抗法，可是社会舆论站到了唐福珍这里。人们开始质疑《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里存在的问题，北京大学法学院五位教授以普通公民的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出了关于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审査的建议书。建议书指出：拆迁条例与宪法、物权法的规定存在抵触，立法机关应该对拆迁条例进行审査。
这些年来，强行拆迁事件引发的社会矛盾愈来愈普遍，社会冲突愈来愈激烈。唐福珍自焚事件引爆了中国社会存在已久的不满情绪，在强大的舆论面前，国务院明确表示将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然而就当很多人以为暴力拆迁行为将会收敛之时，现实嘲笑了他们的天真。就在全国兴论纷纷声援自焚而死的唐福珍之时，就在国务院轰示要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的不合理条款之后，暴力拆迁事件不仅没有减少，在中国社会里反而愈演愈烈。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一位妇女中午的时候上街买菜，当她提着一篮子菜回家时，发现自己的房屋被推土机推平了，家具和电器不知道被搬到哪里去了？这位妇女欲哭无泪，她的家人正在上班，还不知道家里的房子被推平了，她说：
“天寒地冻，我们晚上怎么过夜呢？”
更加离奇的是，某地方有四十多名公职人员，因为他们的亲戚拒绝强行拆迁，他们竟然受到了株连。当地的一位区长在一次 拆迁动员大会上，向下属各部门领导宣布：所有在拆迁的村庄有亲戚的公职人员，如果在元旦之前还不能“做通亲戚的工作”，不能完成拆迁，将被开除公职。而且村庄里的广播重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情景，每天早上八点到下午六点不停地滚动播放动员拆迁的通知。政府透过广播警告村民：
“政府下了很大决心，这里的建设绝不因任何人的阻挠而停止。”
这些蜂拥而至的历史和现实让我想起了毛泽东的一段话。毛泽东对革命一词有过脍炙人口的诠释，在文革时期我们人人可以倒背如流。毛泽东说：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
一九七三年的春夏之交，几个即将小学毕业的男孩，上课时间溜出向阳小学，在阳光里走过一座刚刚竣工的水泥桥，到小河对岸去侦察一下海盐中学。为了防止水泥干得太快会裂开，桥面上铺满了稻草编织的袋子，几个工人拖着橡胶水管正在往草袋子上浇水，让水透过草袋子均匀地渗透到水泥桥面上。我和几个同学踩着湿漉漉的草袋子走过了新建的水泥桥。
我们满怀好奇之心，走向即将进入的中学。我们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什么是革命？
此刻的我们，经历了六年的文革岁月，亲眼目睹和亲耳听闻了不少革命事例，可是还没有亲身加入革命。虽然我们经常说着 毛泽东的话：“造反有理。”可是造反有理一直停留在我们的口头上，还没有落实到我们的行动中。所以比我们大一、两岁，早我们一、两年升入中学的男孩们，都是一副趾高气扬的派头，他们以不屑的神态说：
“你们懂个屁，你们只有升入中学以后，才知道什么是革命。”我感到了自卑，此前我一直错误地以为自己置身于革命之中。我是一个街头男孩，满街的红旗飘飘和满街的大字报是我的成长记忆，我观看了一次又一次的游行和武斗，也一次又一次地跟随着大人们的脚步去观看批斗大会。
那时候我最羡慕的是比我大十来岁的人，他们赶上了一九六六年十月开始的红卫兵全国大串连。当时的学校停课闹革命，红卫兵以互相交流文化大革命经验的名义，长途跋涉四处串连。全国各地纷纷成立红卫兵接待站，负责接待串连的红卫兵。接待站为红卫兵安排食宿，提供路费，还要为红卫兵解决所需物资和运送车辆。我们小镇上的红卫兵，口袋里只有五角钱或者一元钱，拿着一纸盖上公章的串连介绍信，竟然跑遍了中国的柬南西北。乘坐火车不要钱，夜宿旅店不要钱，连吃饭也不要钱。后来，当他们讲述起自己红卫兵时代的串连往事时，个个眉飞色舞。
这也是我记忆里美好的夏季之夜。他们中间的某一位，是我一个同学的哥哥，那时他已经去了农村插队落户，过着辛劳和艰苦的生活，每隔两个月步行五、六个小时，从他所在的村庄回到我们小镇，在家里住上几天以后，再步行五、六个小时回到他没有电灯，只有煤油灯的乡村小屋里。他在夏天回来时，我们这些孩子的节日也就开始了。
夜晚乘凉时，他坐在藤椅里，架起二郎腿，手摇扇子，面对 十多个满脸崇敬席地而坐的我们，他沉浸到美好的往事之中，讲述起了他们当年如何高举红旗，手臂上戴着红卫兵袖章，排成一队威风凛凛地走出我们的小镇。
他们计划步行一千公里，前往毛泽柬的故乡湖南韶山朝拜；然后再步行一千公里，从湖南韶山前往毛泽柬最早的革命根据地江西井冈山。可是他们步行了一天就筋疲力尽，挥手拦下了一辆卡车，去了一百公里之外的上海，在上海游玩了十多天以后，又乘坐火车去了北京，在北京仍然是游玩，然后分成两队，一队乘坐火车去了青岛，一队南下到了武汉……就这样，他们的队伍愈分愈小，最后我同学的哥哥变成了一个人的队伍，他一个人去了广州，遇到了几个来自东北沈阳的红卫兵，结伴渡过琼州海峡去了海南岛……半年以后，这支串连队伍中的红卫兵们如同散兵游勇，一个一个从不同的地方陆续地回到了我们的小镇。他们互相打听分别后各自的串连活动，发现没有一个人去过湖南韶山和江西井冈山。他们去的全是大城市和著名的风景区，他们以革命的名义完成了各自一生中最为漫长和尽兴的游山玩水之旅。
我同学哥哥的讲述来到最后时，总是重复那句感慨万分的话：“祖国的大好河山是尽收眼底啊！”
我们小镇上的老红卫兵们，那时候都被发配到了农村，正在经历艰难的岁月。文化大革命早期的混乱动荡过去后，毛泽东面临一个严峻的现实：一九六六年以来，由于文革的动乱，中学和大学三年没有招生，致使全国初中和高中毕业生一千六百多万人等待升学或者就业。这些毛泽东的红卫兵们在大规模的武斗和轴抄家行为里大显身手，已经习惯于打砸抢的生活方式，当社会相对稳定之后，中国的经济也来到了崩溃的边缘，无法提供更多的城镇就业机会。一千六百万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一旦无所事事， 就成为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毛泽东决定解决这个当时中国城镇社会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