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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弗里蒙特的邻居多数是巴士司机、警察、加油站工人、靠救济金生活的未婚妈妈，确切地说， 全都是被里根的经济政策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蓝领工人。 爸爸是我们那栋楼惟一的共和党员。
但交通的浓雾刺痛他的眼睛，汽车的声响害他头痛，还有，花粉也让他咳嗽。水果永远不够甜，水永远不够干净，所有的树林和原野到哪里去了？开头两年，我试着让爸爸参加英语培训班的课程，提高他那口破英语，但他对此不屑一顾。 “也许我会把‘cat’拼出来，然后老师会奖给我一颗闪闪发光的星星，那么我就可以跑回家，拿着它向你炫耀了。 ”他会这么咕哝。
1983 年春季的某个星期天，我走进一家出售平装旧书的小店，旁边是家印度电影院，往东是美国国家铁路和弗里蒙特大道交界的地方。我跟爸爸说等我五分钟，他耸耸肩。他当时在弗里蒙特某个加油站上班，那天休假。我看到他横跨弗里蒙特大道，走进一家杂货便利店，店主是一对年老的越南夫妻，阮先生和他的太太。他们白发苍苍，待人友善，太太得了帕金森症，先生则换过髋骨。 “他现在看起来像《无敌金刚》了， ”她总是这么笑着对我说，张开没有牙齿的嘴巴。 “记得《无敌金刚》吗，阿米尔？”接着阮先生会学着李·梅杰斯，怒眉倒竖，以缓慢的动作假装正在跑步。
我正在翻阅一本破旧的麦克·汉默（Mike Hammer，美国作家迈克·斯毕兰（Mike Spillane1918～）创作的系列恐怖小说主角。 ）悬疑小说，这当头传来一声尖叫，还有玻璃碎裂的声音。我放下书，匆匆穿过马路。我发现阮先生夫妇在柜台后面，脸如死灰，紧贴墙壁，阮先生双手抱着他的太太。地板上散落着橙子，翻倒的杂志架，一个装牛肉干的破罐子，爸爸脚下还有玻璃的碎片。
原来爸爸买了橙子， 身上却没有现金。 他给阮先生开了支票， 阮先生想看看他的身份证。 “他想看我的证件， ”爸爸用法尔西语咆哮， “快两年了，我在这里买这些该死的水果，把钱放进他的口袋，而这个狗杂碎居然要看我的证件！”
“爸爸，这又不是针对你。 ”我说，朝阮氏夫妇挤出微笑， “他们理应查看证件的。 ”
“我不欢迎你在这里， ”阮先生说，站在他妻子身前，他用拐杖指着爸爸，然后转向我， “你是个很好的年轻人，但是你爸爸，他是个疯子。这里再也不欢迎他。 ”
“他以为我是小偷吗？”爸爸抬高了声音说，外面围满了旁观的人， “这是个什么国家？没有人相信任何人！”
“我叫警察。 ”阮太太说，她探出脸来， “你走开，要不我喊警察。 ”
“求求你，阮太太，别叫警察。我把他带回家，请别叫警察，好不好？求求你。 ”
“好的，你带他回家，好主意。 ”阮先生说。他戴着金丝眼镜，眼睛一直望着爸爸。我隔着门去拉爸爸，他出来的时候踢飞一本杂志。我说服他别再走进去，然后转身到店里向阮氏夫妇道歉，告诉他们爸爸处境艰难。我把家里的电话和地址给了阮太太，告诉她估计一下损失了多少东西。 “算好之后请打电话给我，我会赔偿一切的，阮太太，我很抱歉。 ”阮太太从我手里接过纸片，点点头。我看到她的手比平时抖得更厉害，那让我很生爸爸的气，他把一个老太太吓成这样。
“我爸爸仍在适应美国的生活。 ”我解释着说。
我想告诉他们，在喀布尔，我们折断树枝，拿它当信用卡。哈桑和我会拿着那根木头到面包店去。店主用刀在木头上刻痕，划下一道，表示他从火焰升腾的烤炉取给我们一个馕饼。每到月底，爸爸按照树枝上的刻痕付钱给他。就是这样。没有问题，不用身份证。
但我没告诉他们。我谢谢阮先生没叫警察，带爸爸回家。我炖鸡脖子饭的时候，他在阳台抽烟生闷气。我们自白沙瓦踏上波音飞机，到如今已经一年半了，爸爸仍在适应期。
那晚我们默默吃饭。爸爸吃了两口，把盘子推开。
我的眼光越过桌子，望着他，他的指甲开裂，被机油弄得脏兮兮的，他的手指刮伤了，衣服散发出加油站的味道——尘灰、汗水和汽油。爸爸像个再婚的鳏夫，可是总忍不住想起故去的妻子。他怀念贾拉拉巴特的甘蔗地，还有帕格曼的花园。他怀念那些在他屋里进进出出的人们，怀念索尔市集拥挤的通道，他走在那里，和他打招呼的人认得他，认得他的父亲，认得他的祖父，那些跟他同一个祖宗的人们，他们的过去交织在一起。
对我来说，美国是个埋葬往事的地方。
对爸爸来说，这是个哀悼过去的地方。
“也许我们应该回到白沙瓦。 ”我说，盯着在玻璃杯里面的水上浮动的冰块。我们在那里度过了半年的光阴， 等待移民局核发签证。 我们那间满是尘灰的房子散发出脏袜子和猫粪的气味， 但住在我们周围的全是熟人——至少爸爸认得他们。 他会邀请整条走廊的邻居到家里吃晚饭，他们中多数都是等待签证的阿富汗人。当然，有人会带来手鼓，也有人带手风琴。茶泡好了，嗓子还可以的人会高歌一曲，直到太阳升起，直到蚊子不再嗡嗡叫，直到鼓掌的手都酸了。
“你在那边更开心，爸爸，那儿更有家的感觉。 ”我说。
“白沙瓦对我来说是好地方，但对你来说不是。 ”
“你在这儿工作太辛苦了。 ”
“现在还好啦。 ”他说，他的意思是自升任加油站日班经理之后。但在天气潮湿的日子，我总能见到他忍痛揉着手腕。也见过他在饭后，头冒冷汗去拿止痛药瓶子的模样。 “再说，我又不是为了自己才让我们两个来到这里的，你知道吗？”
我把手伸过桌子，握住他的手。我的是学生哥儿的手，干净柔软；他的是劳动者的手，肮脏且长满老茧。我想起在喀布尔时，他给我买的所有那些卡车、火车玩具，还有那些自行车。
如今，美国是爸爸送给阿米尔的最后一件礼物。
我们到美国仅一个月之后， 爸爸在华盛顿大道找到工作， 在一个阿富汗熟人开的加油站当助理——他从我们到美国那天就开始找工作了。每周六天，每天轮班十二小时，爸爸给汽车加油、收银、换油、擦洗挡风玻璃。有好几次，我带午饭给他吃，发现他正在货架上找香烟，油污斑斑的柜台那端，有个顾客在等着，在明亮的荧光映衬下，爸爸的脸扭曲而苍白。每次我走进去，门上的电铃会“叮咚叮咚”响，爸爸会抬起头，招招手，露出微笑，他的双眼因为疲累而流泪。
被聘请那天，爸爸和我到圣荷塞（San Jose，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城市。 ）去找我们的移民资格审核官杜宾斯太太。她是个很胖的黑人妇女，眼睛明亮，笑起来露出两个酒窝。有一回她跟我说她在教堂唱歌， 我相信——她的声音让我想起热牛奶和蜂蜜。 爸爸将一叠食物券放在她的柜台上。 “谢谢你，可是我不想要。 ”爸爸说， “我一直有工作。在阿富汗，我有工作；在美国，我有工作。非常感谢，杜宾斯太太，可是我不喜欢接受施舍。 ”
杜宾斯太太眨眨眼，把食物券捡起来，看看我，又看看爸爸，好像我们在开她玩笑，或者像哈桑经常说的“耍她一下”。“我干这行十五年了，从来没人这么做过。 ”她说。就是这样，爸爸结束了在收银台用食物券支付的屈辱日子， 也消除了他最担心的事情之一： 被阿富汗人看到他用救济金买食物。爸爸走出福利办公室时，好像大病初愈。1983 年那个夏天，我 20
岁， 高中毕业。 那天在足球场上掷帽子的人中， 要数我最老了。 我记得球场上满是蓝色袍子 ，学生的家人、闪光的镜头，把爸爸淹没了。我在二十码线附近找到他，双手插袋，相机在胸前晃荡。我们之间隔着一群人，一会儿把他挡住，一会儿他又出现。穿蓝色衣服的女生尖叫着，相互拥抱，哭泣；男生和他们的父亲拍掌庆贺。爸爸的胡子变灰了，鬓边的头发也减少了，还有，难道他在喀布尔更高？他穿着那身棕色西装——他只有这么一套，穿着它参加阿富汗人的婚礼和葬礼——系着那年他五十岁生日时我送的红色领带。 接着他看到我， 挥挥手 ，微笑。他示意我戴上方帽子，以学校的钟楼为背景，替我拍了张照片。我朝他微笑着——在某种意义上，那日子与其说是我的，毋宁说是他的。他朝我走来，伸手揽住我的脖子，亲吻了我的额头。 “我很骄傲，阿米尔。 ”他说。他说话的时候眼睛闪亮，那样的眼光望着的是我 ，让我很高兴。
那晚，他带我到海沃德（Hayward，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城市，近弗里蒙特。 ）的阿富汗餐厅，点了太多的食物。他跟店主说，他的儿子秋天就要上大学了。毕业之前，我就上大学的事情跟他稍稍争论过，告诉他我想工作，补贴家用，存些钱，也许次年才上大学。但他恨铁不成钢地盯了我一眼，我只好闭嘴。
晚饭后，爸爸带我去饭店对面的酒吧。那地方光线阴暗，墙壁上散发着我素来不喜欢的啤酒酸味。男人们头戴棒球帽，身穿无袖上衣，玩着撞球，绿色的桌子上烟雾升腾，袅袅绕着荧光灯。爸爸穿着棕色西装，我穿着打褶长裤和运动外套，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我们在吧台找到位子，坐在一个老人身边。老人头上有个麦克罗啤酒的商标，发出蓝光，将他那张沧桑的脸照得病恹恹的。爸爸点了根香烟，给我们要了啤酒。 “今晚我太高兴了！”他自顾自地向每个人宣布， “今晚我带我的儿子来喝酒。来，请给我的朋友来一杯。 ”他的手拍在那个老人背上。老头抬抬帽子，露出微笑，他没有上排的牙齿。
爸爸三口就喝完了他的啤酒，又要了一杯。我强迫自己，还没喝完四分之一，他已经干掉三杯了。 他请那个老头一杯苏格兰烈酒， 还请那四个打撞球的家伙一大罐百威。 人们同他握手 ，用力拍他的后背。他们向他敬酒，有人给他点烟。爸爸松了松领带，给那个老人一把二毛五分的硬币，指指电唱机。 “告诉他，来几首他最拿手的。 ”他对我说。老人点点头，向爸爸敬礼。不久就响起乡村音乐，就像这样，爸爸开始宴会了。
酒到酣处，爸爸站起来，举起酒杯，将它摔在遍地锯屑的地板，高声喊叫。 “操他妈的俄国佬！”酒吧里爆发出一阵笑声，大家高声附和，爸爸又给每个人买啤酒。
我们离开的时候，大家都舍不得他走。喀布尔，白沙瓦，海沃德。爸爸还是爸爸，我想，微笑着。
我开着爸爸那辆土黄色的旧别克世纪轿车，驶回我们家。爸爸在路上睡着了，鼾声如气钻。
我在他身上闻到烟草的味道，还有酒精味，甜蜜而辛辣。但我在停车的时候，他醒过来，嘶哑的嗓音说：“继续开，到街道那边去。 ”
“干吗，爸爸？”
“只管开过去， ”他让我停在街道的南端。 他把手伸进外衣的口袋， 掏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