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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志愿军某部报话员杨文华。
李大安猖狂地嚎叫着：“看清楚了，这就是回大陆人的下场！”随后他命人把林学逋和杨文华的心脏剁成肉馅包成饺子，和王顺清等几个特务吃了……
从1951年8月美军开始进行“绞杀战”到1953年5月停战前夕，美国远东情报局驻韩国派遣队（代号T﹒L﹒O）先后从战俘营中挑选了179名志愿军战俘，分九批进行短期特务训练，然后派往北朝鲜进行情报破坏活动。他们主要挑选三种人：
一是志愿军中的投敌叛变分子；
二是起义或被解放军解放的原国民党军队军官或军校学员；
三是在战俘营内变节自首、成为战俘管理当局镇压和屠杀战俘的帮凶。
这里面包括了一些叛徒、败类中的头面人物，如李大安、魏世喜、李有荣、路禄、唐巨生等。当这些人后来被送到朝鲜沿海的一个小岛 ——仙甲岛进行训练时才明白，在美国人眼里，他们只不过是可供利用的一堆行尸走肉罢了，美国人并没有把他们当作宝贝。在战俘营里，连大多数美军官兵也认为他们干的是“最卑鄙龌龊的事情”。
这些人除少数在与中朝军队交火中被击毙或主动自首外，大部分都被我军捕获，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如李大安于1953年4月下旬在北朝鲜进行特务活动时，被朝鲜碧潼郡内务署逮捕，移交给了志愿军。后来这个民族败类被我北京军区军事法院判处了死刑。这都是后话了。
随后，美国远东军事情报局的特务又给李、蒋特务们出了个点子：在战俘身上刺上“杀朱拔毛”、“青天白日”、“反共抗俄”等反动标语，看这些战俘们还敢不敢回去……
我方曾参加过朝鲜停战谈判的杨冠群先生在他的著作《热战中的冷战：板门店停战谈判》中曾这样愤怒地写道：
“在战俘身上刺字，与中世纪奴隶主在奴隶身上烙印没有什么区别。在二十世纪的文明时代里，美方竟在战俘身上刺上反共的口号和标记，留下永久的耻辱痕迹，使战俘不敢回家。刺字彻底剥开了‘自由遣返’的画皮。如果‘不回家’真的是战俘的自由选择，那么何必使用这种卑劣的手段？”
“志愿军战士绝大部分都是大陆人氏。他们上有父母，下有妻儿，谁愿意背井离乡，在外漂泊？哪个家人不希望远征的亲人打完仗后平安归来？”
第十一节“文明与野蛮之间的较量”03
从1952年4月8日起，美军开始大规模地进行所谓“甄别”。美国人在巨济岛的空地上搭起了一个高大的所谓“审查室”，所有的战俘都要在刺刀威逼下走进审查室，审查室的出口处均由台湾特务排成两条狭窄的通道，一条铺满鲜花，说是到台湾的“自由之路”、“光明之路”；另一条是“回国之路”，路两侧站满了握着刺刀、匕首的台湾特劼？想回国就必须从这里冲过去，跑慢了不是被刺伤就是被刺死，第一个往外冲的志愿军烈士石振青就是这样被活活砍死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一天，72联队的7700多名战俘只冲出去了700人，而有8400多人的86联队只冲出来了1200多人……
地狱般的战俘营绝非中国人杜撰，美国合众社记者发自巨济岛的电讯即透露：
“巨济岛的集中营中心变成了一个恐怖之岛”，
“暴乱、酷刑、暗杀在这里的俘虏日常生活中交织成一幅恐怖的图画。”
据不完全统计，仅1951年被美军无辜枪杀的战俘就有一万七千人之多。美军不仅随意枪杀战俘，而且还灭绝人性地用中朝战俘作细菌实验和医学试验。据美联社透露：实验结果，“关押着的125000多北朝鲜俘虏中，有1400人病得很厉害，其余的人约有80％染有某种疾病。”志愿军被俘人员王兴武在1954年3月曾写过一份控诉材料：
对病员同样的乱给药，不诊断，一个医士看一百多个病人，动不动就抽血，平均每人抽四次血，在20CC以上，最多的抽三十七欼？最后被抽死。
肺结核病患者更是敌人的试验品，仅六所我们所知道的由于敌人不治死去的同志就有三十多名。抽骨髓、打空气针、注射毒素血清，咳嗽药越吃越咳，呼吸困难。我们还亲眼看见张石顺同志被抽骨髓抽死，腾家生同志被打空气针打死。二、四所同志的治疗是一样的，拉痢疾，叫你拉够了再服药。肋膜炎，抽水就大抽特抽，抽死算事。
两位富有正义感的西方新闻记者，英国人艾伦﹒温宁顿和澳大利亚人威尔弗雷德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对前线、板门店谈判会场、朝中方的战俘收容所，以及被释放的朝中被俘人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采访，战后，他们合著了一本《朝鲜战争俘虏问题内幕》，这是西方有关朝鲜战争的一本禁书，两位记者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材料：
根据停战协定的有关条款，正在巨济岛和济州岛被扣押的大约八千名朝鲜俘虏和一点五万名中国俘虏及在北朝鲜被扣押着的三百五十名“联合国军”俘虏在非武装地带内交换。
国际遣返委员会成立后的几个星期之内，其成员每天都可以听到从印度管理部队的集中营内逃出来的俘虏们讲的中世纪式的野蛮行为和令人发指的其他一些事情。最初这些委员们都是半信半疑。但是，即使是对此最抱怀疑态度的人也注意到，从不同的集中营、在不同的时间逃出来的人们 ——在他们之中有朝鲜人，也有中国人 ——所讲的故事差不多是毫无二致。而且他们刚从把人们自集中营运来的卡车上下来就讲起来，并回答了很多记者们提出的问题，这样就更显得它有令人信服的力量。显然没有一个人得以在他讲述之前命令他们如此这般。
给人以印象最深的一次记者招待会是在9月27日举行的。那天六十五名中国人民志愿军人员归来，其中绝大部分是军官。他们还没有下车的时候，就撕碎了印有国民党旗帜的内衣，露出了刻满纹身标记的身体。在这个大厅里，只听得见久久持续着的、渐渐变大的哭泣声。按照预先的安排，应该一人接一人地谈自己所经历过的事情。但刚开始不久，就不得不把一位在一两天前遭到严刑拷打的归俘带到外面去进行抢救。还有一个人在叙述自己同胞们所遭受的痛苦时难过得昏厥过去，又不得不把他背到外面。有一个人被割掉了耳朵，同时他的腹部还有一条被国民党的刀子割开后留下的弯弯的大伤疤。他们中间有半数以上的人“犯有”拒绝刻上妨碍回到祖国的纹身标记之“罪”，因此，他们四肢上的肉都被割烂了，留给人们看到的是一条条惨不忍睹的伤痕。
被俘的志愿军们回忆，新的纹身从8月20日开始了。因为特务们在调查的时候，发现许多俘虏把在1951年4月刺上的纹身标记割掉或烙掉了。特务们暴跳如雷，命令对集中营里的所有人开始进行纹身。在胸部刺上国民党的旗帜和徽章，两条胳臂上刻上口号，甚至在背的中部也刺上了国民党的旗帜或中国及台湾的地图。拒绝纹身的遭到毒打，并被绑在床上。一次由三个家伙进行的纹身一直要持续四个小时。
到8月31日，十个集中营内的一点五万名俘虏，除极少数外，都被纹了身。……现在人们已很清楚，当时美军心理作战部东京分部负责人海恩森以为，只要把纹身进行到底，就可以达到“保证被俘虏的人们不抱有回家念头”的目的。
在交换战俘现场，普利策奖获得者、《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凯斯﹒比奇在看到一位患了肺结核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用最后的一点力气把美制军靴脱下来时十分惊讶，他用悲伤的语调问道：
“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连军靴也不愿意带走呢？这双军靴是相当好的啊！我想，在朝鲜和中国，像这样好的军靴是不多的。”
但是，比奇和其他美国记者没有问一问，俘虏们为什么对于回想起美国人施加的拷问和那个鬼蜮的东西如此刻骨仇恨，并把对它的据有看成是一种耻辱。
其实，杀人和恐怖的气氛一直蔓延到俘虏们离开集中营。
这位女俘，是个海州大学毕业的学生。战争爆发后不久，她加入了朝鲜人民军。美军在仁川登陆后，她在仁川被俘。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好看的黑发一直垂到双肩。她叫金京淑。她和她的难友回忆：敌人以搜查为名，把她们全身的衣服都剥光后，赶进一个房间里。几分钟后，一丝不挂的男俘们也被拉了进来。一个美国军官说：“我们听说你们共产主义者很喜欢跳舞，那么现在就跳舞吧！跳吧！”在刺刀和手枪的威逼下，他们被迫起舞。美国军官们吸着烟，心满意足地哈哈大笑，用烟炙烤姑娘们的胸部，做出了只有从医学杂志和法律记录册里才能找到的丑行。
集中营里，没有人能逃脱敌人的兽行。一个以“战俘”的罪名被捕的十四岁的女孩子遭到奸污。在仁川集中营，两位身背婴儿的母亲曾几度在刺刀威逼下遭奸污。当时他们把婴儿的嘴堵上了。一位受电刑后神经错乱的姑娘，在去厕所时被一个美军下士截住，尽管其他同伴奋力抢救，她还是被污辱了。结果她完全疯了。
许多被当作游击队员和朝鲜人民军的成员遭捕的孕妇们，在连下等的医疗措施也没有的情况下分娩。虽然后来设置了产妇房，但美国人没有提供乳粉之类的食品，时常处于饥饿状态的母亲挤不出足够的奶来哺育刚出生的婴儿。……平壤金日成综合大学毕业生金淑子说：
“……只是在我们举行了多次示威表示抗议之后，美国人才给婴儿发了一些吃的东西。但他们随时可作为处罚手法，中断给我们的粮食供给……”
“三八节，我们背着婴儿愉快地放声歌唱，美国人向我们仍了催泪弹。他们向二十三名母亲和二十三名婴儿投掷了三十多枚催泪弹，许多孩子从那以后都病了好几个月。”从停战那一天起，到女俘们被遣返，敌人差不多一天就向她们投掷一次或两次催泪弹。
……
在外科方面实行的试验中显露出的大量证据更是无可否认。在板门店，所有人都普遍注意到多得令人惊悸的四脚被截断的人们。据调查，为数很多的人们的手脚或全部四肢像割牛尾巴那样，被截成几段。甚至一条腿就被截了五次或六次。一些得了与治疗手段完全无关的气管炎和胸膜炎的人也要数度被截断肋骨。从1951年4月至1952年7月之间，第一集中营在经过这些穷凶极恶的手术之后侥幸活了下来的，只有三十七个俘虏。其中一个名叫金春山的俘虏被截断了五根肋骨，每次都是由不同的医生截断的。他追述说：敌人闯进医院里来，根据自己的需要挑选病人，如果有谁抵抗，就给打一针，然后强行将他拉走。
中国军事外科医生们对冻伤病俘们进行了彻底的诊察，据他们提供的统计报告，冻伤者一共失去了二百六十七条胳膊或腿，这些人在中国归俘的全体冻伤者中所占的比例之大是令人吃惊的百分之七十。他们指出，正是驻朝鲜前线的美军医疗部队人员们说过这样的话：“从很久以前开始，保存性疗法就是冻伤治疗的基本准则。”然而在美国方面，这样的纯属冻伤范围的肢体下部的截肢手术中，有百分之八十四是从正确手术部位的一分米以上的地方实行的，甚至有一个患者是在正确手术部位的五分米以上的地方实行的。
在两千一百七十二名中国病伤俘虏中，有近一半的人被截断了两条肢体。在所有六千名中国归俘中，有一千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