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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看他的样子倒好像很想吃呢。”
那人立即停止了咀嚼，用十分犀利、十分惊奇的目光打量着我。
“你看他的样子？你什么时候看见他的？”
“刚才。”
“在哪儿？”
我用手指了一指，说：“就在那边。就在那儿。我看见他正在打瞌睡，我开头还当作是您呢。”
他连忙一把揪住我的衣领，狠狠地瞪着我，我不由得想：他又在打那个老主意，想要掐断我的脖子了。
我吓得混身发抖，向他解释：“穿的衣服和您一样，只是比您多戴了一顶帽子，他还——还——”我一心想要把下面一句话说得文雅点儿：“他脚上也有一副——因此他好像也需要借一把锉。昨天晚上你听见放炮吗？”
他自言自语：“这么说，倒是真的放炮来着。”
我回答道：“奇怪，您怎么没有听真？我们在家里隔得那么远，还关了门，都听见了呢。”
他说：“哼！你瞧！孤单单一个人睡在这一大片沼地上，脑袋发昏，肚皮空空，冷得要命，饿得要死，一晚上听见的就尽是炮声轰轰，还有人声喧哗。不光是听见，我还看见好些士兵拿着火把，他们的红色军服给火光照得亮堂堂的，从四面八方向我围拢来。还听见他们喊我的号码，恫吓我；还听见嗒嗒嗒的毛瑟枪声，还听见他们的号令声：‘弟兄们，预备！举枪！向他瞄准！’后来人逮住了——一切也都消失了。唔，昨天晚上来抓我的士兵，我看见哪止一批啊，简直有一百批——他妈的都排着队，嚓嚓嚓地赶过来。说到放炮，对了，天大亮以后还看见遍地大雾给炮火打得直打颤。——可是这个人！”他好像说到这最后一句才记起我在他跟前。“你注意到他身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没有？”
我好像想起来了，便说：“他脸上有老大一块伤疤！”其实我自己也没把握当时是否看真切了。
于是他毫不留情地啪的一巴掌打在自己左边脸上，大声问我：“是在这一边吗？”
“对，就在这一边。”
他立即把剩下的那一点儿吃的都往灰布上衣的胸口一塞，问道：“他在哪儿？指给我看，他上哪儿去了？我非得像条搜山狗似的，把他追到不可！这该死的脚镣害得我的脚好痛！把锉拿给我，孩子！”
我指着一个地方对他说，那人就隐藏在那边的迷雾里。他抬头朝我指的方向望了一眼，一下子便在湿淋淋的野草上坐下来，像个疯子似的使劲锉着脚镣，既不理会我，也不理会他自己那条腿。腿上有个擦伤的老伤口，弄得满腿血淋淋的，他却满不在乎，只顾使劲锉，好像那条腿也和那把锉一样毫无感觉。看见他这股没命似的心急劲儿，我又害怕起他来了；况且我已经从家里出来好久，不敢再耽搁，便对他说，我要回去了，他却理也不理。我心里想，不如趁这个机会溜走了吧。我最后一次回头看到他，见他搭拉着脑袋，冲着膝盖，在拼命锉脚镣，越锉越急，叽里咕噜直骂那副脚镣和他那条腿。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四外已只见一片迷雾，站住静听，听得见他还在那里锉个不停。
第5章（）
我满以为厨房里早已有警察等在那里逮捕我。可是，到得家里，非但没有什么警察，连失窃的事也根本没有发觉。乔大嫂忙得不可开交，正在收拾屋子，准备欢度圣诞佳节。乔给撵到厨房门口的台阶上去了，免得挡在畚箕面前碍事——原来姐姐扫起地来，总是使尽全身力气大扫特扫，乔是迟早不免要被卷进畚箕里去的。
我怀着鬼胎回到家里，乔大嫂劈头第一句就是这样向我祝贺圣诞节：“你死到哪儿去啦？”
我说，听圣诞颂歌去了。乔大嫂说：“呃！原来如此！我还以为你干坏事去了呢！”我心里想，她这话倒是没有说错。
乔大嫂说：“我要不是嫁了个铁匠，活活做奴才，成天围裙不离身，或许也会去听听圣诞颂歌的。一辈子就爱听颂歌，可就是因为爱听，偏偏一次也没有福气去听。”
畚箕拿开以后，乔跟在我后面大胆走进了厨房。乔大嫂瞟了他一眼，他显出一副息事求和的样子，用手背抹了一下鼻子。一等乔大嫂的眼睛转过去，他便偷偷用两个食指交叠成一个十字架给我看——这是我们俩惯用的手势，表示乔大嫂正在气头上＇1＇。乔大嫂生气本是家常便饭，弄得我和乔往往要一连当上几个星期的十字军；不过我们这种“十字军”是交叉手指比划十字，而看古墓残碑上的十字军像，可都是叉着腿儿的。
今天我们可以吃上一顿高级的午饭，有腌猪腿配青菜，还有两只加料烤鸡。昨天早上就做好一个肉馅饼（所以我拿走碎肉此刻还没有被发觉），布丁也已经在蒸起来了。就为午饭要摆偌大的排场，我们的早饭便不客气给拉掉了。乔大嫂说：“我事情这么一大堆，这会儿没工夫摆开饭桌让你们大吃大喝，吃完了还要替你们洗碗碟！跟你们说，没工夫！”
说罢，就给我们分发面包，我们哪里还像是一大一小两个人在家里吃饭，我们倒像是两千名士兵在急行军。我们拿起柜子上一只水罐，大口大口喝着掺水牛奶下面包，脸上怪不好意思的。这当儿，乔大嫂在屋子里挂起一块块洁白的窗帘，铺在壁炉架上的旧花边也换上了新花边，过道那一头的小客厅也开放了。小客厅里糊着银箔纸，每年只有在这种时候开放一次，佳节一过便关门大吉，让它整年守着银箔纸的朦胧的寒光打发光阴；这片朦胧的寒光从小客厅里一直射到壁炉架上四个小小的陶器狮子狗跟前。四条狮子狗一模一样：都是黑鼻子，嘴里都衔着一篮花。乔大嫂是一个很爱清洁的主妇，只可惜她讲究清洁讲究得过了分，反而比肮脏更加讨人嫌、惹人厌。说起爱清洁，本来同敬神不过相去一步，有些人信教虔诚，也自然会讲究清洁。
姐姐既然忙得无法分身，上教堂自然就非得派代表不可，那就是说，要乔和我两个人代替她去。乔平常穿着工作服，倒是个精壮利索、不失铁匠本色的人；可是一穿上节日服装，却活活像个装点得挺考究的稻草人。于是他身上穿的衣服就没有一件合身，没有一件像他自己的衣服了，倒是件件都勒得他难受。圣诞节那一天，教堂里一响起欢乐的钟声，他就穿上那身活受罪的节日大礼服，从自己房间里走出来，那光景儿才真叫受苦受难哪。至于我自己，我总认为姐姐一定是把我当作一个遭天谴的小犯人，一生下地就由一个在警察局里当差的接生婆收下来，转手交给我姐姐处置，可以由着她无法无天，任意施行。拿我平常受到的待遇来说，仿佛我是违犯了理智、宗教和道德的戒律，辜负了至亲好友的好意劝阻，本不当降生人世，却偏偏要投生。即使姐姐带我去做套新衣服，也要吩咐裁缝剪裁成少儿感化院里的式样，怎么也不肯让我自由自在运用我自己的手脚。
因此，乔和我一块儿上教堂去的那副模样，悲天悯人的人们看了少不得要大动恻隐之心。可是，我肉体上受的痛苦比起我内心的痛苦来，实在算不得一回事。乔大嫂一走进伙食间，或是一走出伙食间，我固然吓得魂不附体；可是想起自己居然做出了这种事来，悔恨的心理也决不下于害怕的心理。那件秘密的亏心事压得我心头好不沉重，我不由得思量起来：假使把这件事向教堂和盘托出，不知他们是不是有力量保护我，不让我受到那个可怕的小伙子的报复？我已经想好了主意：进了教堂，只等牧师为登记结婚的人宣读过结婚预告，说过“有反对意见的人请即陈述意见”＇2＇，我就马上站起来，请求他带我进忏悔室去，我有话和他密谈。不过那天是圣诞节，不是平常的礼拜天，否则我实在难保不采取这种极端手段，叫我们那个小教堂里的全体教徒大惊失色。
教堂里的办事员伍甫赛那天要上我们家里来吃饭，此外的来宾还有车匠胡波夫妇；还有潘波趣舅舅（所谓舅舅，原是乔的舅舅，却被乔大嫂据为己有了），他是附近镇上一个殷实的粮商，有自备马车。下午一点半吃饭。乔和我从教堂赶回家时，餐桌已经摆好了；乔大嫂也已经打扮齐整，菜肴都在锅子里煮的煮，煎的煎。大门开了（平常日子从来不开），准备迎客，处处都打点得极其出色。肉馅饼失窃的事依旧一句也没有提起。
午饭的时间到了，宾客陆续到齐，我心头的千愁百结却始终无法消释。伍甫赛先生长着一个鹰钩鼻；亮晃晃的前额又大又秃；又生就一条洪亮的嗓子，为此得意非凡；认识他的人都知道，只要你由着他的性子，他就会叽里呱啦念祷告词念得当牧师的也要自叹不如；他自己也认为，如果教会“开放”的话，也就是说，如果谁都可以上圣坛去一显身手的话，他未尝没有一举成名的希望。可惜教会始终没有“开放”，因此他只得一直在我们那个教堂里屈就办事人员的位置，这我刚刚已经说过。可是这样一来，他就成天“阿门”“阿门”地尽拿这两个字出气＇3＇；他每逢读一篇赞美诗——哪一次不是一读就得从头到尾读个明白！——开头总要先扫视一下在座的全体会众，仿佛是说：“我们圣坛上的那位讲得怎样，诸位都听到了；请再听听，我的口齿如何？”
我开门接待宾客，叫人家看了只当我们平常都是从那扇门进出的。进来的第一位客人是伍甫赛先生，第二起是胡波夫妇，最后一位是潘波趣舅舅。请读者诸君特别注意，我万万不能叫他舅舅，否则就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潘波趣先生一走进来就招呼了一声“乔大嫂”。他是个身材肥胖、行动迟钝的中年人。他呼吸都很吃力，一张嘴生得像鱼嘴，一双没神的眼睛睁得老圆，一头浅黄色头发根根直竖；看了他这副长相，你准会以为他是个给人掐得昏迷过去、刚刚苏醒过来的人。他对姐姐说：“为了向你祝贺佳节，我给你捎来了一瓶雪莉酒，夫人，还给你捎来了一瓶葡萄酒。”
每年圣诞节，他总是抱着两个哑铃似的带着这样两瓶酒来，说的话也是这老一套，一个字也不改动，还自以为是件了不得的新鲜花样。每年圣诞节，乔大嫂给他的回答也不外乎这样几句老话：“噢，潘波——趣舅舅！这太感谢你啦！”每年圣诞节，潘波趣先生照例总还得像现在这样回敬她几句客气话：“你劳苦功高，并不为过啊。你们想必都神清体健吧？小不点儿怎么样啦？”所谓“小不点儿”，指的就是我。
每年这个节日，我们总是先在厨房里吃饭，再到客厅里去吃胡桃、橘子、苹果；这样换一换场面，就像乔脱下工作服，换上节日盛装一样。这一天，姐姐兴致特别好；说实话，她跟胡波太太在一起总比跟别人在一起来得和蔼可亲。记得胡波太太是个瘦骨嶙嶙的小身个儿，长着一头鬈发，穿一身天青色衣服，嫁给胡波先生时年纪要比对方轻一大截（我不知道他们是在哪个遥远的年代结的婚），所以一直到现在，还始终保持着她那种传统的少艾姿态。还记得胡波先生是个肩膀高耸、弓腰驼背、身子骨儿倒挺结实的老人，身上散发出一阵锯木屑似的香气，走起路来两条腿跨得特别开；那时候我的身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