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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后锋没说什么，按了按钥匙扣，听得“笛”的一声，不远处泊着的小车前后灯亮了起来。苏世创像怕被匆匆而过的行人认出了他一样，匆匆朝小车小跑过去。
丁后锋把车子开往桃源江大桥方向。路上，他问苏世创，你说你做了很多坏事，真的是这样吗？苏世创跟刚学会说普通话且常年没有与外界接触的山民一样，口齿不清道：“是是的。我听人说，坏事做多了，会有报应。这种预感，前些天就有了。我预感到大难要来了所以，我要把自己所做的事情跟你说出来。我也做对不起你的事”
丁后锋回头一望，见苏世创一脸的忏悔之色，他说：“昨天上午在大学东路那儿，我见你在我的车子旁边踱来踱去，就知道你对我的车子挺熟悉的。此前，你见过我吗？”
苏世创说：“见过，在梨花县城电力宾馆的客房里。”
丁后锋一惊，方向一偏，差点撞到其他小车。他慌乱地把车子刹住，猛地把苏世创从车上拉下来，怒喝道：“原来是你做的鬼！你跟蒙世杰他们是什么关系？”
苏世创哆嗦着身子，用手挡住自己的眼睛，跟一只突然从洞穴里钻出来的老鼠见不得光一样，不敢看着丁后锋。他的脸色如一坨被淫雨浸泡的泥土般难看极了，说：“我不认识蒙世杰。我们只是按阿炮的要求去做的，其他的一概不知。”
丁后锋被弄得迷惑极了，问道：“到底怎么回事？阿炮是谁？”他把苏世创从地上拎了起来，又像塞进一条死狗一样狠狠地把对方硬塞进了车内。苏世创的额头差点撞到车门了，他嗫喃道：“阿炮是我们的带头大哥。”
丁后锋一慑，再往下了解，才得知这厮是个有黑社会背景的人物。他心里冒出一股寒气，好在裸跑的报道没有着墨太多，也没有倾向于这家伙，不然后面的事就难以收场了。
转眼间，车子来到桃源江大桥。巍武的大桥全部是用钢铁做成的，横跨桃源江两端，无论远近观看，它都像一条巨龙，岿然不动。
苏世创像一根木头骨碌一声滚下车后，说：“对不起丁记者，我也是被人叫去做那种事的。十几二十天前，阿炮要求我赶到他那儿。到了他那儿，我见三字经和一个兄弟早就等着我了。阿炮说：‘每个人就那么几百元酬劳，还要在那些钱里扣除两个小姐的费用，都不够兄弟们放一炮。不过，人家信任我们，每次都给我们业务做，钱少是少了些，日后我们还得靠他给我们活儿干。’之后，他给我们一个车号，说这个车子正在赶往梨花县城，你们也要迅速赶去。这人好酒，每餐饭不吃到六七成醉意他不是会离开的。你们可分成两个组，一组去找两个小姐送到他的房间，一组先进入他的房间，把这东西放到他的皮包里。我一看阿炮手上的东西，是个沉甸甸的信封，不用猜测，我就知道里面是一叠叠的钞票，少说也有一两万元吧”
丁后锋眼珠冒烟，搞了半天，电力宾馆的事原来是这些鼠辈搞的。他颇感困惑，要害他的人究竟是谁？那人为何要请这些社会烂仔去做这种勾当呢？
苏世创说：“到现在为止，我也不知道出钱请我们去搞鬼的人是谁。除了阿炮跟那人接头之外，无人知道他是谁。此前，那人也出钱请我做过很多伤天害理的事如果知道要栽赃的对象是个记者，我绝对不会去干的。那天傍晚，我混进你的房间时，见你呼呼大睡，就打开你放在桌子上的皮包，一看见里面有记者证、相机，我就吓坏了。我当时想，这个叫丁后锋的记者跟谁有仇呀，干吗要这样害他？我把红包放好后，就偷偷溜走了。这时，我见到三字经他们朝我走过来，他们说两个小姐快要到了，我们得辙了。没过多久，我见到两个年轻小姐坐着三马仔来到了宾馆。至于后面的事情，我们就不知道了”
丁后锋愤怒了：“知道阿炮住在哪里吗？”
苏世创说：“不知道。有什么事情，他会电话联系我们。”
丁后锋想，从苏世创所陈述的话来看，阿炮等人与蒙世杰等人从来就没有认识。他们收了某个老板的钱后，得知他要到梨花县城来采访赌窝的事，他们就直接从市区追到县城，趁他喝醉之后就“送钱”、“送女人”来了。
奇怪的是，那老板为何要这样栽赃丁后锋？难道说，要让人误认为是蒙世杰等人干的？就算如此，值得下那么大的血本吗？莫非那人跟蒙世杰有仇，栽赃于丁后锋之后，让他往死写赌窝上的事，达到泄愤的目的？
一直以来，丁后锋均认为是蒙世杰等人干的。因为他要捅林业局宿舍楼顶上的赌窝，林业局领导担心见报后受到连带责任，于是用钱财、用美色收买他。而报社领导也跟他有着同样的想法，认为策划这一起事件的，就是林业局的领导了。于是，领导要求他把赌窝之事“好好写一下”。
事后，报社还通过有关部门将这一情况作了汇报，矛头直指林业局某些领导蓄意陷害记者。林业局当即予以否认，声称报社记者诬蔑了他们。确实，他们是请记者吃了饭，也暗示记者不用写稿，给他补偿一些损失。见记者一口回绝他们提出的一些条件，他们便也作罢了。至于送红包、送到妓女之事，那是无中生有，血口喷人！
为了这事，林业局跟报社纠缠了很久。最后，报社通过种种关系把此事冷化处理掉了。
现在看来，林业局的领导是蒙受了不白不冤了。
此刻，丁后锋很想报警，请警察把苏世创带走。但就这点“风花雪月”的事够不够得刑事案？怎么给他们的栽赃性质定性？真正的出钱老板至今还不知道是谁？尽管通过苏世创的自述得知他们是社会残渣，但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苏世创所说的话是真实的？这一面之词可信吗？
一面之词是新闻的天敌，也是记者最容易犯下的错误。前些年，有一男子先是通过报社热线报料，声称他强奸过几个女人，现逃跑到本地；他在后悔自己做错事现要服法认罪的同时，希望得到记者指点迷津。记者为接到这猛料兴奋不已，像某个演了一辈子戏的演员突然得知自己的电影作品入围奥斯卡提名奖一样，彻夜难眠。
次日，该记者经过精心准备，冒险约见了“强奸犯”。“强奸犯”平静得跟一泓湖水似地述说着自己“犯下”的一起起“强奸案”，而记者却害怕得双腿颤抖，盼着警察尽快出现。“强奸犯”说完自己的“犯罪经历”后，突然从周围涌上来很多警察，把“强奸犯”的按倒在地上。当晚，记者迫不及待地写了稿子，把自己与“强奸犯”面对面采访的过程写得入木三分。
稿子见报次日，警方就责怪记者下笔太轻率了，咋不等他们审讯结束才发稿子呢。警方说，经他们连夜讯问，并与“强奸犯”所在的当地派出所联系证实，他们发现此人啥案底也没有，只是由于外出打工无钱回家了，且担心家里那几头母猪没人喂养可能会饿死在猪圈里，他便虚构了一个“离奇的故事”。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通过记者联系本地警察把他逮住了，再由本地警察联系他居住地的派出所来把他“领回”原籍，省掉一笔路费。有吃有喝的，他就不至于饿死在异乡街头。
这荒唐的“新闻故事”，每次都让丁后锋感叹社会之复杂，人心之险恶，就好比单位里的人际关系一样，让你难以防范。当然，丁后锋也感叹都市报在造就一批功利心很强的记者，他们以“打打杀杀”的新闻为荣，就像他一样，整天盯着某个丑恶的社会现象——似乎没有监督性质的新闻猛料、怪料，他们就无从下笔；似乎不揭露有关部门的阴暗面就不痛快；似乎不为民请命就不是好记者，好像记者生来就是包打天下，完全把自己当作了包青天的角色；似乎搞的新闻报道如果没有获得普利策之类的国际新闻奖，就不算得上一个好记者；似乎没有超级猛料、形形色色的社会弊端与揭露官员的腐败，就不足以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就不会促进广告额的增加。
在他们眼里，正义与邪恶，阳光与阴霾，似乎已经均衡了。他们要力挽狂澜，拯救社会！这可能吗？他们有些看不到如艳阳般灿烂的社会的一面了。其实，这灿烂的一面是整个社会的主流，绝对如淊淊之江河奔流不息。那些社会弊端充其量不过是江河之一滴泛着污黑泥沙的浪花，算不得了什么。
严格来说，丁后锋并不认为这是都市报的错。都市报从一开始出现在市场上，就以社会良知、道德责任为己任，但她自一出世，就被残酷的市场严峻地考验着。她是市场的宠儿，也是报业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可丁后锋总是觉得她是一个野性尚未褪去的姑娘，让一些职业操守失衡的记者迷失了方向，就如同他一样，一时之间似乎找不到归宿感，也找不到报道的准绳，一天只会往那些阴暗的社会角落里钻，早就麻木了、机械了。
第176章 凌晨血案骇人心 五条尸体现房间（3）（shukeba）
他在想，也许这是都市报的内部机制与管理出现了问题，当以高额稿酬作为奖励猛料、好料也是作为评判记者是否优秀的唯一标准时，当以超级猛料刺激客商投放广告且以广告的收益来刺激采编人员的干活劲头时，难免会出现很多泥沙俱下、真假不分甚至虚假捏造的社会新闻——某电视台“纸做的包子”此起事件，也许最能佐证此点了；也许是市民过分追求那些所谓的“感官新闻”，在自己的权益受到伤害而求告无门时，他们当然希望记者“仗义执法”；或者说，从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讲，当法治建设仍在逐步完善而有些老百姓至今仍为自己的事情整日奔波、诉苦而得不到解决时，媒体就像网络论坛一样成了受众首选的求助工具、阅读工具、宣泄工具了；也许媒体作为一个监督平台，记者整天喜欢把它当作揭露社会弊病的工具，所以有些人受到“特别关注”的群体特别害怕它的存在，一旦媒体的记者出现，他们就会施以威逼利诱，而意志薄弱的记者自然也就被人左右了
丁后锋只不过是一个媒体从业者，对于当今媒体出现的这种反常现象，他只能反思也只能深思、忧思，因为他毕竟不是管理层，也不是决策层。而且这么大的课题，也不是他一个人所能承担得了的。他没有泯灭社会良知，每次采访，他总是小心翼翼行走着、求证着，以免稍有不慎就会误入“雷区”，被虚假新闻的地雷或当事人抛出的糖衣炮弹炸得粉身碎骨。
存疑是辨别新闻真假的窍门，正如眼前的苏世创，尽管他声称自己做了很多坏事，但丁后锋只能姑妄听之、信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电力宾馆那事儿，苏世创所说的各个细节与丁后锋求证的相同，也就是说，此事确实是苏世创等被人授意去陷害他的。
至于是否报警处理此事，丁后锋迟疑了。迟疑的原因是，“电力宾馆事件”对他伤害有多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受到了伤害，但他自认这些精神损害，只不过是暂时的。随着时日慢慢远去，他就会淡忘了。一个人太容易健忘了。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