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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事件（Yunan Case）发生于1875年（光绪元年）2月21日，因为英国翻译员马嘉理（Augustus R。 Margary）在云南被杀，故又称为“马嘉理事件”（Margary Case），此次为英国的探测队由缅入滇、英方原本即含有阴谋，故为云南当局所不欢迎，因而有此一不幸事件之发生。说来本是一椿地方个别事件，不难加以解决。可是由于当时的英国公使威妥玛（Thomas Wade）熟悉中国官场情形，加以想借机建功，于是乃将其事予以扩大，向中国政府进行敲诈勒索，虚声恫吓。并提出最后通碟，扬言如不答允所提条件，即将断绝两国邦交，下旗回国。而英国在华的海军“中国舰队”也因之成为其利用的武力，随之推波助澜。
此时的“中国舰队”司令为副提督瑞德尔（Vice…Adm。 A。G。 Ryder），从英国海军部所藏之档案中，可以清楚地了解瑞德尔在此次中英交涉期间所作的活动情形。他除了曾在英国公使馆内与威妥玛密商大计之外、并将其兵舰有计划地分布于中国各重要港口：天津：“克鲁夫勒号”（Groveler），烟台：“吉斯瑞尔号”（Kestrel），上海：“塔利莎号”（Thalia）及“哈尔奈特号”（Harnet）以及旗舰“警醒号”（Vigilent），汉口：“蚊子号”（Mosquito），厦门：“赫特号”（Hart）。＇18＇不过，瑞德尔与威妥玛的意见并不完全相同。威妥玛为了向中国施压，认为兵力不足，拟向英国政府求援增兵。但瑞德尔却不以为然，认为以“中国舰队”现有兵力已经足够应付当前的环境。故当1876年8月21日烟台会议时，瑞德尔非特亲自陪送威妥玛从上海到烟台，且还令其部下兰布尔（Lambert）率领一支所谓的“飞行舰队”（The flying squadron）前往大连及牛庄，以为声援。＇19＇故当李鸿章将由天津出发前往烟台谈判时，一部份天津士绅乃出面请愿，要求李氏不要轻易前往，以免为英人挟持。李氏识破其计，不以为意，依然如期前往，并乘机参观英、德军舰，而与其它各国使节联欢，以示其不受要胁。＇20＇卒于是年9月13日与威妥玛达成协议，签订烟台条约。除允诺赔偿恤金200，000两外，并又增开重庆、芜湖、宣昌、温州、北海五处作为通商口岸。依据史家米契（A。 Mickie）之见，以为从表面上看来，烟台协议的关键似乎系于停泊在数百里外大连的“中国舰队”之“飞行舰队”（the flying Squadron）。实际上，英国政府并无意再次对中国用兵。故“中国舰队”对于此一事件所发生的作用，仅在于为其外交的后盾，而对于中国的威胁则为有限。＇21＇此说的正确性如何，尚值得再加讨论。
六、“中国舰队”与其它国家海军之关系
（A） 与法国海军舰队的关系：英、法皆为西方海上的强权，为了争夺海上霸权、虽曾发生长期战争，但也曾因有相同的利益而结合为同一战线。如与俄国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1884…1885），与中国之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1858…1860）。到了中法战争时期（1884…1885），双方则因立场不同，而发生龃龉。法为侵占越南，并企图打开中国西南的陆上门户，同时还欲攻占中国沿海城市、迫使中国对之赔款。故除在越北用兵外，又利用其优越的海军在台湾及福州之间大肆骚扰。而英国则因在华贸易额冠于他国，一旦中法发生大战，必然波及到其在中国沿江沿海的许多通商口岸，影响其侨民的安全与商业利益。故而乃借口中立，出动（中国舰队），可以保护。
当1883年底中法谈判濒临破裂之时，英国政府即决定采取防范措施。宣布立场中立，并呼吁作战的双方均需维护英国侨民的安全与利益。同时，又联合欧美各国采取共同的行动，而由“中国舰队”司令欧威尔（Vice…Adm。 George， O。 Willes）负责居中协詷（Concert）各方。经过外交途径联络的结果，德国、美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奥匈帝国等国政府都表赞同，愿意派遣其海军与英国合作，共同巡逻各通商口岸，保护侨民，维持中立。唯有日本与俄国曾经发生问题。日本虽欲出兵，但以中国当局对之有所顾虑，而表示反对。嗣以英国对华进行劝说，谓其行动仅限于上海作为护侨，中国方才应允。日本原拟派遣三艘战舰，后减为二艘，分别为：“Faso”及“Kan”，由Rear…Adm。 M。 JUNZO率领，此举象征的意义大于实质的意义。因为日本的海军已受到西方国家所承认，并居于平等的地位，同时也开启了其后（1902）日、英同盟一线远景，意义殊为重大。反观俄国则为不然虽曾接到英国所作的参加中立国之邀请，但以英、俄素有猜嫌，俄以顾及双方协调困难，以及中立国之间兵船分布等问题而加以婉拒。＇22＇
1884年8月23日，法国海军提督孤拔（A。 A。 P。 Courbet）不宣而战，向我马尾海军攻击，因之发生“福州海战”，造成我军重大损失。次日，又炮击我福州船厂，中国乃被迫对法宣战，不久法亦对我宣战并转而攻击台湾。可是，英国此时并未严守中立，且仍不断地将煤、米、军火等物质接济法军，甚至中国向之抗议时，英使巴夏礼（Harry Parkes）犹以“中国未将宣战明文照会各国”为词，加以狡辩。适以此时英舰在闽江口又受到华军炮击，伤亡多人，引起意外的纠葛，（9月6日）英使乃向中国抗议，终以闽省愿意赔赠3500镑及500银元而结案。10月1日，法军攻陷基隆，10月2日，又炮击沪尾（淡水），以刘铭传死守未能得逞。于是孤拔乃决定自10月23日起封锁台湾。至是英国方于10月26日以承认中法正式交战，而宣布禁止法舰在香港装煤修理。接着，又于次年1月29日密允英舰“威利号”为中国运兵援台。至3月8日，法国海军封锁广东北海，禁止米粮北上时，英国则又以“太平洋封锁”（Pacific Blackade）违反中立法，并以米粮不能视为战时之违禁品，向法国提出抗议。而法国政府也对英提出反驳，认为法有封锁之权利。直到4月6日中、法在巴黎达成停战协议，英、法之间在华的磨擦方才落幕。＇23＇
（B） 英、俄在华海军之矛盾
俄国亦为海权大国自1856年即开始派舰南下活动，于英法联军时又乘机与之配合，水陆并进向中国谋取巨大利益，而其远东舰队之兵力亦颇为可观。英国因与俄国为夙敌，自克里米战争（1854…1856）以来，即不断地监视俄国海军在西太平洋的各种活动，极力阻挡其势力的南下，并使其范围仅限于西太平洋之北部。不过，到了1886年时却因朝鲜巨文岛问题，双方又发生冲突。
巨文岛位于朝鲜西南部之济州岛附近，又名“汉弥尔敦港”（Port of Hamilton），原为一个荒岛，并无战略价值，但以此时俄国拟向朝鲜发展，并拟租借永兴湾以为其海军基地，自然引起英国的关注，于是乃决定先发制人，而于1885年5月12日派遣“中国舰队”司令哈密敦（Vice…Adm。 V。 Hamilton）将该岛正式占领，并要求朝鲜承认。朝鲜当即拒绝，向英提出抗议。俄国驻汉城总领事韦宝（Mr。 Waeber）反应尤为激愤，除极力鼓励朝鲜政府反对外，并扬言如果朝鲜同意英占领该港，则俄亦将占领朝鲜另外领土，以作为抵制。一时几成僵局。嗣经李鸿章多方斡旋，从中调处，一方面劝告俄署使拉德仁（Ladygensky），声明俄无意侵占巨文岛或其它朝鲜土地之意。一面要求英国自朝鲜撒兵，归还巨文岛。同时，并命丁汝昌及琅威理率领“定”、“镇”等六舰于访问海参威途中，经过永兴湾之元山、釜山进行实地查看。而“中国舰队”司令哈密敦亦以为该岛仅可作为中途加煤站，无法作为海军基地，更无法与俄之海参威相提并论。因而乃于1887年2月17日正式自巨文岛撒退，而使此一事件获得解决。＇24＇
七、“中国舰队”在华的活动
“中国舰队”虽以西太平洋为其活动范围，但与中国的关系则尤为密切。在以保商护侨为借口，而又有不平等条约作为护符的有利条件下，英国的兵舰遂得在中国治海沿江自由进出大肆活动，非但随时可以驶往各条约港（Treaty Ports）住扎，即未开放的港口，亦可以访问的名义前往勘查。从“中国舰队”向英国海部所作的诸多“例行报告”（General Letter）中，可知其所涉及事项之广泛，举凡各种商情、政情、军情等无不包括于其内。其中尤对有关中国海军之活动以及海防之建设最为注意，诸如装备、教育、训练、人事、军港、炮台、船坞等各项军情均为涵盖于其中。有时且绘成详细地图，以说明其工程的进度，是以中国各项海防工程几乎全数暴露于英国人的监视之中，中国的国防亦无任何秘密之可言。
不过，平情而论，“中国舰队”对中国的海军尚称友好，特别是北洋舰队。一则由于其主要干部大多曾留学英国，接受英式训练，其规章法令多以英国为本，再者船只亦大半购自英国，而为英军所熟悉。特别是在琅威理（William M。 Lang）为北洋海军的总查时期，双方的关系最为融洽。因为琅氏原即服务于“中国舰队”，曾经担任“吉斯瑞尔号”副舰长（Command of the Kestrel），其后为中国向英国海军借调而来。1890年虽以“香港事件”迫使琅氏辞职，造成中英之间的不快，但英国海军对于中国海军则依然予以同情与协助。
“中国舰队”为了表示对中国海军之重视及友好，曾于1886年醇亲王检阅北洋海军时，其司令哈密敦（Vice…Adm。 V。 Hamilton）亲率10艘军舰前往观礼。于5月20日至旅顺拜会醇亲王，隔日（5月22日），又到烟台口外，联同法国水师提督理尧年（Adm。 Rieunier）鸣放礼炮21响，向醇亲王致敬。接着又登“海宴号”晋谒，宾主相谈甚欢，并摄影留念。同日晚李鸿章亦偕善庆等登英国旗舰（H。 M。 S。 Audacious）及法国旗舰（Turenne）回拜。1891年，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北洋海军举行第二次检阅时，“中国舰队”司令李查理（Willson Richards）亦曾前往参观、并对其海部作报告。＇25＇值得注意的是，当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尚曾邀访“中国舰队”司令斐利曼特而（E。 Fremantle）作三次长谈；第一次会见是在旅顺北洋舰队提督的旗舰“定远号”上，时为1894年5月14日。第二次是在大连，由李鸿章回拜，在“中国舰队”的旗舰 “Alacrity”号上，时为1894年5月17日。第三次在威海卫岸上，时为1894年5月21日。在这三次会谈中，李鸿章曾一再地强调中英之间应为一“天然的同盟”（A natural allies），希望与英国共同合作，甚至曾言如英国进攻海参威，他也可以命令中国的海军从旁协助。李鸿章于甲午前夕所发出此一讯息，其真正目的是期望能拉笼英国对抗日本（或威慑日本）。可是事实证明，此事绝无可能，因为国际间都以自身的利益为其优先，而非单方的一厢情愿。＇26＇
结论
“中国舰队”是英国海权于世界戢略布局之一环，也是英国在远东海军力量的一个代表。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执西太平洋各国海军之牛耳，二十世纪之初，则与后起的日本海军争霸，终则于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后，为美国海军所取代。于今看来，虽然已成为明日之黄花，但从远东海权史上观之，则仍有其重要历史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