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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他作伪欺君,纯属一场误会,可撇在一旁,权且不论。另有一件事情,他却怎样辩解也平息不了时人的讥议。1861年7月,咸丰皇帝客死于热河,八月湘军攻陷安庆,曾大帅被胜利冲昏头脑,直如三月不知肉味的饿汉,居然置国丧于不顾,军中纳陈氏妾。换了今人的眼光去看,皇帝蹬腿嗝儿屁了,与曾国藩娶小老婆,两件事风马牛不相及。但在封建社会,曾国藩作为朝廷命官,这样做,悖了大礼,犯了大忌,属恣情妄为。何况曾国藩长期以克欲存诚告诫朋友,并以此自勖,到头来,却自污自渎,因为讨了年轻漂亮的姨太太,享受了一年多的幸福生活(陈氏妾在行营病逝),而弄得自己气沮,惹得朋友不欢。明代的理学大师王阳明可算是一位实话实说的学者,他带兵剿除了赣南桶冈的乱军之后,曾深有感慨地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曾国藩能破江南的太平军,心中的欲念却还是无法弹压,作为一代理学宗师,其威信也就打了不小的折扣。
易宗夔所著的《新世说》中记有多条曾国藩的轶事。其中有一条说,曾国藩曾与幕僚开玩笑:“拼着老命艰苦创业,这不是常人能力所及,但也未可一概期待贤者大包大揽。应当在德行、文学、言语、政事四科之外,另设一科,叫‘绝无良心科’。”这至少透露了一点信息,要干大事,先得将良心流放塞外才行。曾国藩一生运斤成风,最可怕的两“板斧”一为杀人,二为洗脑。如果说他杀人尚属间接行为,洗脑则为直接操作,尤称行家里手。他从未读过法国思想家卢梭的著作,但同样深知洗脑的好处——“谁控制了人们的思想,谁就可以控制他们的行动”。他跟朋友、属下和家人谈话写信,均念念不忘洗脑这门绝活,拿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金刚箍牢牢地套在对方头顶,有事无事念三遍紧箍咒,教人实在受不了。
曾国藩不是皈依孔孟吗?孟子就曾说过:“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曾国藩给人洗脑即犯此病。不过,他给人洗脑,你可以明里受洗,暗里拒洗,与后世的强行洗脑还是有很大区别。后世的洗脑大师是否从他那儿获得初步启蒙,学到原始技巧?则未可知。可悲的是,曾国藩积累了数十年的“教学经验”,到头来,却一改惯常的理学家面目,示人以阴阳家声气。据朱克敏的《雨窗消夏录》所记:“曾文正公尝谓吴敏树、郭嵩焘曰:我身后碑铭必属两君。他任捃饰,铭词结语,吾自为之,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传万世。”他最后传人的口诀竟是后面这十二个字,怎不教儿女、友人、部属跌碎几千几万副眼镜?曾国藩平日讲的是孔孟儒道和程朱理学,经他数十年如一日的熏陶,别人已经深信不疑了,至少也是将信将疑,他这位“伟大的导师”内心却根本不信,还有比这更荒诞的黑色幽默吗?!他还算好,良知未泯,真诚未绝,在生前,肯揭破自己神圣的假面,拆穿自己真实的谎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还有一点“临终关怀”(不是生者关怀濒死者,反过来,而是濒死者关怀生者)。读了曾国藩出尔反尔的十二字“真经”,我不由得心中一凛,在这个悠谬之说蜂起的世界,你还能相信谁?谁又是值得你信任的“导师”?你很可能受骗一生,被洗脑一辈子,最终,那人大声告诉你,以往的折腾都是一场迷梦、一场游戏、一场灵魂的“浩劫”,你能受得了这一恶补吗?你还能心平气和?在封建王朝的君臣中,凡是有大手段大学问的,都以给大众洗脑为平生快事,一级一级往下洗,直将万民的大脑洗成了一盘盘空白磁带,他们才能恣意妄为,举国上下,也没有几人质疑他们的恶行,丑剧一幕接一幕。曾国藩显然是一个坏榜样,最终他还忍不住破坏了行规,可想而知,九泉之下他必定会遭致后世洗脑界的高明同行暴谇痛殴一顿。
四、力倡勤俭
“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
有成”,“切不可忘却先世之艰难,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不望子孙做大官,只望做读书明理君子”,“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曾国藩正是基于这样清醒的认识,才不厌其烦、苦口婆心地训导诸弟诸子诸侄克勤克俭,不可懒惰
奢靡。在他极力提倡的八德——“勤、俭、刚、明、忠、恕、谦、浑”——中,“勤”、“俭”居然排在一、二位,偌大一个“忠”字却被挤到后面。你别说,他这一“笨招”还确实行之有效。曾氏家族人才辈出,虽过五世而君子之泽未斩,便是一个雄辩有力的证明。
一个人身居高位,享有厚禄,还力倡勤俭,不知你信不信,我却打算冒险信他一回。北宋的大史学家司马光曾用“俭以养德,清以修身”八字教诲其子司马康;与司马光同时期的大文豪欧阳修也终生念念不忘“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母训;明末理学家朱柏庐的《朱子治家格言》更是深入人心,其中那句“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旧日的读书人几乎口口能诵。曾国藩一生之计在于勤,著述就不用说了,光是那些日记和书信,要在倥偬辗转之中,万机百务之余,年年写月月写日日写,就相当不容易。曾国藩有早起的习惯,他常用开玩笑的语气提醒别人“起得早,捡个金元宝”,还说过“早起三日当一工”的话。他恪守的八字家规“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中第三项便是早起。带兵期间,曾国藩天还未亮就起床,明炮一响,布席开餐,众幕僚均以此为苦。李鸿章后来对人说: “我老师实在厉害,从前我在他大营中,从他办事,他每天一早起来,六点钟就吃早饭,我贪睡总赶不上。他偏要等我一同上桌。我没法,只得勉强赶起,胡乱盥洗一番,朦胧前去过卯,真叫受罪。等日久习以为常了,也渐觉苦尽甘来。我日后办事,亦能早起,才知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大家到齐才操筷吃饭。饭吃完了,时间尚有余裕,众人即围坐谈论,经史子集,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实用的发言,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堂课。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倒西歪的。他自己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耙,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止又不能止,这真被他摆弄得苦了。”
李鸿章的这段讲话十分传神,说明曾国藩虽是一位道学先生,却并非那种面目可憎,言
语无味的角色。
自古以来,多少钟鸣鼎食之家相继败落,都是因为子孙骄奢淫逸所致。曾国藩出将入相,最担心的就是子孙长处于富贵乡里,习惯过一种寄生虫似的生活,渐渐蜕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他随时随地言传身教,对家中子弟的训诫可谓苦口婆心:“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又说:“勤俭持家,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饭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他说得很有道理,若要家泽绵远,的确舍“勤俭”二字则别无可取。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曾国藩嫁女儿,嫁奁一律为二百两银子,这个数目在当时攀比成风的官场可是显得有点寒伧。身为两江总督,曾国藩还不惮其烦,为家中媳妇女儿们亲制了一份功课单,具体内容抄撮如下:
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每日验一次。巳午刻,纺棉或绩麻。衣事。三日验一次。中饭后,做针黹刺绣之类。细工。五日验一次。酉刻过二更后,做男鞋女鞋可缝衣。粗工。每月验一次。
曹操临死之际,犹念念不忘分香卖履,大“奸雄”心细如发,不免遭到晋代名士陆机调侃,因而贻笑后世。应该说,曹操与曾国藩都是内圣外王的典型人物,他们治国平天下时运用铜肝铁腕,心肠都够狠够黑,未必可爱可敬;他们真正的可爱可敬之处往往体现在诸多相对次要的细节上,勤俭便是其中之一。曾国藩身兼将相,位冠百僚,为大学士一等侯两江总督,竟腾出心思来为媳妇女儿辈制定“功课单”,也难免会被今日某些豪门公仆嘲笑为“吃饱了撑的”。不管你喜不喜欢曾国藩这个亦正亦邪的人物,只要你有颗平常心,就不会对他每一举每一动都嗤之以鼻。同治七年(1868年)五月二十四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记下十六字口诀:“家勤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他还在日记中说:“士欲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日厚日实。厚者勿忌人;实者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即便在晚清那样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末世里,大臣中仍有曾国藩这般力倡勤俭和谨厚务实的清明之士。众口喧阗地否定晚清,这并不能突出今人的高明之处,惟有狠下一番甄别的功夫,且与现实相比照,看看那些人事还有多少站得住脚,才可见出我们的眼光如何。
曾国藩规模远大,综理密微,以勤廉为本,慎独,主敬,求仁,习劳,一辈子活得真够累真够苦的。他只不过是一介书生,却亲手练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强劲的民兵组织(湘军),他首建义旗,终成大功,可算是一位传奇人物。后来,慈禧太后想利用声威浩大的义和团打击外来侵华势力,便是预先从湘军身上看到了民气可用,民间武装力量可恃,认为外敌虽气势汹汹,强龙难压地头蛇。但义和团要对付的是无论军纪武装还是后备财力都远远优于太平天国的八国联军,因此好一顿反文明、反人性的歇斯底里大发作后,便输得惨不忍睹。
五、曾国藩是那个时代特异的产物
某些学者喜欢津津乐道历史人物的局限性,连孙中山先生也在他们的“狙击”名单中。任何人都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产物,那么试问,谁又能逃出“局限性”这个怪圈?今人多多少少接受了民主与科学的熏陶,对封建持否定态度无疑是对的,但对于历史人物,则须审慎看待。仿佛不能要求盐碱地上长出蓊蓊郁郁的森林一样,我们也不能要求封建社会的石板田中长出具有现代思想的庄稼,而只能要求那片荒地上较好的作物。曾国藩即是这样的作物。
天生鹰眼的历史学者梁启超对近人多有苛
评,少有推许,可他着实对曾国藩说了一大篇好话。他称赞曾国藩“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卓绝艰苦,如斯而已”,他对曾国藩的志向、趣致、性格、胸怀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充满了敬意。
诚然,作为近代史上承先启后的关键人物,曾国藩主观上是清王朝的铁杆保护者,客观上却又是它的掘墓人,正由于湘军与淮军的极大成功助长了地方军阀的势力,最终使清王朝眼睁睁地看着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