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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最终还是拗不过日本人，同意了日本人的要求。2月24日，日本方面做出最后决定，确定了伪满洲国的元首为执政，国号为满洲国，国旗为新五色旗，年号为大同。
3月1日，伪满洲国正式宣告成立，从伪满洲国成立到日本战败投降，经历了近十三年半的时间。这十三年半等于是溥仪第三次当皇帝，这次当皇帝跟前两次又不同，前两次如果说是为了大清的利益在挣扎的话，那么这次就是出卖国家的利益成全个人的利益，而且这利益也是虚幻的。
3月9日，溥仪在长春举行就职典礼，任命心腹郑孝胥为国务总理，同时任命了三个省长和其他一些首脑。就职以后，溥仪秘密与日本人签订卖国协定，其中有一份协议叫《日满议定书》，日本承认伪满洲国为“独立的国家”，伪满洲国则承认日本在东北的一切利益。
这是溥仪第三次充当傀儡，溥仪的前半生是傀儡，后半生是战犯。
1934年3月1日，伪满洲政权又改行帝制，溥仪颁布诏书，再次继位为皇帝。溥仪本想穿龙袍登基为皇帝，但是关东军不允许他这样做，理由是日本人只承认他是满洲皇帝，不承认他是大清的皇帝，所以不准穿龙袍。
刚当皇帝的时候，溥仪还想励精图治，做康雍干那样的皇帝。于是，溥仪一改往日懒散的习气，每天早起，到“勤政楼”里“勤政”，但溥仪没有多少事情可做，真正的实权都把持在日本人手中。其实，就连自己的心腹郑孝胥都开始背叛溥仪，他背着溥仪跟日本人进行私下交易，溥仪很生气，打算换掉郑孝胥。
溥仪提出自己的想法，日本人都不同意。后来日本人听说郑孝胥也不太听话，这才同意撤换掉总理，郑孝胥曾抱怨说：“满洲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应该让他自己走走，不该总是处处不放手。”
这话传到日本人耳朵里，日本人便用张景惠替代了他。
这件事也让溥仪明白，日本人比其他人更难搞，如果不听话的话，搞不好自己都会被换掉。做人还是识时务一点好，乖乖听话，做个傀儡至少能混得有头有脸。
事实上跟日本人作对是非常危险的，伪满洲兴安省的省长凌升是蒙古都统的儿子，号称是满洲的开国元勋。凌升比较有个性，一次在会议上谴责关东军说一套做一套，以前说满洲国是独立的国家，现在却完全控制了满洲国。
凌升这么一抱怨就丢了性命，会议一结束，日本人就逮捕了他，最后以“里通外国背叛日本”的罪名判处了死刑。凌升的儿子与溥仪的四妹结婚，日本人强行让溥仪解除婚约，还直截了当地对溥仪说：“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这叫杀一儆百。”
自从经历了这件事，溥仪从此在日本人面前小心翼翼，不敢再提任何反对意见。关东军还把吉冈安直安插在溥仪身边，吉冈安直对溥仪说：“关东军是你父亲，我是关东军的代表。”吉冈安直的意思是“我是你代理老爸”，这简直是侮辱。但溥仪根本不敢有任何怨言，溥仪见外人时，吉冈安直就会待在他身边，溥仪基本失去了人身自由。
溥仪曾描述自己的感受：
他的实际职能就是一根电线。关东军的每一个意思，都是通过这根电线传达给我的。我出巡、接见宾客、行礼、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的指挥下行事。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见了说什么话，以及我出席什么会，会上讲什么，等等，一概听从他的吩咐。我要说的话，大都是他事先用日本式的中国话写在纸条上的。
当然，溥仪并不甘心成为傀儡，他又开始了悲剧的挣扎。他想训练之前的七八名护军，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军事骨干，然后让这些人为自己创建一支军队。护军一直发展到三百多人，溥仪用自己的私房钱养着这群军队，期盼这些人将来能助自己一臂之力。
日本人肯定容不下溥仪设立私人卫队的，对这支护军非常关注。
1937年6月28日，溥仪的护军在公园里休息的时候，关东军故意派便衣过来挑衅，结果双方发生斗殴。日本人放军犬来咬护军，护军踢死了军犬。日本宪兵借故过来将护军抓走，然后对他们进行严刑逼供，逼他们承认“反满抗日”。东条英机下令将护军解散，同时由日本人担任溥仪护军的头领。
自此以后，溥仪再也不敢不听话了，只能老老实实做一个傀儡。对日本人而言，这个傀儡还是很管用的，他们需要这样一个傀儡，他们可以利用溥仪掩盖他们的一切罪行，用溥仪的名义进行侵略，杀害中国人民，掠夺中国资源。在诏书中，溥仪公开称日本人为恩人，支持日本的扩张政策。皇帝做到这份上，已经全无尊严可言了，不仅没有尊严，更是伤害了广大同胞的感情。
两度出访日本
溥仪在满洲做傀儡时两次出访日本，第一次是为了答谢日本天皇派自己的弟弟到长春对自己登位祝贺。
1934年6月6日，天皇的弟弟秩父宫雍仁奉天皇之命到长春祝贺溥仪登上皇帝大位，溥仪亲自到车站迎接。一年后，关东军让溥仪礼尚往来，回访日本。溥仪只好照办，1935年4月2日，溥仪前往东京，日本天皇裕仁亲自到车站迎战溥仪。
日本政府对溥仪的这次来访还是很重视的，他们做出了精心的安排，让溥仪住在赤坂离宫，这地方是裕仁天皇当年当太子住的地方。
4月13日，溥仪跟随天皇拜访了皇太后，同皇太后在花园散步时，上下坡之时，溥仪就像一个孝子一样扶着皇太后。皇太后感激地说：“陛下回到满洲后，以后每次日落，我都会想起陛下的。”
溥仪回道：“以后看到旭日东升，我也会想到天皇、皇后和皇太后对我的深情厚谊。”
溥仪在日本待的这段日子里，过得还算不错，日本天皇看起来也是个友善的人，临走之时，溥仪含着眼泪让负责接待自己的官员向日本天皇致谢。天皇听说溥仪这么重感情，竟然感动地流下泪来。
溥仪其实是演戏，他在自传里是这么写的：“这么一弄，就把那个老头子给逗哭了，回想起来，我连一点中国人味都没有。”
天皇对溥仪是什么感觉呢？天皇的母亲对溥仪印象非常好，对天皇说：“这个小伙非常不错，很讨人喜欢，也很孝敬老人家，看来他对我们日本感情很深啊，你要好好对他啊！”
裕仁天皇说道：“妈，不见得啊，从中国来的人都是相当会应酬的，他很有可能是逢场作戏啊！我去车站接他时，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那份真挚让我很感动。但是分别的时候他和我握手很像是例行公事，让我感觉特别冷淡。”
不管怎么说，溥仪这次访日心情还是愉快的，因为天皇对他的接见非常隆重，而且天皇对他也很友善，让他感觉到一种“平等姿态”。溥仪回国后，说了这样的话：“为了满日亲善，我确信：如果日本人有不利于满洲国者，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陛下，如果满洲人有不利于日本者，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的皇帝；如果有不忠于满洲国皇帝者，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有不忠于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皇帝……”
回国后，溥仪鼓吹满洲与日本精神一体同心同德，这就是关东军安排溥仪访日的目的，让溥仪更加依赖日本，更加傀儡化。
溥仪第二次访日是在1940年6月，这时东北被日本殖民已经九年了，日本不满足东北名义上的“独立国家”地位，决心要把东北并入日本的版图。在勒令溥仪访日之前，关东军经常对溥仪训话，既然日满精神一体，那么宗教信仰也应该一体。河源敏明写道：当时名义上是用来庆祝皇纪（以神武天皇登基为元年的日本纪元）2600年。实际上主要是为要求把“天照大神”的神灵移奉到满洲国的建国神庙里。因为关东军，特别是皇室御用人员吉冈安直中将受到了压力。认为满洲国应该以神教为国教。最初，皇帝表示反对，最后只好咽下屈服的眼泪。
第二次访日，日本方面的接待不及第一次那么隆重，但也比较礼遇。6月22日，溥仪从长春出发，26日到达东京，日本天皇再次到东京车站迎接。29日，皇太后设宴招待溥仪。溥仪这次访日的目的主要是把“天照大神”接回东北，当成满洲国的大神供奉。
溥仪拿出吉冈安直事先为他准备好的讲演稿，说“为了体现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割”的关系，满洲想把日照大神迎接到宗庙中供奉。裕仁表示，既然满洲国皇帝这么坚持，他也只好从命。随后，裕仁递给溥仪三件代表天照大神的东西：一把剑、一面铜镜、一块勾玉。还向溥仪介绍这三样东西的用途。
在回去的路上，溥仪终于哭了。当溥仪把这三件所谓的神器带回家时，全家人都禁不住大哭。日本人得寸进尺，让他更换祖宗，这对爱新觉罗的后代来说是莫大的耻辱。
溥仪在自传里写道：
自从我在旅顺屈服于板垣的压力以来，尽管我每一件举动都是对民族祖先的公开背叛，但那时我还有自己的纲常伦理，还有一套自我宽解的哲学：我先是把自己的一切举动看做是恢复祖业，对祖先尽责的孝行，以后又把种种屈服解释成委曲求全之计，相信祖宗在天之灵必能谅解，且能暗中给予保护。可是现在，日本人逼我抛弃祖宗，调换祖宗，这是怎么也解释不过去的。
此后，溥仪要在关东军的安排下，定时祭奠“天照大神”，这对溥仪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每逢初一十五，溥仪都要在关东军的安排下去祭祀。
1945年8月11日，溥仪逃离长春伪宫时，放火烧了这座让自己饱尝侮辱的神庙。
末代皇后婉容的凄婉一生
到东北后，婉容就逐渐失宠了。溥仪和婉容分居了，很少理婉容。
溥仪冷淡婉容的原因很复杂，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婉容逼走了文绣，还有一个原因是到东北后，溥仪的心理受到扭曲，而婉容似乎并没有理解他。到东北后，溥仪发现自己只是一个傀儡，性格多疑残暴，整天除了吃喝拉撒之外，就是关在家里“打骂、算卦、吃药、害怕”。总之，溥仪没法过一种正常的生活。
在日本人面前溥仪唯唯诺诺不敢半点不敬，但是在房子里却写着：“日本人的气，还没有受够了吗？”
溥仪在自传中写到自己的状态，对此我们深表同情：由于我整天昏天黑地、神神颠颠，对家庭生活更没有一点兴趣。我先后有个四个妻子，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一个皇后，一个妃子，两个贵人。如果从实质上来说，他们谁也不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没有一个妻子，有的只是摆设。虽然她们每个人的具体遭遇不同，但她们都是同样的牺牲品。
女人是需要安慰的，溥仪这种状态显然无法安慰女人。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溥仪很需要婉容的精神支持，但是溥仪却没有感受到这些，婉容的表现非常任性，看到溥仪冷落自己，没有选择自强自爱，而是选择了自暴自弃。
1934年6月7日，日本天皇的弟弟雍仁觐见溥仪和婉容，外界一直传言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