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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逼宫
皇宫中的溥仪是没有安全感的，随时担心可能被人赶出皇宫，这种担心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成真了。
民国十三年，直奉战争爆发后，直系将军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要求溥仪一家全部搬出宫。鹿钟麟负责执行这个任务，他回忆说：“说起逼宫这件事来，有远因，也有近因。远因是辛亥革命不彻底，近因是张勋复辟。当时我们许多人就觉得了，宣统太不安分了。”
冯玉祥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但是他的思想比较前卫，他认为革命不可以拖泥带水，必须彻底推翻帝制，中国才有未来。而且冯玉祥这个人很正直，袁世凯称帝时封他为男爵，他当时痛哭流涕，说袁世凯是在侮辱自己。
冯玉祥发动政变后，紧接着逼迫曹锟下台，修改清室的优待条件。冯玉祥对自己的心腹鹿钟麟说过这样的话：“在中华民国的领土里，甚至在首都的所在地，居然还存在着一个废清的小朝廷，这不仅是中华民国的耻辱，也是中外政治阴谋家随时企图利用的孽根。现在稍明事理的人无不以留辫子为耻，留溥仪在故宫，就等于给中华民国还留着一条辫子，这是多么令人羞耻的事啊！”
《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内容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还是比较合理的：一、宣统帝永远废去皇帝年号，与中华民国的国民享有法律上的一切平等权利。
二、国民政府每年补助清室五十万，并用两百万开办贫民工厂，收容八旗贫民。
三、清室应该立即搬出皇宫，住什么地方自己选择，国民政府负责保护清室的人身安全。
四、清室宗庙由民国卫兵保护。
五、清宫的私有财产完全归清室所有，但是公产归民国政府所有。
鹿钟麟限定清室在两个小时内全部搬出，就是一般人搬个家两个小时也不够，由此可见冯玉祥对清廷之痛恨，急切地想把他们赶出宫。溥仪觉得很委屈，两个小时太短了。
两个小时到了后，清皇室的人还在那里拖拖拉拉，鹿钟麟拿出两枚空心炸弹，扬言要开炮。清室的人只好央求他再宽限一点时间，鹿钟麟愤怒地说：“最多给你们再宽限二十分钟。”
大家草草收十一番，便在卫兵们的催促下出宫。
溥仪上车时，鹿钟麟还跟他握手，问他：“溥仪先生，你以后是打算当皇帝呢，还是打算做一个平民？”
溥仪说：“从今以后我只想做一个平民。”
鹿钟麟点头：“你这样想就好，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的。”
冯玉祥此举受到孙中山高度的赞扬：“此举实大快人心，无任佩慰。复辟祸根既除，共和基础自固，可为民国前途贺。”
但段祺瑞反对冯玉祥的做法，他回到北京后，准备恢复对清廷的优待，这时候，孙中山立即站出来演讲，给段祺瑞施压，段祺瑞为了大局的稳定，才放弃恢复清廷优待的打算。
飘来荡去不自由
溥仪虽然表示自己要做一个平民，但其实他是很不甘心的。他觉得是冯玉祥害得自己流离失所，感慨道：“我当皇帝，也是天注定的，是前生修来的福。我现在是困龙受灾难，等灾难一过，我还会回宫当真龙天子。”
溥仪出宫后，住在北府。这里比皇宫里更不自由，门外有国民卫兵在保护。名为保护，其实也是监视。
终于，溥仪待不下去了，想离开这里。听说这事后，鹿钟麟特来找溥仪商量，希望劝他留下。
鹿钟麟来了后，载沣和溥仪都要求能够放宽门禁限制，鹿钟麟也同意放宽限制，但是表示不允许年轻人和外国人进入溥仪的住处。他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防止溥仪跟外人勾结，又图谋复辟。
溥仪心里确实是愤愤不平，他经常对人说：“宫中的东西，全是列祖列宗苦心经营起来的，经过两百多年的努力，才有今天，这些应该是我们皇家的私有财产，现在全给冯玉祥霸占了，天理难容。”
最要命的还不是财产问题，而是人身安全问题，大家都对冯玉祥心里没底，不知道他接下来会不会为难皇室成员。大家整日都过着惶惶不安的日子，尤其是载沣，更显得失魂落魄。溥仪本人，倒显得无所畏惧的样子。
庄士敦、胡适和日本公使芳泽谦吉等人极力想为溥仪争取一个出国留学的机会，执政的段祺瑞对此并不反对。在日本人的帮助下，溥仪先逃到日本使馆。日本方面很重视溥仪这个奇货可居的末代皇帝，溥仪在日本使馆待了三个月后，决定去日本留学。随后在日本警察的护送下，在罗振玉父子的作陪下前往天津。
溥仪到天津后，在日本旅馆住了一天，便搬到张彪的家里住，张彪是前清驻武昌第八统统制，他对清朝存着感恩之心，免费供溥仪和两个妃子吃住。张彪死后，溥仪搬到陆宗舆的家里住。
溥仪在天津一待就是六年。
溥仪原本是打算出国，为什么在天津一待就是六年呢？这还是因为他存着复辟的幻想，在天津时，他认识了大量的军阀，这些人都对他表示忠心，以至于让他认为复国有望，张作霖就是其中最有实力的一个军阀，溥仪在自传中回忆与张作霖见面的情景：我下了汽车，被人领着向一个灯火辉煌的大厅走去。这时，迎面走来一个身材矮小、便装打扮、留着小八字胡的人，我立刻认出这是张作霖。我迟疑着不知应用什么仪式对待他——这是我第一次外出会见民国的大人物，而荣源也没有事先指点给我——出乎意外的是，他毫不迟疑地走到我面前，趴在砖地上就向我磕了一个头，同时问：“皇上好？”
“上将军好。”我就着劲，扶起他，一同走向客厅门。我心里很高兴，而且多少——虽然这已不像一个皇帝的心理——有点感激他刚才的举动……当然，我更高兴的是，这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看来并不是忘旧的。
张作霖对溥仪说，他对冯玉祥逼宫的事情很不满，同时还怪溥仪不该投靠日本人，说自己完全有能力保护皇帝。张作霖还向溥仪信誓旦旦地保证，溥仪如果需要什么东西，只管开口就是了。张作霖还建议溥仪去东北住，住在宫殿里。
讨好溥仪的大军阀远远不止张作霖，吴佩孚也急着献殷勤。
张作霖死后，溥仪的重要性就更为突出，大家都认为日本人如果想稳住东北，必须借助溥仪。而溥仪也想借助日本的力量，光复大清，这虽然是与虎谋皮，但在溥仪看来，也是值得的。
在天津的这段日子里，溥仪与日本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日本方面对溥仪也照顾得很周到。双方就这么越走越近，为后来的阴谋奠定了基础。
溥仪在天津的日子显然比皇宫里要丰富得多，在这里大家都很尊重他，把他当成“皇帝陛下”，而且人们纷纷给他送钱，日子过得非常滋润。
但是在天津的日子里，溥仪的家庭生活却有些不幸，首先是文绣与婉容关系的恶化。而且，溥仪对两个妻子的感情似乎也不深，就像他自己说的：“我的兴趣除了复辟，还是复辟。老实说，我不懂什么叫爱情，在别人是平等的夫妇，在我，夫妇关系就是主奴关系，妻妾都是君主的奴才和工具。”
婉容毕竟是正宫，名义上是皇后，所以难免要骄横一些，经常教训文绣。最后，文绣实在受不了，愤然出走。后来，溥仪总算是让人把她找了回来，回来后文绣依然愤愤不平。
看到溥仪一味偏袒婉容，文绣愤然提出要跟溥仪离婚，并让溥仪支付五十万元的赡养费。这事让溥仪非常震惊，但他还是跟文绣签订了离婚协议。
文绣离开后，溥仪对婉容也越来越冷淡，心思全都放在了复辟上。
文绣离开溥仪后，拿到了五万五千元的赡养费，由于她不会持家，这点钱很快就用完了。后来，她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只好卖掉首饰，自己租了一个小房子，并辞退了所有的佣人。
文绣的晚景是非常凄凉的，她后来靠煳纸盒卖烟过日子，再后来，她嫁给了国民党军官刘振东。新中国成立后，刘振东当清洁工人，夫妻两人过着最平凡的生活。1953年9月17日，文绣病逝。
比起婉容的命运，文绣还算是好的。婉容后来跟溥仪到了东北，到东北后，溥仪娶了日本妻子，对婉容不闻不问。婉容身心受到极大的刺激，于是拼命地放纵自己，饮酒吸毒，甚至跟溥仪的侍卫私通。最后，婉容处于半疯半傻状态，新中国成立后凄凉地死在监狱里。
日本人的傀儡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史称“九一八事变”。
9月20日，日本在沈阳成立了军政和市政两个公所，同时改沈阳为奉天。日本人很清楚，要控制东三省必须安置一个傀儡，最好的人选莫过于溥仪了。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这片广袤的土地受到日军铁骑的蹂躏，全国人民都在愤怒和悲痛之中，溥仪却置人民的感情于不顾，从民族的灾难中看到了复国的希望。溥仪甚至写信给抗日英雄马占山，劝他放弃抗日的打算，投降日本人。
关东军让奉天市长土肥原贤二去天津接溥仪到东北，溥仪求之不得，见到土肥原之后，溥仪脸上洋溢着笑容和希望。从一开始，溥仪就认为土肥原很靠得住，甚至比张作霖那些人都要牢靠。土肥原也是一个非常会说话的人，他说日本出兵东北也是不得已，日本对东北完全没有野心，只不过是不忍心看到中国被军阀败坏，想帮助溥仪创建起一个满洲的政权。
溥仪完全被复辟的幻想冲昏了头脑，他不知道日本人是虎狼，不可能真心帮他复国的。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溥仪心里完全没有感受到四万万中国人的痛苦，他只是觉得现在自己的利益跟日本人的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损失点良心又算什么呢？
得到日本人的支持，溥仪感到很满足，但还有一点他不放心，他问土肥原，创建满洲政权后，到底是实行帝制还是共和呢？土肥原笑着说，自然是帝制了，这下溥仪没有后顾之忧了。
这虽然是一桩政治买卖，但中间还是有一些波折的，日本高层在立溥仪还是恭亲王溥伟问题上有分歧。溥伟这个人显然比溥仪能力更强，溥伟很早就组织宗社党企图光复大清。宗社党失败后，溥伟不甘心。九一八事变的发生让溥伟看到了希望，他在沈阳成立了个明光帝国，要求土肥原参加会议，当场表示反对立溥仪。
就在这时，蒋介石也看出了溥仪的价值，派人去找溥仪，只要溥仪跟南京政府合作，愿意恢复清廷的优待条件，但溥仪宁愿相信日本人，也不愿相信蒋介石。
11月10日，溥仪在日本人的策划下秘密出逃。到了东北后，日本方面并没有打算立即立他。他们觉得，如果过早立溥仪，可能会刺激西方列强。
1932年1月13日，日本中央开了一系列会议，打算筹建伪满洲国。2月16日，关东军召集了一大批“汉奸”，在沈阳召开“建国会议”，第二天创建了“东北行政委员会”。18日，委员会宣布东北脱离中国。
不过，在伪满洲国的政体方面，日本高层还是发生分裂。溥仪很希望他们实行帝制，为此写了一份“正统系十二条”，威胁关东军高层，如果他们不接受自己的要求，自己就回天津。日本的负责人板垣请求溥仪接受“执政”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