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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很快就揣摩出圣意，知道乾隆是想揪出幕后指使者，这个幕后人物不用想都知道是鄂尔泰。三个部门很快就查出鄂尔泰是这事件的主谋，最后刑部建议对仲永檀和鄂容安进行刑讯逼供，还将鄂尔泰革职查办。乾隆忽然一反常态说：“不必了，仲鄂两人罪行昭彰，不必再审。至于鄂尔泰，不用革他的职。”
看来，乾隆没有搞垮鄂尔泰的意思，只是想狠狠地给他脸色看。在结案时，乾隆斥责道：“仲永檀这个人恶迹昭著，鄂尔泰却经常在朕面前说他品行端正，显然是包庇党羽，鄂尔泰对儿子鄂容安显然也失于教导。这件事朕不忍深究，一旦深究，恐怕鄂尔泰也承担不起，到时国家就少了一个能办事的大臣。朕希望鄂尔泰能反思，朕以前能用你，今天能宽恕你，难道将来就不能惩治你吗？请好自为之，悔过自新，继续为国家效力。”
还没判刑，仲永檀就瘐毙狱中，有人怀疑他是被张照谋杀的，但没有证据。至于鄂容安，刑部判他充军戍边，乾隆法外开恩，让他继续在上书房行走。
到这里，可以说乾隆成功地化解了朋党之争的毒害，从此以后，大权尽揽于乾隆一人之手。事后，乾隆向大臣解释说，是鄂尔泰和张廷玉逼着自己选择严苛的，决不会因此而改变宽仁的政策。
此后，乾隆的帝王心术日臻成熟，大有超过乃父之势。
第五章 弹压“暴民”不手软
乾隆一向以爱民自居，但他爱民的前提是顺民，无条件地顺。百姓应该明白了，乾隆的爱民不是真爱，把爱改成统治二字更恰当。
米价上涨引发的心灵创伤
乾隆经常以爱民皇帝自居，但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词语是“乾纲独断”，似乎乾纲独断和爱民没有冲突。皇帝说乾纲独断在我们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但其实在明朝之前，哪个皇帝说这样的话，大家会觉得非常奇怪，而且肯定是不喜欢的。
在中国的汉唐盛世里，乾纲独断并不是一个褒义词，在那时人们的心中，这往往是“暴君”才说出的话。譬如，唐太宗就说过这样的话：“天下如此之大，百姓如此之多，国家事务千头万绪，如何正确处理、正确判断，需要宰相筹划，百官一起商量，然后才能执行。国家大事，岂可天子一人决断！”
唐太宗说的是实话，你天子就算是政治天才、管理高手，也不可能是个全才，对什么事情都能作出正确的判断，所以才需要大家商量。但这样势必会“分权”，所以朱元璋一统天下后，废除丞相，将国家大权操于一人之手。从此以后，乾纲独断成为一种潮流，历经雍正的改革，到乾隆时代，专制制度走向巅峰。
在乾纲独断的社会里，没有人能限制皇帝的权力，这自然可以提高皇帝政策的执行效率，但也让臣下和百姓失去权利和自由。统治者想怎样就怎样，百姓根本没有还手之力，时间一长，国家走向腐败，就是以暴易暴的循环了。
乾隆十三年四月，江苏发生饥荒导致苏州米价高抬，许多老百姓买不起粮食，生存受到威胁。
事情起因是这样的，当年江苏多地阴雨绵绵，下了几个月，导致很多地方积水，影响了粮食的收成。后来四五月份，苏州、松江、常州、太仓、徐州、通州等地居然下了冰雹，这在南方可是百年难得一见的事情。这冰雹一下还持续了很多天，进一步减少了粮食的收成。这样一来，米价疯长，人心惶惶。百姓急切希望政府能干预米价，让大家都能买得起粮食。
官府对此反应非常冷淡，这是他们的一种习惯，几千年来都是这样。有一个叫顾尧年的汉子对官府的行政不作为非常愤慨，他写下了“无钱买米穷民难过”八个大字贴在自己的身上，然后跑到巡抚衙门大声哭诉，要求官府救济百姓，平抑米价。他这一哭引来了许多饥民，大家跟着他一起哭。巡抚衙门前顿时人山人海，哭声一片。
巡抚的名字叫安宁，从名字似乎可以看出这人是维稳派。安宁认为自己是达官贵人，出面跟乱民交涉是降低身份，便将这事交给知县郑时庆处理。对于这种事情，官府的处理方式很简单，不用动脑筋就知道把带头的抓起来。逮捕顾尧年之后，动乱并没有平息，饥民们纷纷冲进县衙，让县令释放顾尧年等人。郑时庆可不买账，激起了众人的愤怒，场面开始失控，乱民们开始打砸县衙，郑时庆吓得赶紧找了个地方躲起来。
就在事态不可控之时，署理苏州知府姜顺蛟赶了过来。姜顺蛟还算是一个冷静沉着的人，他让大家先安静下来，自己去请示巡抚，一定会给大家一个说法的。愤怒的百姓们跟着姜顺蛟来到巡抚衙门，由于人太多了，场面再次失控，人群将巡抚衙门的栏杆给挤倒，在外面大喊大叫，喊声震天。巡抚安宁认为老百姓已经谋反了，派兵进行弹压，捉拿了三十九个带头的人。
在这乱哄哄的节骨眼上，顾尧年的朋友陆高、吴宝等人趁机冲进县衙救出了顾尧年。可惜没过几天，他们又被官府抓获。
安宁将这事上奏乾隆，大肆渲染暴民如何如何可恶。收到奏报之后，乾隆一度很激动，准备在苏州驻防八旗官兵，后来想想，还是算了，不宜将事态闹大。所以，乾隆让巡抚安宁好好教训闹事的元凶，给苏州百姓一个警示。如何警戒呢，乾隆说，把他们当众杖毙，自可以杀一儆百。
顾尧年等人被抓住后，百姓们并没有忘记他们的领头人，大家想起了两江总督尹继善，在苏州百姓心中，他是一个好官。大家指望尹继善能够救出顾尧年等人，所以纷纷转发匿名传单，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吉甫如来天有眼，禄山不去地无皮。”收到这个传单后，安宁气得吹胡子瞪眼，他知道后面一句骂的就是自己，因为唐朝安史之乱的安禄山跟自己一样名字前面都有一个安字，但是吉甫是谁安宁就搞不懂了。他把这个上奏给乾隆，乾隆一肚子墨水，一看就知道吉甫是两江总督尹继善。周宣王时戎狄逼近镐京，尹吉甫带兵勤王，打败了敌人，维护了周朝的安定，受到了百姓的一致称颂。尹继善和尹吉甫同有一个尹字，加上尹继善担任两江总督期间官声不错，乾隆判断这个人一定是尹继善。
要不要派尹继善去处理暴乱事件，乾隆着实伤透了脑筋，因为他看尹继善不顺眼。尹继善这个人到哪里都受到称颂，不管是百姓也好，还是当地的豪绅也好，都对他交口称赞，这本来是好事，但乾隆觉得像这种左右逢源的人正是父亲所警惕的巧宦。再说了，尹继善这么一搞，大家都称颂他了，谁还理解皇恩其实比这更浩荡呢？
最后，乾隆还是让尹继善去苏州了，有人说这么做是为了维稳，估计真实原因是故意让苏州百姓改变对尹继善的看法，让他们痛恨尹继善。显然，在尹继善临行前，乾隆已经给他交底了。乾隆警告他：如果你沽名邀誉，损害国家利益博取刁民称颂，那就等着我取你的脑袋吧！
尹继善来的时候，百姓以为救星到了，讽刺的是，在打死顾尧年、陆高等人的那天，尹继善和安宁共同临场监视。相信这事对苏州百姓的精神打击是残酷的，众目睽睽之下，这三十九人被活活打死，谁也无法救他们，在专制的天空下，皇帝的意志甚至大于天。
这一次，受伤的不只是尹继善，苏州的百姓全都受伤。他们发现，仁政也好，清官也好，全是靠不住的。
乾隆一向以爱民自居，但他爱民的前提是顺民，无条件地顺。百姓应该明白了，乾隆的爱民不是真爱，把爱改成统治二字更恰当。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事把乾隆说成是一个暴君，归根结底他是一个封建统治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从维护统治出发。譬如乾隆在位期间，五次普免天下钱粮，相当于免掉全国一亿五千万两白银，他还三次免掉漕粮一千万石，这些做法在中国古代都是极为少见的，但这不代表乾隆爱民，只能说他深谙统治之术。与此相反，对于那些胆敢叛逆的刁民他也毫不手软，不是斩立决，就是凌迟处死。
取缔大乘教
领教了乾隆的“两手政策”（一手施恩，一手施威）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乾隆是如何对待民间那些秘密宗教的。对于皇帝来说，宗教只有两种，一种是正教，一种是邪教。所谓正教就是对统治有利，或者至少是无害的，所谓邪教则是祸害国家、危及社会稳定的宗教。
乾隆前期，天下虽然太平，但远远没有达到圣王统治下四海升平的境界，人民的反抗也一直没有消停过。这些反抗组织大多伪装成宗教形式，我们知道朱元璋就是依靠明教发家的，宗教是一种很有煽动性的组织，对乾纲独断的乾隆来说，这是需要格外警惕的。
当时，比较流行的地下宗教有大乘教、罗教、宏阳教、收元教、长生道等，这些地下教派跟白莲教和明教有许多相似之处，组织严密，主张偏激，带有浓重的神秘色彩。其中，以大乘教的传播最为广泛，这个大乘教跟佛经原义中的大乘教完全是两码事。
乾隆十一年三月，贵州总督张广泗密奏乾隆，妖人张保太的党徒流入贵州、四川，请求下令缉拿。张保太是云南大理鸡足山人，大乘教的创始人。康熙年间，张保太就开始在鸡足山上传教，自取法名“道岸”。康熙二十年，张保太创立大乘教，自称“西来教主”。张保太创立大乘教的时候，正值平定三藩之后，当时中原百姓饱受战乱之苦，纷纷渴望“明主”出现，所以说张保太从创教开始就是不怀好意的。
作为一个教主，张保太是成功的，他很快就把大乘教“发扬光大”，全国各地都有信徒。终于，他引起了雍正的注意。雍正八年，张保太被逮捕，本来是准备把张保太等人处以绞刑的。后来乾隆登基，天下大赦，张保太悔罪回乡，继续在暗地里从事传教活动。
乾隆六年，张保太西去，教主的职位由继子张晓接掌。不过，张保太的再传弟子刘奇能力更强，很快就取代张晓成为教主。刘奇当上教主后，以云南、贵州、四川为大本营，开始向全国蔓延渗透，由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组织。
张广泗上奏之时正逢大乘教呈燎原之势，这个奏章引起了乾隆高度的重视，他批示张广泗，对这种事一定要严惩不贷，尽快抓住祸首，永除祸患，胁从的人不要追究。
随后，乾隆下了九道谕旨，指示云南、贵州、四川、江苏、直隶、湖广、江南、江西、山西等地通缉大乘教的大小首领。云南总督张允随首先发力，逮捕了张晓和刘奇的徒弟刘钧、杨声等六个重要的人犯，张晓和刘钧被凌迟处死，杨声斩立决。
张广泗是取缔大乘教的发起人，办事更为卖力，他缉拿了张保太的弟弟张二郎。通过审讯从张二郎的口中得知大乘教的聚会时间和地点，结果将大乘教的一些重要人物一网打尽，逮住了贵州大乘教的首领魏明琏。张广泗接着对魏明琏进行审问，得到了大乘教内部信息以及各地掌教人的资料。随后，张广泗上奏，其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