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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暴露了弘皙的野心，最让人费解的是他为何问准噶尔何时到京。我们知道，准噶尔是清廷的死对头，弘皙问准噶尔何时入京，难免让人怀疑他和准噶尔勾结，企图改天换日。弘皙不仅觊觎神器，而且付诸实践，福彭查出，弘皙仿照宫廷内务府体制，设立了掌仪司、会计司，私下里意淫当皇帝的感觉。
乾隆指责弘皙昏暴鄙陋居心大逆，让福彭和九卿议罪，最后大家一致奏请革去弘皙宗室，立即正法。乾隆免他死罪，囚禁在景山东果园。在处理谋逆案时，乾隆拿捏得很有分寸，充分显示了一个成熟帝王的高明心术。乾隆时代跟雍正时代最大的不同是政治斗争没有那么激烈，没有那么势如水火，如果再像雍正那么做，就不是强人了，而是蠢人。
盘根错节的朋党
自古以来，皇帝最厌恶的一件事就是臣下结党，结党不光是营私，还威胁到皇权。在打击朋党方面，朱元璋和雍正都是专家，说是专家，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招数，无非是将人从肉体上消灭，从精神上折磨。
朋党问题同样纠缠着乾隆，这个朋党问题还是雍正留下来的。我们知道，雍正有一对左膀右臂，分别是鄂尔泰和张廷玉。在鄂尔泰进入内阁之前，张廷玉已经相当于内阁首辅了，不料鄂尔泰后来居上，张廷玉心里的不痛快可想而知。
雍正死前留下遗诏，允许鄂尔泰和张廷玉百年后配享太庙，这个荣誉非常高，自大清开国到雍正去世只有十二个臣子享受到这个待遇，其中没有一个汉人。张廷玉可算是第一个汉人了。奇怪的是，无论是鄂尔泰还是张廷玉似乎都不重视这个恩典，也许这两人思想比较超前，配享太庙什么的都太空，人死后什么都没有，还是生前把握住可见的好处比较实在。
鄂尔泰和张廷玉两人的关系很不好，两人都是军机大臣，都在军机处上班，但往往一整天不说一句话。不仅如此，两人还互相挖苦，互相讥讽。譬如，有一个夏天，鄂尔泰进来后摘下帽子，为了缓和气氛，问大家：“这个帽子放什么地方呢？”张廷玉冷笑道：“这顶帽子还是放在自个儿头上为妙。”鄂尔泰听了，脸色阴沉，一句话也没说，好几天鄂尔泰心情都糟糕至极。
对于鄂尔泰和张廷玉的矛盾，大家都心知肚明，于是不同的人就依据自己的好恶和师承分投到两人门下。时间长了，就形成了派别。在雍正时期，鄂尔泰和张廷玉不敢结党。乾隆时期可不一样了，首先乾隆是晚辈，他们都当过乾隆的老师，论年纪也可以做乾隆的父辈，加上两人位高权重，自然充当了党魁的角色。
乾隆很生气，忍了他们很久了，直到乾隆五年才发难。乾隆发难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是皇帝，大臣仗着资历老不把自己放在眼里，这让他的自尊心往哪搁啊？
乾隆五年四月，乾隆召集文武百官开会，措辞严厉地警告大臣：“为人臣者有臣德，不要成天想着巴结权贵，枉自揣摩。”乾隆甚至点了鄂尔泰和张廷玉的名，当然也给他们留下面子，乾隆说鄂尔泰和张廷玉不会有党派之心，只是下面的人喜欢乱作非为，满洲的人想依附鄂尔泰，汉人想依附张廷玉。最后，乾隆愤怒地质问群臣：“你们这么瞎搞，把鄂尔泰和张廷玉当成手握大权的人，那么朕在你们眼里又算什么呢？”
群臣立刻感觉到了情况的严重性，意识到党派跟皇权的矛盾。只不过，乾隆认为满人依附鄂尔泰、汉人依附张廷玉，这个看法有些片面。固然有相当多的满人依附鄂尔泰，但是依附他的汉人更多，譬如封疆大吏张广泗、张允随就是鄂尔泰的门徒，回族人哈元生也是鄂尔泰一手提拔起来的，像杨名时、方苞、胡中藻等人跟鄂尔泰的关系也相当好。连文坛怪杰郑板桥都对鄂尔泰心悦诚服。
郑板桥也算是鄂尔泰的门生，郑板桥中进士的那年，鄂尔泰正是主考官。鄂尔泰有意把自己打造成清廉正派的儒学名臣，加上他非常爱才，所以聚集在他门下的人才特别多，其中以汉人居多。郑板桥是个愤世嫉俗的人，连乾隆都敢批评，后来还傲然辞官，这样一个人却对鄂尔泰尊敬有加，说明鄂尔泰确实有过人之处。
张廷玉与鄂尔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说鄂尔泰思想开明的话，张廷玉则显得相对保守；如果说鄂尔泰汉化非常严重的话，张廷玉则满化得非常厉害，张廷玉满文非常好，能够用满文写文章，在今天肯定是个国宝级的学者；如果说鄂尔泰有尊重人的前沿意识的话，张廷玉身上则表现出奴才气，张廷玉为官相当谨慎圆滑，聚拢在他周围的大体是一些圆滑之人，除了蒋廷锡比较正直之外，很难再找出一些正派的官员。
当然，在张廷玉的门下也不乏大量才智之士，汪由敦就是其中的优秀人物。汪由敦和清代历史学家赵翼是知交，赵翼对他评价很高，说他学问冠盖当时，胸襟广阔，从不嫉妒别人的长处。
逐个击破朋党
乾隆上次训话之后，结党现象并没有改观。为此，乾隆伤透了脑筋，他决心打破僵局，重新整肃朝纲。
突破口终于找到了。
乾隆六年四月，御史仲永檀奏参步军统领鄂善，奏参的内容是鄂善收取贿赂一万两白银。本来，这个案子跟朋党没有关系，但随着案情的深入，逐渐牵连出了朋党案。
案情是这样的：俞君弼是一个富商，为工部承揽了一个建筑工程，俞君弼没有儿子，中途病故后，女婿许秉义出头主持丧事，邀请同宗、内阁学士许王猷前来吊唁，以便增加自己夺取遗产的筹码。只因俞君弼有一个嗣孙俞长庚，所谓嗣孙并不是指亲生的孙子，而是同宗里过继过来的孙子。俞长庚为了不落下风，找到鄂善这个后台，给他送了一万两银子。鄂善果然给力，作出了有利于俞长庚的判决，还将许秉义治罪，并革了许王猷的职。
许秉义和许王猷不服，于是托人找到仲永檀，仲永檀也非常给力，立即给乾隆上了一道奏章，弹劾鄂善。最绝的是，仲永檀在奏章中居然意味深长地将张廷玉也卷了进来，说这个张廷玉亲自差人送帖到俞家吊丧，张氏门人徐本、赵国麟还亲自去跪奠……寥寥数笔，就把案子往最危险的方向推动，由此可见，御史的笔比刀还厉害。
然而，仲永檀太低估乾隆了，乾隆绝不是一个昏庸的主。他第一反应是仲永檀是鄂尔泰的门生，仲永檀考进士那年主考官就是鄂尔泰，乾隆意识到此案可能跟派系斗争有关系。为了显示对此案的重视，乾隆召集怡亲王、和亲王、鄂尔泰、张廷玉、徐本等人公审。
在审理的过程中，乾隆甚至亲自询问鄂善，希望他主动坦白。看到乾隆和颜悦色的样子，鄂善以为皇上很仁慈，心想皇帝应该不会重罚自己，竟承认自己收了一千两银子（鄂善以为将收取的银子降为十分之一罪名就轻很多）。事后，鄂善想，受贿超过八十两就是死刑了，第二天又推翻原供。没想到鄂善聪明一世煳涂一时，推翻原供等于欺君，比贪污的罪名更大。
乾隆盛怒之下，将鄂善的案子交给刑部处理，刑部很快就查出鄂善受贿之实。刑部建议将鄂善处以绞刑，乾隆垂泪让鄂善在家自尽。鄂善身兼兵部尚书和护军统领之职，是乾隆朝第一个被处死的一品大员。
乾隆原本不打算对张廷玉朋党一事深究。但赵国麟却不肯罢休，赵国麟是个道学家，把名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听说仲永檀奏告自己到俞家跪奠，这是用传闻诬蔑自己的清白。为了表达不满，赵国麟提出辞职。乾隆知道赵国麟这是在发泄对自己偏袒仲永檀的不满，此时仲永檀已经升到左副都御使。乾隆最不喜别人要挟自己，将赵国麟连降两级。赵国麟是一根筋，依旧不依不饶，乾隆很不耐烦，干脆把他革职，但也不准他回家，以闲散身份待在京城。
仲永檀表面上看是升官，其实末日正向他悄悄走近。
在末日来临之前还有一段小插曲，这段插曲将仲永檀的死期推后一年多。
谱写这段插曲的是一个叫刘统勋的人。刘统勋，山东诸城人，雍正二年进士，曾当过乾隆的老师。乾隆即位后，出任内阁学士二品大员。乾隆六年，刘统勋当上左都御史。鄂善案子爆发后，刘统勋认为是时候向鄂尔泰和张廷玉这两个党魁出手了。
在第一份奏折中，刘统勋直指张廷玉结党营私，说桐城（张廷玉是桐城人）张姚两姓占据当地缙绅的一半还不止，张家在朝廷当大官的有十九人之多，姚氏和张氏世代联姻，当官的也有十个人。刘统勋说张家的门第太显赫了，张廷玉与父亲张英先后担任宰辅，至于翰林就更多了，满门皆翰林，翰林院可以直接开到张廷玉家中。刘统勋并没有从其他角度攻击张廷玉，仅仅是指责张廷玉任人唯亲，搞家族企业，说明刘统勋深谙盛极而衰的道理。他攻击张廷玉，没有分毫涉及张廷玉和鄂尔泰之间的恩怨，这无疑给乾隆一个感觉，刘统勋完全是为皇家考虑，对派系斗争并不感兴趣。
在第二份奏折中，刘统勋说讷亲（额亦都曾孙）职位太高、权力太大，身兼领侍卫内大臣、镶黄旗满洲都统、吏部尚书协办户部事务、军机大臣、议政大臣等职，导致他位高权重，颇有些刚愎自用。刘统勋建议削减讷亲的职务，并让乾隆晓谕他盈亏之道，让他谦虚低调一点。
收到这两份奏折，乾隆非常欣喜，这对困于皇权受抑的乾隆来说犹如及时雨。乾隆立即将这两封奏折交给大臣学习，最后乾隆告诫张廷玉和讷亲，让他们收敛，不要辜负自己的期望。
可惜，权势使人昏聩，张廷玉和讷亲都不懂得收敛。最后，两人的下场都非常惨，讷亲在攻打金川的时候忽然收到乾隆寄过来的一把刀，这把刀是讷亲的祖父遏必隆用过的，乾隆让他用这把刀自裁。
之后，张廷玉行迹有所收敛，但仍然以太平宰相自居，终于让乾隆忍不住对他动手了。张廷玉虽然没有被杀，但是受尽乾隆的挫辱，最后黯然回乡，乾隆甚至削去他伯爵的称号，还剥夺他配享太庙的权利。
不久，就轮到鄂尔泰遭殃了。自从升任左副都御使后，鄂尔泰的得力干将仲永檀开始得意忘形。乾隆七年十二月，轮到仲永檀倒霉了。事情是这样的，仲永檀在参奏乐部大臣张照时，私下里找鄂尔泰的儿子鄂容安商议，这事不知怎么就传到乾隆耳朵里。乾隆龙颜大怒，将仲永檀和鄂容安一起革职，交与刑部议罪。
鄂容安是鄂尔泰的长子，雍正十一年中进士，当时还不过二十岁，年纪轻轻，前途无量。中了进士后，鄂容安就跟着父亲进入了军机处，是军机处最年轻的军机大臣。
本来鄂容安前途无量，乾隆也相当重视这个比自己小三岁的未来栋梁，仲永檀和鄂容安密商奏折的事发生后，乾隆对鄂容安非常失望。此案经过刑部审讯，仲永檀和鄂容安都对事实供认不讳，刑部最后拟定，以泄露机密罪定刑。没想到一向宽容的乾隆却认为拟罪过轻，他说仲鄂二人在密奏之前就商议，奏完之后又召回，明显属于结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