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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私人金融部门对于这样做的政治后果置若罔闻，其政府部门中的校友们显然也没有能够理解这一困境。在常态下，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上述“旋转门”总是使得世界范围内的政府部门能够吸引到大量的人才，即便其支付的薪水总体来说偏低。而且，一般来说，在这种“旋转门”之间转换的利益冲突很小。但是在经济下行期，利益冲突就可能很大了：政府的金库是完全打开的，一支签字笔和一把钥匙能够决定数以十亿计的公众资金的走向。因此管理这一“旋转门”的规则必须被重新审视。
还有一个更宽泛的问题，即政府行为是否过度被华尔街所影响了。我相信当华尔街的校友们占领政府或者美联储的重要职位时，他们会做他们认为对美国最好的事情。但是当他们根据被华尔街训练出来的思维方式和他们所咨询的华尔街的熟人们的意见进行思考时，他们会想些什么呢。相比于裙带资本注意，注意力捕获是这种现象更好的一种描述。这种纽带需要被打破，可能性之一是通过雇佣华盛顿和纽约之外的人才，甚至是雇佣金融领域以外的人才，来填充财政部的关键职位——比如说职业监督员，具有金融从业经验的公司执行官，甚至是学术界人士。多样化是改善信任问题的关键。
小结和结论
我们怎么能够在保留金融民主化的好处的同时确保金融系统不会容忍过高的风险度呢？在这章里我所提议的并没有很极端，不像进步论者建议的对私人部门抛弃，也不像意识形态正确者建议抛弃政府和监管部门。私人部门和政府连接处出现的问题——即，断层出现的地方——但是，既然我们不能抛弃任何一边，现实的改革就必须在两者的结合部展开。我们正处于一个需要前进方向的点。
金融部门已经最大程度的利用了政府想要推动住房贷款和推动就业的想法为他们带来的间接担保，最终却也结结实实地摔了大跟头。政府已经尽最大的努力对市场进行救助，实际上，做得已经有些过头了。现在政府的责任是让金融部门相信这样的救助以后不会再发生。
但是现在政府还没有从房地产金融领域撤出：实际上，目前政府卷入得更紧了。即便政府是由于政治原因对特定市场和金融部门进行支持，它还是必须让金融部门相信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实体是太具有系统性而不能让它破产的。因此，金融部门改革的关键性问题是，我们如果让私人部门再次对风险进行正确地估价，而不再理所当然地认定政府最终会介入进行救助。本章中讨论过的一些建议提供了一条可能性的路径。
重要的是，必须使信息透明以吸引有兴趣的公众加入到监督政府或监管者与金融部门之间的关系中来。我所提倡的大部分措施可能不满足一些人希望的剧烈的变革。但是正如贾斯丁。路易斯。布莱德斯在1922年的一封信中所言，“不要相信你能从对社会进行根本性变革中找到对付不良境况或不道德行为的全能药方（就像国家社会主义者所说的）。也不要对立法有太大的信心。为改革所设立的特定机构将会变为完全为敌人所控制，并成为镇压的工具。”他所提议的替代措施正是我们今天所言的“透明”，在他的信里他使用了“公开”一词：“公开是一个值得推荐的治疗社会和工业化疾病的良方。阳光是抵御细菌的最好办法，电灯是最有效的警察。”
现在，我将转入美国经济所需要的改革步伐，重点讨论如何改进良好教育的可获得性和如何巩固安全网。
第九章 改进美国获得机会的公平性
在第一章中，我指出在美国由于很多人相对停滞的工资增长所造成的压力跟许多在典型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一样；它们导致美国政客们用扩大信用作为权宜之计。次级贷款只是这一问题的表象，真正的原因是许多人面临的经济机会的缩减。
从纯粹经济意义上来说，并非所有形式的收入不平等都是有害的。更高的工资给更有才能和更勤奋的人，区分出经济中需要更多技能的工作，也给年轻人信号让他们知道投资其自身的人力资本的好处。忽视不同工作者边际贡献的工资的被迫平均化会使人们丧失工作动机并且导致资源的错误分配。
但是，当通往高工资的唯一的可能性路径被认为是出生、影响力、运气、或者甚至是欺骗，这样的话工资间的区分可能不会是刺激人们努力工作的动力。当努力不再是得到相应收益的途径时，为什么要努力呢？的确，正如政治经济学家阿尔伯托。阿里西亚和乔治。阿格雷托论述的，在民主社会里，对于工资或财富的高低程度的认知能够产生一个自我复制的模式。如果一个社会相信高工资是培训和努力的结果，那么它对高收入者的征税就会少一些，进而确保了人们有获得技能和付出努力的强烈动机。但如果一个社会相信高收入来自于关系、机会、或者是欺骗，那么它就会对收入征收重税，而且诚实者很少人会努力工作，只有那些有关系的、幸运的、以及欺骗的人会越来越多。
美国今天的全体选民好像很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对富人征更重的税，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对于富人是谁的认知发生了改变。不是很久之前，美国社会典型的富人是当地自我成就的企业家，比如汽车零售商和电影院所有者，他们跟当地其他人一样曾经上过同样的高中。而今天的富人，是那种让人有距离感的、薪资过高的CEO，贪婪的银行家，或者是进行大量内部交易的对冲基金经理。对他们的成见和认知很重要：富人不再是我们中的一员，富人是“他们”。
不管从现实上还是认知上，美国都需要防止进一步的社会两极化。进行这一任务的具体方法很重要。如果大多数人经历的工资上的不平等扩大，是像我在第一章中所论证的，起源于高人力资本的工人的相对稀缺的话，那么对这一不平等的社会反应就是改进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仅仅靠征收重税来将工资平均化对于解决问题没有什么作用，并且会降低努力工作或获取技能的动力。这是为什么我会认为减少不必要的收入不平等的最好方法是降低人力资本培训资源的不平等性。
机会可获得性的公平能够减少冲突的发生。比方说，如果富有的家长可以让他们的孩子上更好的高中，最终更好的大学，而贫穷的家长则不能，这样的结果就是贫穷者会对富人越来越没有容忍度。除了穷富之间不断增长的冲突之外，不平等的机会也可能会导致对扩大机会的经济改革的抗拒。比方说，没有机会上大学的贫穷城市工人可能对于有助于小企业创业的改革没有兴趣，因为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机会获得这样的贷款。
我们在政治上的取向取决于我们的立场：如果我们处于完全不同的位置，那么我们就很难聚在一起作为一个社会做出互相有利的决定。而且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比机构质量之间的差别更重要的是各自社会中的政治共识以及以此带来的采取行动以短期的痛苦确保更好未来的能力。不平等的机会会导致事实上的不平等，并会破坏社会共识。尽管这一章聚焦于美国，这里探讨的问题对很多国家也都有参考意义，包括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国家。
问题在于任何改进机会可获得性的政治经济成本——比方说，为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更高质量的学前教育——都只是铺垫性的，而其好处要在未来才能显现。很难让公众，以及其后的政治家，对于这样的行动兴奋起来，特别是在目前公共财政拮据的局面下。但是，如果在这方面无所作为的，不平等会自动复制。以后再来处理这一问题的成本会越来越高，而且许多公民也会在社会上由于缺乏必要条件而不能够创造出有生产力的生活。换句话说，目前的状况继续下去会不断积累这种不可接受的不断增长的成本，并拒绝将这种显然的成本作为成本收益计算的必要部分。
在达成解决办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拒绝两项看似具有吸引力但是非常危险的观念。其一是政府支出能够解决任何问题。事实是资金在很少情况下是缺少的关键性因素，正如发展中国家中发生的一样。确实，政府的大笔资金如果没有腐败发生的话，会挤出私人部门的投资。但是，另一方面这不意味着所有的社会问题会通过自发的私人行为来解决，这是另一个危险的观念。政府的努力（有时是资金方面的）在协助个人和社区方面，能够起到关键杠杆作用。一次又一次的，我们看到，成功需要关键市场参与者的聚集，比最初看起来更广泛地界定问题所在（因此也能找到更多的解决办法），以及重构所有参与者共同协作的动力。
改进人力资源质量
正如在第一章中所描述的，人力资本指的是一整套的素质能力集合，包括健康、知识、智力、态度、社会能力、同理心等等铸就一个具有生产力的社会成员的要素。学校教育、家庭、社区在其中都是影响因素：要让一个孩子能够从他们的教育过程中得到最大的收益，确实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去创造让他们能够这样做的价值观和学习态度。而一旦个人完成了他们的正式教育阶段，雇主在推动雇员的继续培训和鼓励他们在工作中继续积累人力资本中，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工作中的个人发展将伴随着我们一生中工作年限的增长而变得越来越重要：现在，一个典型的知识型员工在完成正式教育阶段之后，可能会工作差不多五十年。在接下来的篇幅里，我会对在美国能够改进人力资本质量水平的一些重要途径进行描述。
早期的劣势
让一个人成功的基础在很早就铺就了。对于遗传基因，我们做不了什么，但是怀孕期间和儿童早期的营养对于孩子成人后的智力和健康有着很大的影响。儿童早期的营养不良被认为与晚年的衰退性疾病有关，比如冠心病和糖尿病。孕妇的不良习惯，比如抽烟和喝酒，对其子女的健康有长期性的损害。不幸的是，这些问题更可能发生在贫穷和缺乏教育的家庭的子女身上，这实际上使得贫穷成为了自我死循环。要打破这种循环，更多的资源应该用于贫穷家庭孩子的早期发展阶段，可以采取提供营养补贴、医疗、以及对父母的教育等形式。
早期教育也被认为有很大的作用。在8岁以前，根据一般性的标准，智力发育已经基本完成。因此，对于儿童来说是否能够接收到有质量的小学教育和学前教育资源是及其关键的。研究表明，早期儿童学习项目会减少未来从高中退学的可能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