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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的武装人员护送。
这支小小的护送队在去往阿尔伯克基的路上，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和四平八稳的车速前进，她想象自己仍然坐在驾驶位上，她脚底前面的橡胶垫就是一个加大油门的加速踏板，她发现自己的右脚不由自主地踩向这个虚拟的加速踏板。
能够有机会再次与唯慨共度一段时光，是令人愉快的。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三年前，在莫斯科，那个时期，正是唯慨被禁止访问西方的阶段。几十年间，随着政策趋向的不断变化以及唯慨本人自己不可预见的种种行为，使得是否允许他出国旅行的政策，阴晴圆缺、时紧时松。本来实施了某些温和政策，一旦受到挑衅或违规操作，也许是发现他在国外不能谨言慎行，再次出国的申请就将被否决，可是过不了多久，实在找不到另外的什么人能够与他的才能相比，为了让这个或那个代表团显得更有水平，就会再次同意他出国。他接收到世界各地发来的邀请，请他发表讲演，请他参加专题讨论会、参加学术讨论会、参加学术大会、参加联合研究小组以及国际委员会。
作为一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作为苏联科学院的终身院士，无论如何，也比大多数人具有稍微多一点的独立性。他好像经常装出一副小心谨慎的样子，不去触犯政府正统观念所设定的外部限制和规定，尽量不要超越权威部门的耐心和容忍限度。
他的全名是瓦西里·格里高利维奇·卢那恰尔斯基，世界物理学界都知道他叫唯慨，这是从他的姓名中抽取出几个字母组合而成的。
他波动起伏的复杂身世和与苏联政权述说不清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令爱丽和其他的西方人士猜不透、摸不准，总感觉莫名其妙。
他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的远方亲戚，那个人就是阿纳托利·瓦西里叶维奇·卢那恰尔斯基（１８７５～１９３３），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战友，是高尔基的朋友和同事；老卢那恰尔斯基做过苏维埃人民教育委员，后来作为苏联驻西班牙大使，在任期内，一直到１９３３年去世。
唯慨的母亲好像是犹太人，或者是有点犹太血统。
据说，唯慨曾参与苏联核武器的研制，当然可以肯定，他相对而言年龄太小，不会在第一次苏联热核爆炸的工作中担任什么重要角色。
他的研究所人员实力雄厚、装备先进、设施完善，他的科研成果丰富、效率高、速度快，令人惊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此都表现出罕见的惶恐不安，就足见其震撼程度。
尽管对他出国的限制与开放，盛衰消长，他仍然频繁地参加一些有影响力的重大国际会议，包括高能物理方面的“罗彻斯特”研讨会，讨论相对论天体物理的“得克萨斯”会议，探讨如何通过多种途径减少国际紧张局势，并且有时参加颇有影响的非正式科学家聚会：“帕格沃什”会议①。
【① 帕格沃什运动始于１９５７年，起初由罗素、爱因斯坦和约里奥·居里等人倡议，为了汲取广岛长崎核武器的教训，以促进世界科学家在核子武器、太空活动、裁军与世界安全方面进行合作为目的，以首次会议地点、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小渔村帕格沃什而得名。１９９５年该会议和运动获诺贝尔和平奖。】
爱丽听说，在６０年代唯慨曾访问伯克利加州大学，对当时大批量生产的平价徽章很欣赏，那上面印制的多是一些违背传统习惯、淫秽的言词和激烈的政治口号。
爱丽带有一点淡淡的怀旧感，回忆起从前的情景，你一眼之下，就能估量出一个人最为关心的社会现象。
那时候，在苏联出产的徽章也非常普遍并大量销售，不过那上面的内容多是庆祝和纪念哪个“迪纳摩”足球队，或者某一次月球探测器发射成功，那是人类的航天器首次在月球上着陆。
伯克利的那些徽章可是与此大不相同。唯慨带了几十个回国，有次还特意挑选一枚自己佩戴上。这一枚的尺寸有他手掌心那么大，上面写着“性祈求”。甚至还戴着到科学会议上去显示。
你要是问他，你怎么这么大兴趣，他就会说：“在你们国家，这只是一种方式，去违反传统。在我们国家，这却是两种相互独立的方式，去违反传统。”
如果再进一步追问，他就该大发议论了，讲述他那有名的布尔什维克亲戚，曾经写过一本书，专门论述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地位。
从那时开始，他的英语水平突飞猛进——比爱丽的俄语水平可高超得多了——可是与那时相比，他佩戴反传统胸章的癖好和兴趣却急剧下降。
有一次，在激烈争辩两种政治制度优劣的时候，爱丽夸耀地说，她可以自由地到白宫前面游行，抗议美国卷入越南战争。
唯慨也说，就在同一时期，他同样可以自由地到克里姆林宫前面游行，抗议美国卷入越南战争。
有一次，在纽约市开会，休会期间，爱丽陪同一位苏联科学家到斯得滩岛渡口散散心，这位先生专门拍摄驶过自由女神像前一艘运送垃圾的敞篷船，船上堆满了臭气熏天乱七八糟的废料，海鸥呱呱地叫着笨拙地在自由女神像前纠缠。
唯慨从来不干这种事。
在一次乘坐大巴车，从面临海滩大酒店的住处到阿雷西博天文台的路上，他的那些同事，热衷于拍摄一路见到的破烂不堪零落倒塌的棚屋和波多黎各贫民用瓦楞铁皮临时搭建的小屋，他从来也不像他们那样。
他们把这些照片提供给谁呢？爱丽大惑不解。在她的头脑中幻想出那么一个巨大的克格勃图书馆和资料库，专门搜集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不幸、不公、不善、不义和种种矛盾。
在有人问到某些问题时，唯慨会这样说，苏联的官方立场是这样，１９５６年匈牙利剧变是由一些隐藏的纳粹分子组织的，１９６８年布拉格之春是由领导层中没有代表性的反社会主义小集团掀起的。不过，他还要附加一个说明，如果他听到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如果这些是真正的平民百姓的起义，那么，他的国家对这些运动的镇压，就是错误的。
关于阿富汗，他毫不犹豫地引证官方的辩护理由。
有一次爱丽到他的研究所，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坚持要让爱丽看看他的短波收音机，机子上的不同频道，用俄文字母整齐地标出伦敦、巴黎、华盛顿。他跟爱丽说，他很自由，愿意听哪个国家就可以听哪个国家的广播。
有一个时期，他的很多同事听信他们国家的花言巧语，认为有黄祸威胁。
“你想想，中国军人一个挨一个肩并肩地，把整个中国和苏联的交界线都占据了，一支入侵的部队。”他的一个同事质疑和挑战爱丽的想象能力。他们一群人，在研究所主任办公室里，站在俄国式茶炊的周围。
“就凭着中国现在这样的人口出生率，要想全部通过边界，那得花费多长时间？”
混杂着并不可靠的潜藏凶险的预兆和算术游戏的乐趣，答案居然就宣布了，“永远不可能。”威廉·朗道夫·贺斯特说话随便，就像在家里闲聊。
可是卢那恰尔斯基不这么看；他争辩说，一旦大批的中国军人驻扎到前线，人口出生率就会自动下降；所以别人的计算方法必然要出错，而计算方法出错是由于运用了未经他批准的数学模型。
几乎没有人误解他的意思，人们都知道他所指的是什么。在中苏关系最为紧张对峙的时期，就爱丽所知，他从来也不会让自己陷入具有传染性的偏执狂和种族主义的盲动之中。
爱丽喜爱俄国式的茶炊，并且能够理解俄国人喜爱这种茶炊的感情。他们的月球探测器这个成功的无人驾驶月球漫游者，样子就像是一具装有金属线条轮子的澡盆，在爱丽看来，似乎其中就有那么点技术来自某些古代制作茶炊的技艺。
某一次，在六月份一个清明爽朗的早晨，唯慨带她到莫斯科郊区的一个公园，去看零零散散分布在公园里的展览厅和展览品，其中就有那架无人驾驶月球漫游者的模型。其中一座建筑是展览塔吉克自治共和国的器皿和装饰品的。
就在它的旁边，有一个宏伟的展览大厅，里面装满了与实物大小相同的足尺模型，各种苏联的民用航天器几乎顶到顶棚。
苏联人造地球卫星１号，是第一个绕行地球轨道的航天器；人造地球卫星２号，是第一个携带动物上天的航天器，所携带的小狗莱伊卡，最终死于太空之中；月球探测器２号，第一个到达另外天体的航天器；月球探测器３号，第一个拍摄到月球背面照片的航天器；金星探测器７号，第一个安全降落在其它行星上的航天器；东方１号，第一个载人太空飞船，携带苏联英雄宇航员尤里·加加林（１８３４～１９６８）在环绕地球的轨道上运行。
展览大厅外面，儿童们把东方号发射助推器的尾翼当做滑梯，他们一个个卷曲的金发、碧蓝的眼睛，少先队的红领巾飘舞着，欢声笑语地滑落到地面。
大地，俄罗斯人管它叫“咱们俩”；苏联在北极海中有一个大岛，俄罗斯人叫它“努瓦爷咱们俩”，就是新地岛。就在那个岛上，１９６１年苏联引爆了五千八百万吨级的热核武器，这是迄今为止，人类这个物种，一次性造成的最大的爆炸。
可是这里看不到任何的一点迹象，这里阳光明媚，小贩们在叫卖冰激凌，莫斯科人很为此感到骄傲，举家外出游玩，牙齿脱落的老人冲着爱丽和卢那恰尔斯基微笑，把他们当做一对情侣，这片古老的大地看起来，仿佛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
在她为数不多对莫斯科或列宁格勒的几次访问中，唯慨经常安排一些参加晚会的活动。他们七八个人一起陪同爱丽去看大芭蕾舞团或基洛夫芭蕾舞团的演出。卢那恰尔斯基总能搞到足够的入场券。爱丽感谢主人们为她作出的安排，可是他们回答说，应当是我们感谢你，因为如果不是陪同国外来宾，他们本身是没有资格观看这种规格的演出。唯慨只是笑，一言不发。
他从来也没有带他夫人出来，爱丽从来也没有机会见到她。
唯慨说他夫人是一位内科医生，她一天到晚只知道照顾她的病人。因为唯慨的父母曾经认真仔细地考虑过，打算移民美国，可是最后没有实现。
爱丽问过他，他最感到后悔和遗憾的是不是没有移民到美国。
他以严肃深沉的语调说，“让我遗憾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我的女儿嫁给了一个保加利亚人。”
有一次，他把晚餐安排在一家莫斯科的高加索餐馆。请了一位名叫卡拉则的专业宴会主持人，或者如他们的说法叫塔玛达。
这位主持人是主持宴会的著名大师，因为爱丽的俄语很差，非常感谢他替自己翻译了那么多宴席间的谈话和祝酒辞。
卡拉则回答的话，有意预示出晚会以后的状况，“我们把那些只顾自己喝酒不向别人敬酒的人，称为酒鬼。”
早期比较普通的祝酒辞最后都要加上一句，“祝所有的行星和平！”
唯慨特意向她解释一番，在俄文里，“村社”这个词就是一个世界、一个社会的意思，是一个由农民以和平的方式自我管理的社区，缘起于遥远的古代。
他们谈论着，如果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单元，不超过一个村庄那么大的情况下，世界将是多么的和平与安详。
卢那恰尔斯基高高地举起他那只圆筒状的大酒杯，祝愿说，“每一个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