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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长途行军最大的危险是什么？我认为不是敌人，也不是自然困难，而是流寇往往没有明确的目的。封建社会流寇为患虽然让政府一直都很头疼，但真正成了正果的几乎没有，就在于流寇没有明确的目的地，没有建立地方政权吸取地方养分的能力。封建时代最大的资源都直接来源于土地，没有地盘就没有稳定的资源。而一旦流寇们停止下来占地盘，就失去了流寇最大的优势—运动性，被迫与官军死磕，败多胜少。（现代流寇就不一样了，因为土地出产的作用相对小，国际汇款加歪门邪道，就够万千人马吃个一年半载不成问题，不信请看阿国与巴国北部之溃疡，端的让正规军头痛。说笑，偏题了）
所以宋代官军的战斗力和能力只需保证能够打败敢于死磕的流寇，就基本能搞定大局，维持正常统治秩序，不能阻止其流窜反而是正常的。哪支官军太强横了，拥有跨区域长途奔袭追杀的能力的话，皇上是睡不着觉的，这样的军队只适合让太监带队，呵呵神策军和后期大宋西军的最高长官都是没卵蛋的，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石达开怎么败亡的，天下思定，你再强横的实力，没有歇脚之地，只能被活活累死。明末官军镇压流寇的“十面张网”之策，纯军事上说确是正道。所以说陕北R军对CP的贡献，怎么往高了说都不为过（大概相当于金融危机时fed给大银行的几千亿注资，要不然整个体系破产拉倒，到现在一年多点，美国大银行都吵着要把钱还回去了，因为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了，拿人手软，天天给媒体和议员骂他们，还不能给高管高工资），闲话跑题了。
最后，祆教的帮助大概可以抵得上和R军在长征路上地方D的支持了，其实除了情报方面，这种支持对大规模军队运动来说作用很小，不过有总比没有好，有的人把这个看得很重。
正文 晋阳古城的兴衰
书香屋 更新时间：2012321 0：52：09 本章字数：5094
“晋阳”之名久矣。据《世本》记载，相传夏禹曾初都晋阳，后迁平阳（今山西临汾）、安邑（今山西夏县）。“晋阳”是春秋晋国赵氏家族的封地。赵氏始于周穆王时期，造父受封于今山西省洪洞县赵城，以食邑赵为氏。赵氏传到春秋时的赵夙开始仕晋，为献公之御。公元前661年，以功受封耿大夫。其子赵衰，随晋文公重耳在外流亡19年。晋文公归国执政后，赵衰任上军佐，赵氏开始入卿之列。从此，赵盾、赵朔、赵武、赵成、赵简子、赵襄子等七世，均为晋国执政卿，历文公、襄公、灵公等十一公，前后执掌晋国政事达180多年。我们所讲的晋阳城，是指晋定公时期执政的正卿赵鞅（简子）于春秋晚期，即公元前500年——公元前497年建筑的晋阳城（今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古城营村一带），到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宋灭北汉，晋阳城被毁，历时1500多年。晋阳城是我国著名的古都之一，城址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公元前453年，韩、赵、魏灭知伯后，晋公室已名存实亡，三家分晋已成定局，晋阳开始成为赵国的初都。这时，赵简子已不在世，由其次子赵毋恤（襄子）继承卿位。赵国在晋阳建都53年，后迁中牟（今河南鹤壁）、邯郸（今河北邯郸）。之后，晋阳城先后为秦太原郡（秦襄王三年置、“太原”之名始于此），西汉韩国、代国、并州刺史部（汉武帝时置，太原称“并州”始于此），三国魏与西晋太原国，后赵太原郡、并州刺史，北魏、东西魏太原郡，北齐别都，隋代太原郡，唐代北都（北京），五代十国时期后唐、后晋、后汉、北汉等国（郡）的治所或发迹处。
晋阳在历史上曾发生过许多重大事件，如著名的韩、赵、魏灭知伯的“晋阳之战”，导致三家分晋，为春秋与战国的分界线；汉文帝刘恒“龙潜”晋阳16年；高欢以晋阳为基地，征战四方，创建北齐政权；李渊、李世民父子晋阳起兵，建立大唐。晋阳无论在政治或军事战略上，都在我国古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董安于筑晋阳城
晋阳城所在的太原盆地四面环山，中间低平，汾河贯中而过，土地肥沃，人口集中，经济发达，是理想的城建之所。其北缘有一大型湖泊，方圆20余里，名叫“晋泽”。还有晋水（晋祠之水）与汾水交汇，晋阳城就位于这个交汇处。
晋定公十二年（公元前500年），赵简子命家臣董安于（时任晋阳宰）、尹铎主持，当地头人王成为总管，开始修筑晋阳城，至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7年）竣工，历时三年。城周长4里，青石砌基，夹版夯土筑墙，墙内加荻、蒿、楚（类似芦苇、野草、荆条之类植物），使其坚固。墙基厚丈余，高4丈。城四周各开一门，青铜龙饰城门。城四周开挖壕沟，犹如一道护城屏障。城内有宫室、家庙、粮库等。宫室建筑的柱子均为铜铸（见《史记·赵世家》《战国策·赵策》）。晋阳城墙体内为什么要加荻、蒿、楚之类的植物？宫室柱子为什么要铜铸？一方面是为了坚固，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了备战。当时晋国规定，卿大夫不允许拥有武器，否则，要犯灭族之罪。但为了防备不测，赵简子和他的家臣就想出了上述办法，一旦有人攻打晋阳，楚等荆条之类植物，可以做箭杆，铜柱溶化后可以做箭头。晋阳城先后在董安于、尹铎多年苦心经营下，变成了赵氏稳固的根据地。
晋阳城修筑后，在三家分晋前的40多年中，发生过两次大的战争。第一次是城建成后的当年，赵简子命邯郸大夫赵午将他征伐卫国时，卫国进贡晋国的500名奴隶由邯郸迁往晋阳，赵午答应，但很快又反悔，被赵简子捕到晋阳杀害。赵午之子赵稷伙同他的舅父中行氏（寅）及中行氏的姻亲范氏（吉射）发兵围攻赵简子在国都“绛”（即“新田”，今山西侯马市）的官邸，赵简子被迫北走晋阳。于是晋卿魏、韩、知氏三家联兵抗拒范、中行氏，复请赵简子回“绛”执政。《史记·赵世家》记载这个事件时说：“孔子闻赵简子不请晋君而执邯郸午保晋阳，故书《春秋》曰：‘赵鞅以晋阳畔（叛）”。后来把这个记载作为晋阳城创建年代的依据。
晋阳第二次之战，发生在晋出公二十二年（公元前453年）。这时赵简子已不在世，其次子赵襄子列为卿，晋国由知伯执政。据《战国策·赵策》记载，知伯向韩、魏两家各要“万家之邑”地，两家如数给了他。又派人向赵襄子要蔺、皋狼之地（均在今山西离石境内），襄子不给。于是知伯勾结韩康子、魏桓子攻打晋阳。知伯攻城三月不下，又从晋祠悬瓮山下开渠（今知伯渠），引晋水（一说汾水或汾、晋二水）灌晋阳，“城不浸者三版”。就是说，水淹城墙只留下上面的三版了，城墙也不倒塌，可见晋阳城的坚固。知伯攻打晋阳三年也没攻破，但也使得“城中巢居而处，悬釜而饮，财食将尽，士卒病羸”。这时，赵襄子有些动摇，“欲以城下”，问他的谋士张孟谈该如何办？张孟谈说：“臣闻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他愿去见韩、魏，说服他们倒戈。于是张孟谈潜行出城，游说韩、魏，申明“唇亡齿寒”的历史教训。韩、魏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同意反戈，共灭知氏。按照约定，先杀了知伯守堤的士卒，毁堤决水反灌知伯军营地，造成知军大乱，韩、魏军从两翼包抄夹击，大败知伯军。知氏从此而亡，韩、赵、魏三家尽分其地。
晋阳城的续建与被毁
晋阳城经过“晋阳之战”三年的水浸，到西晋时的700余年间，城池已严重毁坏，西晋进行了建城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修缮和扩建。《读史方舆纪要·都邑记》：“太原旧城，晋并州刺史刘琨筑，高四丈，周二十七里。”修缮和扩建工程开始于西晋永嘉元年（307年），经一年的时间，工程告竣。扩建后的晋阳城，比原来“周四里”扩大了将近七倍。扩城之后，又开始“建府朝，造市狱”，在城中大兴土木。商贾得市，农人复耕，城中倒塌的衙署、寺庙、百姓住房都陆续得到修复重建，成为“鸡犬之音复相接矣”的都市。
北齐自神武帝高欢于北魏孝武帝太昌元年（532年）任命大丞相，在晋阳建大丞相府开始，历文宣帝高洋、废帝高殷、孝昭帝高演、武成帝高湛、后主高纬、幼主高恒等七帝，共计45年的时间里，一直把晋阳作为高齐的根据地（别都）争夺天下。七位帝王，除武成帝外，有五位都即帝位于晋阳，一位崩于晋阳（高欢），可见晋阳在高齐时所处的重要地位。
高欢经营晋阳几十年，营建了不少宫室建筑，有的在历史上享有盛名。北魏太昌元年（532年），高欢在平定尔朱兆并州叛乱之后，“以晋阳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这是高齐在晋阳建的第一座宫室。东魏武定三年（545年），“神武（高欢）请于并州置晋阳宫，以处配口”。晋阳宫后来陆续建有宣光殿、建始殿、嘉福殿、仁寿殿、德阳堂、宣德殿、圣寿殿、修文殿等，形成一个庞大的宫殿群。《新唐书·地理志二十九》记载：“晋阳宫，在都（唐代北都）之西北。宫城周二千五百二十步，崇四丈八尺。”北齐天统三年（567年），后主高纬在晋阳建大明殿（城）。天统五年（569年），高纬“诏以并州尚书省为大基圣寺，晋祠为大崇皇寺”。承光元年（577年），幼主高恒“又于晋阳起十二院，壮丽逾于邺下（北齐都城，今河北临漳县）。所爱不怕数毁而又复。夜则以火照作，寒则以汤为泥，百工困穷，无时休息。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宫内。又为胡昭仪起大慈寺，未成，改为穆皇后大宝林寺。穷极工巧，运石填泉，劳资亿计，人牛死者不可胜纪。”（《北齐书》）
北齐在晋阳营建的宫室、雕像及十二院，除西山大佛尚残存有遗迹外，其他均荡然无存。西山大佛始凿于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二年（551年），完成于幼主高恒承光元年（577年），历时26年。像为坐姿，依山开凿，高约66米，比四川乐山大佛早162年，是世界上现存时代最早的石刻大佛。大佛所在地为太原西南蒙山开化寺。隋文帝时为大佛建阁，寺改额“净明”。唐武德三年（620年），高祖李渊巡幸晋阳，仍复名“开化寺”。显庆五年（660年），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巡幸晋阳时，赠一件硕大无比的袈裟。元末因战火，寺毁阁倾。之后，佛头风化脱落，从此大佛被湮没。
晋阳是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反隋，建立大唐的策源地，他们登基后仍不忘晋阳的恩泽，不仅李渊、李世民、李治、武则天、李隆基等先后回晋阳“探视”，安抚晋阳起兵时的老部下或遗属，以及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而且大规模营建晋阳城。同时，于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把晋阳定为北都，与国都西安、东都洛阳齐名。还把晋阳、太原二县列为“京六县”，提高其级别，直属京都管辖。天宝元年（742年）改为北京，上元二年（761年），唐肃宗复称北都。
唐贞观十一年（637年），由并州大都督长史李勣主持，在晋阳城的对岸，即汾河东岸建东城，南北长八里半，东西宽6里，与西岸晋阳城大小差不多。同时，因东城“赤井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