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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庾一听就傻了眼，他的联勤大队原本就是七拼八凑拉起来的队伍，从前名义上隶属印缅盟军后勤部管辖，但是印缅总部早已人去楼空，重庆大本营当然不会有他这支所谓联勤大队的序列。他只好打出最后一张王牌，搬出他父亲的名头来。但是上校长官根本不买账，他当场宣布解散联勤大队，军官一律扣押起来，没收汽车上的物资，士兵予以收容，汽车统统编入运输营。
十几个军官都被剥了军装看管起来，老庾破口大骂道：“算你狠！咱们走着瞧，姓庾的不是没有后台！我叫你怎么吃进去还给我怎么吐出来！”
上校指着老庾手腕上的手表说：“来人，给我取下来。我看还是你怎么吃进去怎么吐出来吧。”
父亲推开车门走下来，理直气壮地取回自己的手表。老庾这才认出长官就是楚士安，他一下子泄了气，乖乖地躲到一边去了。
第二天后卫团继续开进，车队加长了许多，士安劝告父亲，还是不要回家好，他可以任命父亲当联勤大队长，几十台没收的汽车都归到他名下指挥。父亲有些吃惊，他说这不是跟老庾一样黑吃黑，大鱼吃小鱼么？士安不以为然地说：“这些杂牌队伍都是祸害，留着他们干什么？我的团本来只有三千多人，等到了东北就能增加到九千人，那时候我就是少将师长了。”
父亲无语，他觉得士安也变了，变得跟他的面孔一样陌生起来，原先那个正直、忠诚、热情和满怀理想的表格已经像他那只炸坏的眼球一样一去不复返了，士安见父亲执意不肯，只好作罢，他对父亲说：“你父母已经回汉口了，你知道吗？”
父亲惊讶地说：“你怎么知道的？”
士安望着窗外不答。
父亲说：“那么你也知道罗霞姐姐的下落了？”
士安点点头，脸朝着窗外说：“她已经生下那个混血儿，然后作为美军阵亡军官的遗孀到美国去了。”
父亲忍不住小声说：“如兰姐姐的遭遇，你也应该知道了？”
士安没有说话，他的脸铁青得怕人，像一方堵狰狞的岩石。但是父亲分明看见，一团潮湿的东西渐渐从岩石缝中渗出来，终于聚成露珠，“啪嗒”一声滴落下来。
车队轰隆隆行进，父亲看到内地那些城市和乡村十分萧条，抗战胜利了，日本人投降了，但是老百姓那种激奋昂扬的热情和同仇敌忾的斗志也消失殆尽，就像冰冻的河流一样死气沉沉。行军的日子就在这种阴冷潮湿的空气中过得浑浑噩噩，眼看越是离家乡近了，反倒越打不起精神来。
半个多月后，车队终于抵达湖北宜昌，士安把父亲送到长江码头上。此时早春时节细雨霏霏，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草木初露的青涩气息和江水的土腥味，从码头上望出去，江面一片烟雨迷蒙。士安苦笑道：“替我问候姨父、姨母。你好好念书吧，我这辈子除了打仗，恐怕也是个废人。”
父亲动情地说：“你还不到三十岁，我们都等你回来，小石头还盼着他的舅舅讲故事呢。”
兄弟俩拥抱告别，无语唏嘘。
当轮船拉响汽笛开出老远，父亲回过头，看见在雾气蒙蒙的码头上，士安的身影渺小得像个逗号。父亲想，他的战争故事到哪里才是句号呢？
5
终于到家了。
远远看见汉口黄兴路的家，那是一幢熟悉的两层法式别墅，花园的大铁门虚掩着，他没有按电铃就径直走进去。
没有看见用人家成和苏大嫂，房门口有个中年妇人背对他，身边站着一个男孩子。他很激动，觉得嗓子发干，就叫了一声“姆妈”。妇人回过头来，却不是柳韵贤，分明是个厨娘或者用人。再看那个男孩，有桌子高了，正惊恐地看着这个闯进门来风尘仆仆的陌生人。他觉得他应该就是侄子小石头，一去四年，算算也该有七八岁了。但是立刻想起如兰姐姐是再也回不来了，物是人非，光阴如梭，人也苍老得好像过了一个世纪，不禁有些悲惋凄切。他想摸摸孩子的头，就问他：“你是石头？”
孩子却害怕地躲到妇人身后去，露出一只眼睛偷看这个胡子拉碴的陌生人。父亲想，他的模样像谁呢？像他的父亲志豪，还是舅舅士安？小男孩忽然低头一窜，像头机警的小鹿那样飞快地逃回屋子里去了。
他疲惫地放下背包，在门廊前面的石阶上坐下来，脱下那双沾满黄泥的军用皮鞋在水泥地上使劲敲打。胸前有件东西硌着他，掏出来一看，原来是那张血迹斑斑的照片和银手镯，照片上的虎头兄弟英气勃勃，正朝他微笑呢。
总算到家了。他发愁地想。内心一片苍茫。
他抬头看看天空。
天空很脏，没有一丝风，太阳碎了一地…
后记 永远的父亲
上世纪九十年代，台湾原远征军老兵杨义富先生回乡访友，希望与成都地区原远征军老兵见见面。没想到那天一下子来了五、六十人，我惊讶地看见，这些年事已高的与会者大多是从事工程、科技、社科和文化教育工作的知识分子或干部，他们中有教授、学者、总工程师、总设计师、艺术家、企业领导、院长、厅长等等，其中还有国外学成归来的洋博士，有人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这些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自从四十年代弃学从军，远赴印缅战场浴血奋战，至抗战胜利后回国各奔前程，已有整整半世纪没有谋过面，因此战友见面格外激动，有人甚至血压升高当场急救。
更令我吃惊的是，这些当年投笔从戎的青年学子，他们中很多人出身都很优越，家庭都很富裕，就是那个时代的“富家子弟”、“官二代”、“名门之后”等等，比如父亲的战友杨叔叔，他父亲就是曾任四川省主席，人称“四川王”的大军阀杨森。而当年与我父亲一同报名参军的那位卢叔叔，他叔叔就是国民政府的陆军中将。我父亲当然不用说了，他父亲是国内赫赫有名的“棉纱大王”，而“裕（大）华纱厂”集团四大股东里，就有三家人的儿子从军到印度打仗。要知道在那个战火连天国险民艰的年代，能送孩子念大学和高中的家庭都不会是普通百姓人家。
2004年我应国务院新闻办之约，带领几位文学青年完成一部反映印缅抗战的口述体回忆录。我们先后寻找、询问并记录散落在世界十几个国家的原远征军老兵近千人，其中采访达数百人，最终精选回忆录五十二篇成书，书名《同一面战旗下——中国二战老兵回忆录》。该书于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以中、英、日三种文字向全世界发行。此次群体采访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当年十万后方学生大从军的壮举堪称中华民族发出的“最后吼声”，试想连校园里的莘莘学子都不再念书而是主动投身军营（当时国民政府规定在校生免服兵役），以鲜血和生命践行“抗敌救国，不当亡国奴”的历史使命，那么还有什么能阻挡这条沉睡的古老巨龙走向觉醒和浴火重生呢？
抗战后期大后方兵源几近枯竭，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政府派遣远征军出征缅甸惨遭败绩，日军趁机攻占缅甸和东南亚，切断中国通往外部的最后一条生命线——滇缅公路。深感兵力匮乏的美国人决定在印度重组中国驻印军，其使命就是打通印缅国际交通线，为坚持抗战的中国大后方紧急输血。在这样危机四伏的国际背景下，成千上万的后方学生挺身而出成为担当这一历史使命的主力，他们弃学从军奔赴异国战场，接受英美盟军现代化装备，学习盟军现代化作战理念，掌握先进武器与盟军互相配合并肩作战，终于在血与火的战场上打败强敌，完成收复缅北和打通国际交通线的伟大使命。
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应该知道，八年抗战敌强我弱，正面战场历次重大战役多以中国军队失利和国土沦陷而告终，即使台儿庄大战、昆仑关大战、长沙保卫战等局部胜利也不例外，战果得而复失。唯有反攻印缅之战成为日本人的噩梦，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消灭日军精锐，还在于这是第一场以中国人为主力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战争，同时也是中国军队在整个二战中投入的唯一一场国际战役。
时光荏苒，大半个世纪以前，一面象征胜利的中国军旗高高飘扬在滇缅——印缅国际交通线上，这是何等值得国人骄傲和自豪的历史记忆，同时它也是那一代年轻学子用热血和行动向祖国人民交出的一份优异答卷。须知要取得这个优异成绩绝非易事，青年学子面对的凶恶敌人是号称“王牌中的王牌”的日军师团，这支部队曾经发动过“七、七卢沟桥事变”，制造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攻陷新加坡马来西亚，大败英美盟军和第一次入缅的中国远征军，年轻的中国驻印军如何才能战胜强敌，做到脱胎换骨乃至于凤凰涅槃呢？我相信历史之谜就隐藏在一个个勇于献身和渴望改变的学生兵身上。统计数字表明，远赴印缅作战的学生兵中，大学文化程度约占百分之二十，高中文化程度占百分之五十以上，粗通英文或者具有较高英文能力的人约占四分之一，这样一支高学历的知识分子军队，相信二战时期的英美盟军也无出其右！
众所周知，二战时期的美国盟军等同于高科技和现代化的代名词，当高科技现代化与这些具有献身精神和掌握文化知识的中国士兵相结合，就如同宇宙中最强大的正负电粒子相撞击，注定要成就一个惊天动地的雷霆裂变。首次与国际盟军接轨的中国学生兵用行动证明，掌握科学思想和现代化武器的中国人能够打败任何强敌，印缅之战的胜利已成为中国抗战乃至二战最鼓舞人心的战争绝唱。
我的父亲就是这千千万万从军学生中的一人，他用行动践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而这段异域从军史就成为他人生中永远的亮点。不幸的是，这支在印缅战场摧枯拉朽的队伍回国后遭遇国共内战，学生纷纷大逃亡，胜利者土崩瓦解，王者之师名存实亡。值得一提的是，父亲和他的战友后来大多重返校园继续念书，走上知识精英和科学救国的道路。但是后来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遭受不公正对待，那段从军经历变成“历史污点”，直至改革开放才予改正。2005年，正值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有关部门向所有参加抗战的离休干部颁发荣誉勋章，父亲与他的战友无一人获得。我为此不平，但是那群老人却表情淡淡的，大家什么都没有说。
俱往矣，2004年采访期间，有次给仅在一周前采访过的老兵打电话，谁知他儿子说，老人家刚刚谢世。在那次将近一年采访中，至少有十几位接受采访的老人相继离世，很多人甚至没能看到记录他们人生的新书出版。岁月的流逝就是这样残酷无情，2009年我父亲也告别人世，去到天堂与他的战友们会合，如今成都地区那一代金戈铁马的学生兵存世者仅余寥寥数人。
这部作品呕心沥血写作三年，它是我第一部带有家族传记性质的长篇小说，我以父亲和他的战友为原型塑造了一群征战印缅的学生兵艺术形象。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更是一部浓缩的印缅战争史，再现和还原历史本来面目。
这是我为父亲墓前献上的一束小小的鲜花，以寄托儿子永远的怀念和哀思。
谨以此书，纪念所有为拯救中国和世界人民的苦难而投身反法西斯战场的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