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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撤兵的消息被证实后，完颜兀术（宗弼）喜出望外，立即整军卷土重来。在前一阶段的战争中，完颜兀术（宗弼）很不信任原伪齐降附的兵痞，除李成外，如孔彦舟之流“只是单马随军，并无兵权”。此时才利用了孔彦舟、徐文等人。完颜兀术（宗弼）以孔彦舟为前锋，重新回军开封府。
岳飞在前沿尚留下少量部队，是为掩护河南百姓南迁，并且接应大河以北梁兴等军撤退者。他们在兵力单薄，士气受挫的情势下，难以抵挡金方大军的进攻。孔彦舟袭郑州时，曾夜劫中牟县敌营的准备将刘政不幸被俘。留驻西京河南府登封县（今河南省登封市）的孟邦傑，守汝州的郭清、郭远等军，也接着败退。
八月上旬，金朝翟将军率部包围淮宁府。新任知州赵秉渊一扫昔日的怯战心理，勇敢地进行抵抗。岳飞派遣李山和史贵的部队，刘锜派遣韩直的部队，内外夹攻，打败金军。他们结束了岳家军第四次北伐的最后一战，然后撤兵。岳家军作战仍十分勇猛。小军官杨兴率领几十人，在淮宁府沿河同数百散骑接战。杨兴左臂中六箭入骨，“犹坚力向前”，从上午苦战到下午，金军死伤累累，最后被迫遁走。
岳家军的班师，使整个战局发生逆转。八月，韩世忠因久攻淮阳军不克，也在宋廷的命令下撤军了。
宋高宗得到岳飞郾城之战的捷报，特别是接到他七月十八日反对班师的上奏后，又略为回心转意。七月二十五日，即岳飞班师后几天，杨沂中的殿前司军奉命自“行在”临安府开赴淮南西路。宋高宗接着又发手诏，改令岳飞“且留京西，伺贼意向，为牵制之势”。此类手诏当落笔之际，其实已成废文。八月中旬，杨沂中军到达宿州，以五千骑兵夜袭临涣县（今安徽临涣）柳子镇，却不见金兵踪影。他得知金方以重兵埋伏于归路，“遂横奔而溃”。金军乘胜占领宿州，因当地百姓欢迎过宋军，遂恣意报复，大肆屠戮。
绍兴十年的宋金大战，从顺昌之战开始，至宿州失陷告终。宋高宗和秦桧的战略指挥，帮助了金军重占河南之地，使宋军屡次大捷的辉煌战果毁于一旦。
岳飞前往“行在”临安府的路途已走了大半，又不断接到宋高宗前后自相矛盾的手诏，还有秦桧以三省、枢密院名义递发的省札。尽管来回更改，最后仍是令他“疾驰入觐”，“赴行在奏事”。他对此类诏札，只能报以苦笑。当岳飞不断听到中原传来的意料中的凶耗，不由悲愤地说：
“所得诸郡，一旦都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
岳飞以本军单独完成北伐的希望至此彻底幻灭。他八月到行朝，不愿再说废话，只是一心一意力请解除军务。岳飞还恳辞新加的少保官衔。他痛切地说，“比者羯胡败盟，再犯河南之地，肆为残忍，人神共愤”。“今则虏骑寇边，未见殄灭，区区之志，未效一二。臣复以身为谋，惟贪爵禄”，“万诛何赎”！
在颍昌大战中，岳雲“功先诸将”，但岳飞按照惯例，不予上报。宋廷查明后，承认“显赏未行，殊非国典”，将岳雲升迁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其升官制词说，“成功行封，犹有遗者”，“大帅之子，能以勇闻。比从偏师，亲与敌角，刈旗斩将，厥功为多”。岳飞仍然上奏力辞，说“父之教子，岂可责以近功”。“赏典过优，义不遑处”。
宋高宗针对岳飞辞职的回诏说：
“未有息戈之期，而有告老之请。虽卿所志，固尝在于山林；而臣事君，可遽忘于王室？所请宜不允。”
尽管猜忌已甚，只因“未有息戈之期”，宋高宗还不敢顺水推舟地削夺岳飞的兵柄。
岳飞无可奈何地返回鄂州。战事看来尚须进行，结果无非是今日收复一地，明日又放弃一地，养敌残民，无补国事。捐躯者血沃中原，肉肥广野，作出了惨重的牺牲，自己的祖国却南北分裂如故。岳飞每念及此，真是心如刀割。
第三节北方抗金义军的失败
宋朝的正规军撤退了，而北方的爱**民却依然在敌后苦斗。
李宝军在开德府一带被金将徐文所败，被迫向南方转移。抗金义军在广济军夺取金人的纲船队，虏获很多银、绢、钱、粮，乘船沿运河南下。到达徐州（治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时，李宝依曹洋的建议，袭击一支前往增戍的金军，杀敌无数，捉住七十余人当活口。这支义军途经金朝前沿要塞淮阳军时，有贾姓知军率数十骑追来，问为何人，李宝说：
“我曹州泼李三也，欲归朝廷耳！”
他引弓一发，贾知军应声中箭坠马。李宝率部兵到达楚州后，将七十多名俘虏交付韩世忠。韩世忠殷勤款留，李宝截发大哭，表示一定要还归岳家军。韩世忠只好写信征询岳飞的意见。岳飞回复说：
“是皆为国家报虏，何分彼此。”
于是、李宝就在韩世忠军中正式任职。
在京东，袭庆府奉符县（金改为泰安州，今山东泰安市）“卒徒”张贵领导的抗金义军，被金将王伯龙所镇压。
镇守西京河南府的李兴军，屡次挫败金将李成的反扑。李成无可奈何，请求完颜兀术（宗弼）增援了大批军马。绍兴十年九月，李兴因众寡不敌，放弃河南府城，转移到永宁县白马山寨。李成在冬季围攻山寨，李兴挥兵夜焚敌营，一直追杀过洛水以北十八宋里，直至福昌县三乡镇（今河南三乡），连战克捷，李成逃窜，奔回河南府。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六月，李兴组织几万军民南撤，在大章谷打退金朝几千骑兵的邀击，历尽艰辛，直抵鄂州。宋廷命李兴担任左军同统制，成为牛皋的副手。
梁兴、赵雲等人闻知大军班师后，不肯渡河南撤，仍在大河以北与金军作战。他们转战各地，在大名府、开德府一带，截取了金朝山东路的金、帛纲，河北路的马纲。梁兴、赵雲等人出生入死，迭挫强敌，饱经磨难，在绍兴十一年或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初，杀回鄂州。
河北抗金义军控制下的冀州和北京大名府，也相继被金军攻破。
王忠植所率抗金义军，奉川、陕宣抚司之命，转移至陕西，解救被围的庆阳府（治安化，今甘肃庆阳县）。他率部途经延安府（治肤施，今陕西延安市）时，不幸被叛将赵惟清所俘。金军将王忠植押到庆阳城下劝降，他大声疾呼：
“我河东步佛山忠义人也，为金人所执，使来招降。愿将士勿负朝廷，坚守城壁，忠植即死城下！”
金朝元帅右监军完颜撤离喝（杲）大怒，王忠植披襟高喊：
“当速杀我！”
遂慷慨就义。
北方很多爱**民临危不惧，以“勿负朝廷”互相勉励。然而宋高宗和秦桧控制下的宋廷，却置故土遗民于不顾。北方广大的抗金义军，因缺乏正规军的支援，与金朝军力对比悬殊，终于陷于失败。
第四节三援淮西
金朝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在绍兴十年战争的最后阶段，得到便宜，又趾高气扬起来。绍兴十一年春，他以重兵突入淮南西路。由于以往战事中的损兵折将，此次金军入侵，名为十三名万夫长的编额，其实只有九万余人，兵势非复往年之盛。
宋朝在淮南西路有三支大军，淮西宣抚使张俊有兵八万人，淮北宣抚副使杨沂中有兵三万人，淮北宣抚判官刘锜有兵约二万人，总兵力超过其他各大战区，完全足以抵御金军的进攻。但是，宋高宗每逢感到军情紧急时，最急需的将帅还是岳飞。一道道金字牌传递的急件，如星飞电驰，直发鄂州的湖北、京西路宣抚司。宋高宗在手诏中用尽了甘言美语，“卿忠智冠世”，“朕素以社稷之计，倚重于卿”，“破敌成功，非卿不可”，“朝夕需卿出师之报”。惊慌失措的神态，跃然纸上。
“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岳飞恢复故土的希冀，似乎又有点死灰复燃了。他在宋高宗手诏下达之前，就上奏请求“令臣提军前去，会合诸帅，同共掩击，兵力既合，必成大功”。二月四日，岳飞又连发两奏，说“虏既举国来寇，巢穴必虚，若长驱京、洛”，“势必得利”。这当然是出奇制胜的上策，中**事史上早有“围魏救赵”的成功战例。虽然金将李成带领一万五千多人驻守蔡州，也决非是岳家军的对手。但是，岳飞素谙宋高宗的脾胃，估计到皇帝决不会接受此策，故又于当日第二奏中提出了中策。他说，“虏知荆、鄂宿师必自九江进援”，“乞且亲至蕲、黄，相度形势利害，以议攻却”，“贵得不拘，使敌罔测”。岳飞认为，本军若改由蕲州和黄州一带渡江，出敌不意，或可收腹背夹击之效。
果然不出岳飞所料，宋高宗看到“长驱京、洛”的奏章，当即回绝：“备悉卿意，然事有轻重，今江、浙驻跸，贼马近在淮西，势所当先。”
在另一道手诏中，宋高宗批准了岳飞的中策。
古代的通信技术十分落后，而战争形势往往瞬息万变，故皇帝对远征的将帅实行遥控，一般是不适宜的。但是，军事上十分保守和怯弱的赵宋皇朝，又将遥控视为防范武将、维护皇权的家规。有时，甚至连作战的阵图都须皇帝亲授，前线每一项军事行动都须禀命而行，把将帅们随机应变的主动权剥夺干净。
宋代最快速的马递是金字牌，用一宋尺多长的朱漆木牌，上写金字：“御前文字，不得入铺。”用驿马接力传送，不得入递铺稍事停留。凡皇帝发下急件，用金字牌传递，日行五百宋里。臣僚发给朝廷急件，另用“急递”，日行四百宋里。事实上，纸面规定日行四、五百宋里的速度往往达不到，这是由战争、道路条件、气候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岳飞自鄂州或前方发往“行在”临安府的急递奏状，行程须十日以上；临安府行朝用金字牌传递诏令，一个来回，约需二十日左右。鉴于如此长的往返时间，宋高宗在手诏中也曾说“朕不可以遥度”、“兵难遥度”等语。但是，为了贯彻他的意图，有时又非“遥度”不可。
宋廷命李若虚制止岳飞出师未成。宋高宗便又命令岳飞在攻占蔡州和淮宁府后，于闰六月底终止军事行动，“轻骑一来相见”。岳飞却继续提兵北上，长驱中原，使宋高宗和秦桧惶惶不可终日。
宋高宗对战争前途心存两怕，一怕全胜，二怕大败。如果全胜，则武将兵多、功高而权重，会威胁皇权。尽管岳飞再三真心诚意地表示，北伐成功后要解甲退隐，宋高宗总是疑神疑鬼。在他看来，岳飞绍兴七年自行解职，奏请建储等事，不是证明岳飞居心叵测吗？倘若大败，则宋高宗有可能成为阶下之囚，欲为临安布衣而不可得。绍兴元年以来宋军的多次胜利，也不可能根除宋高宗的恐敌顽症，他始终对金方的力量估计过高，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低。岳家军节节推进，宋高宗在深宫中反而惴惴不安，因此，他在手诏中再三叮咛岳飞，要避免与完颜兀术（宗弼）大军决战，“全军为上”，“占稳自固”，“必保万全”。
秦桧身为奸细，与抗金事业势不两立。然而两个多月以来，各战场传来的是或大或小的捷报，而无败报，这使他更急于要从中破坏。秦桧捣鬼有术，然亦有限，单凭他以三省、枢密院的省札发号施令，对岳飞、韩世忠等官高权重的将帅并无多大约束力。根据若干年来形成的惯例，惟有宋高宗的亲笔手诏，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