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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完颜兀术（宗弼）为了报复，用郦琼之计，以孔彦舟作先锋，在三月四日，即张俊令刘锜班师的前一日，已急攻濠州（治钟离，今安徽风阳县）。濠州的流星马前来告急求援，方惊破了张俊的美梦，他立即召回业已南撤的刘锜军，共同进兵北上。三月九日，张俊、杨沂中和刘锜约十三万大军赶至黄连埠，距濠州尚六十宋里，便接到八日州城陷落的消息。金兵破城后，大肆烧杀剽掠，驱掳居民而去。张俊得到探报，说濠州已无金兵，又希图去空城耀武扬威一番，以掩饰赴援不及的窘态，他命王德和杨沂中率“两军所选精锐”六万人，包括二干余骑前往。不料遭金军伏击，杨沂中和王德只身逃回，部众大部被歼，沿途遗弃兵器和甲胄无数。在黄连埠的张俊和刘锜闻讯后，也拔寨南撤。
韩世忠奉命自楚州率军赶到濠州时，败局已无可挽回。金军企图阻遏他的归路，韩世忠军且战且退，全师而还。
尚在舒州待命的岳飞，得知战局变化的某些消息，又接到宋高宗一份三月一日发出的手诏，令他“尽行平荡”，“以除后患”，就统兵倍道兼程北上。行军途中，岳飞先后接到张俊和韩世忠两军的凶耗，悲愤的心情再也难以克制，一句迹近“指斥乘舆”，即责骂皇帝的话，便夺口而出：
“国家了不得也，官家又不修德！”
实际上，这正是他郁结半年有余的心声。岳飞还怒冲冲地对张宪说：
“似张家人，张太尉尔将一万人去跎踏了。”
他又指着董先说：
“似韩家人，董太尉不消得一万人去跎踏了。”
此类气话无非是埋怨张俊和韩世忠两军“不中用”。十二日，岳家军抵达濠州以南的定远县，金军闻风渡淮北撤。
儿戏似的淮西之战结束了，宋军先胜后败，张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回朝后，却反诬刘锜作战不力，岳飞逗留不进。宋高宗和秦桧自然完全偏袒张俊。秦桧的党羽更是一哄而起，飞短流长，对岳飞竭尽毁谤、中伤之能事。
第五节削除兵权
害怕诸大将久握重兵，跋扈难制，这是宋高宗和宰执们始终深藏于胸臆的隐忧。张浚和赵鼎任相时，“屡欲有所更张，而终不得其柄”。王庶任枢密副使，曾令韩世忠和张俊的部将分兵移屯，为张俊所觉察，托人向王庶传话，表示反对。秦桧独相后，向宋高宗“乘间密奏”，说各行营护军目前号称张家军、韩家军等，表明“诸军但知有将军，不知有天子，跋扈有盟，不可不虑”。宋高宗为此更“决意和戎”。罢大将兵权之事，虽酝酿多年，真欲付诸实施，其关键又在于“有息戈之期”。
淮西战事虽暂时休止，陕西的争夺正难分难解，吴磷军直到当年九月，又赢得著名的剡湾之捷，其他地区的小仗也接连不断。在表面上，似并“未有息戈之期”的征象。然而宋高宗和秦桧通过各种渠道，已洞悉金方愿和的底蕴，对偏安东南有了足够的把握。七八个月前，岳飞主动辞免兵柄，宋高宗尚无允准的胆量；如今他却和秦桧接受范同之建议，准备主动地采取断然措施。
三月二十一日及稍后，宋廷省出省札，“令岳飞先次遣发军马回归”鄂州，本人由舒州往“行在”临安府“奏事”。四月下旬，岳飞到行朝时，韩世忠和张俊已早到六七日。宋高宗、秦桧及其心腹王次翁等十分焦急不安，只是成天用美酒和佳肴招待韩世忠和张俊，拖延时日。岳飞来到后，宋廷一面继续在西湖为之举办盛筵，一面却连夜起草制词，发表韩世忠和张俊任枢密使，岳飞任枢密副使，留朝任职，明升暗降，削除兵权。宋朝历史上第二次“杯酒释兵权”终于实现了。岳飞保留少保的阶官，其两镇节度使的虚衔和宣抚使、招讨使、营田大使的实职同时撤销。
张俊率先表示拥护，带头交出所统行营中护军，“拨属御前使唤”。实际上，他与秦桧早有默契，“约尽罢诸将，独以兵权归俊”，才能虽低，而野心不小。张俊从此更与秦桧沆瀣一气，“同主和议”。
岳飞雄图不展，壮志难酬，继续执掌大兵，对他无异于大耻大辱，故早已提出辞呈。他虽未料想到朝廷此番精心设计和突然措置，对兵柄也毫不留恋。他请求朝廷将自己带来的亲兵，只留少量“当直人从”，其余发遣回鄂州，“庶使缓急贼马侵犯，有所统摄，不致误事”。宋高宗立即予以批准。
韩世忠的京东、淮东宣抚处置司，张俊的淮西宣抚司和岳飞的湖北、京西宣抚司紧接着撤销了，三宣抚司原辖行营前护军、行营中护军和行营后护军的军号也予以取消，各统制官所部都冠以“御前”两字，以示直属皇帝，“将来调发，并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施行”。此外，宋廷还提高各军总领的职权，规定总领除管理钱粮外，还要“节制”诸军，负责报发朝廷和各军之间的往返文件，预闻军政，实际上起着监军的作用。
王贵接替岳飞，担任鄂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张宪担任副都统制，负责指挥原岳家军。宋廷对他们很不放心，特命秦桧党羽林大声出任湖、广总领，进行监视。宋高宗和秦桧对岳飞的幕僚也十分猜忌，在宣布岳飞为枢密副使的前两天，就发表随同岳飞赴“行在”的参谋官朱芾外任镇江知府，前参议官李若虚外任宣州知州，旨在不让他们与岳飞朝夕相处，出谋划策。岳飞本不愿被人视为武夫和粗人，自罢兵权后，更不著戎装，成日“披襟雍容之状”，这居然也引起秦桧的忌恨。
刘锜也遭受张俊的排挤，而被罢免军职。宋廷发表他出任荆南知府，并规定“或遇缓急，旁郡之兵许之调发”，旨在对王贵和张宪起箝制作用。岳飞从抗金大局出发，爱惜刘锜的才勇，奏请留他掌兵，却被宋高宗和秦桧断然拒绝。
宋高宗在给岳飞制诏中说，“朕以虏寇未平，中原未复，更定大计，登用枢臣”。“近资发纵指示之奇，远辑摧陷廓清之绩”。“所愿训武厉兵，一洒雠耻”。他又亲自对韩世忠、张俊和岳飞三大将说：
“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抚之权尚小，今付卿等以枢府本兵之权甚大。卿等宜共为一心，勿分彼此，则兵力全而莫之能御，顾如兀术，何足扫除乎！”
在此类冠冕堂皇、慷慨激昂的言词背后，真正加速的正是向仇敌求降的步伐。尽管宋代轻视武人的积习甚深，不少士大夫仍然看透了宋廷罢三大将兵柄的真意。明州知州梁汝嘉上奏认为，这表明朝廷“无复进取之计”。曾任荆湖北路安抚使的刘洪道听说岳飞罢宣抚使，为之“顿足抵掌”而“流涕”。
岳飞在绍兴十年已承受了第二次政治、打击，但他却万万未曾料到，自罢宣抚使之日始，惨重的大难行将临头。
第十六章冤狱碧血
第一节直道危行
金朝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经历绍兴十年和绍兴十一年几次大战的挫败，不得不承认“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而决意讲和。绍兴十年秋，完颜兀术（宗弼）曾正式写信给秦桧说：
“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
他提出以杀岳飞作为和议的条件，秦桧自然是惟命是从，而关键在于宋高宗本人对此书信与讲和条件持何种态度。
岳飞是战功赫赫的将帅，又是身为执政的高官。按宋太祖秘密誓约的规定：“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十五年前，宋高宗杀害上书言事的陈东和欧阳澈，结果只是极大地提高了牺牲者的声誉，而使自己背负难以洗刷的恶名。以后宋高宗一直引以为训，不敢轻易开杀戒。秦桧对胡铨恨之入骨，在自己的一德格天阁中写上胡铨等人的姓名，“必欲杀之而后已”。然而在宋太祖秘密誓约的约束下，只要宋高宗未予首肯，他始终无法杀害官卑职小，而又贬黜流放的胡铨。
尽管岳飞的生命也受宋太祖誓约的保护，但宋高宗为了对金媾和的成功，加之对岳飞的忌恨，故在秦桧的怂恿下，决定杀害岳飞。在淮西会战时，宋高宗一面褒奖岳飞，“见苦寒嗽，乃能勉为朕行，国尔忘身，谁如卿者”；另一方面，却已与秦桧进行罪恶的谋划。罢岳飞兵权，仅是完成了第一个步骤。
秦桧和岳飞在和战问题上，自然是势不两立。岳飞看到绍兴十年秦桧奏中所引“德无常师，主善为师”之语，认为此言“饰奸罔上”，气愤地说：
“君臣大伦，比之天性，大臣秉国政，忍面谩其主耶！”
两人的仇隙更深。但是，秦桧对韩世忠的憎恶，也不亚于岳飞。绍兴**年间，韩世忠曾命部属假扮红巾军，企图袭杀金使张通古，破坏和议，虽因部将告密，而未成功，却使秦桧切齿痛恨。按秦桧的盘算，是一不做，二不休，先害韩世忠，后杀岳飞，这两人正是他的主要政敌。
五月上旬，三大帅任枢密使和副使不足半个月，宋廷即命张俊和岳飞前往淮南东路。在名义上，他们的任务是“措置战守”，“方国步之多艰，念寇雠之尚肆”，“当今行阵之习有素，战守之策无遗，伐彼奸谋，成兹善计”。
事实上，他们的任务一是罗织韩世忠的罪状，二是肢解原韩家军，将其大本营由淮东前沿的楚州，撤往江南的镇江府。这正是宋廷准备降金的又一重大步骤。张俊的头衔是“按阅御前军马，专一措置战守”，岳飞的头衔是“同按阅御前军马，专一同措置战守”，加两个“同”字，作为副职。宋廷规定，他们对前沿军务可以“随宜措置，专一任责”。在枢密使张俊和枢密副使岳飞到前沿后，留在“行在”临安府的另一枢密使韩世忠，便处于有虚名而无实职的地位。
原来秦桧早已物色到一条走狗，这就是淮东总领胡纺。胡纺原先因奉承韩世忠，“奴事”韩世忠的“亲校”耿著等人，步步高升。他后来又见风使舵，趋附秦桧，绍兴八年、九年韩世忠袭击金使的计划，便是由他出面告密的。三大帅罢兵权后。胡纺依照秦桧的发纵指示，出首控告昔日“奴事”的对象，说耿著自“行在”临安府回楚州后，散布流言蜚语，“二枢密来楚州，必分世忠之军”，“吕祉之戒，不可不虑”，“鼓惑众听”，并且“图叛逆”，“谋还世忠掌兵柄”。秦桧下令逮捕耿著，以酷刑逼供，企图由此牵连韩世忠。
当张俊和岳飞离开临安府前，秦桧曾在政事堂布置使命，示意岳飞“以罗织之说，伪托以上意”，并且假惺惺地说：
“且备反侧！”
耿直的岳飞明瞭秦桧的用心后，便严词回绝，说“世忠归朝，则楚州之军，即朝廷之军也”。“公相命飞以自卫，果何为者？若使飞捃摭同列之私，尤非所望于公相者”。秦桧受岳飞责备后，气得脸上变色。
岳飞出使后，方得知耿著的冤狱。他说：
“吾与世忠同王事，而使之以不辜被罪，吾为负世忠！”
岳飞连忙写信，告知韩世忠。韩世忠接信后，大吃一惊，立即求见宋高宗，大哭大吵一场，“投地自明”。宋高宗本来就无意于杀害这位苗刘之变的救驾功臣，便召见秦桧，示意不得株连韩世忠。于是，这件冤狱便以耿著“杖脊”和“刺配”了结。
六月，岳飞和张俊来到楚州，这是淮东战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