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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从他的背后传来了一位工作人员的声音：“这份材料可能会说明一些问题。”
“哦，这是周淑英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写的揭发，她写道：大约在六八年或六九年时，有一次江青发疯似地大怒，说有人整她黑材料，并说已被她拿到手。她说：‘谁想整我，什么都别想抓住’。她把许多材料和照片都拿到十一楼楼上的一个房间全部销毁了。不许我们任何人进，烧的满屋子都是烟。江青为了掩盖其丑恶历史，私自销毁许多材料。周是江青的生活秘书嘛。”
汪东兴不动声色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中华牌香烟，但没有让给任何人。他对这段历史了解，而且有些材料是他亲自办的。
所谓黑材料，是戚本禹指示北京几个院校的红卫兵搜集来的有关江青在二十年代的材料，其中有她和俞启威的一些照片。俞启威于一九三二年十月被捕后，关了不到一年就释放了。他作为江青入党的介绍人，并和她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出狱后也一直在找她。他后来改名叫黄敬，一九三五年在北平参加领导一二九运动。后任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和市委书记。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历任中共冀中区和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平原分局书记、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等职。一九四九年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天津市市长和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一九五二年任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一九五六年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在广州病逝，活了四十七岁。戚本禹等人看到有关江青的这些材料后，曾当着江青的面说：“我要写江青同志的回忆录，她在三十年代的经历和入党的情形，就是一部最精彩的作品。”江青听后脸色大变，吼道：“好啊，你竟敢私自搜集老娘的材料，你胆子不小啊！”不久戚本禹被抓后，江青指使汪东兴去搜查了他的住处和办公地，收集到了那些材料。
汪东兴没有往下再想，也没有作解释。他抬了一下手，对负责专案材料的那个报告人说：“请你重点把有关江青掩盖她被捕那一段的材料给大家介绍一下。”显然，江青是否叛变已成为一个有着含蓄而炽烈吸引力的问题，大家都在关注着，以免听错。
“赵耀珊是一九三四年直接审讯江青的中统特务，也是江青自首叛变的重要人证。前面的材料已经说过，他就是所谓的‘黑大汉’，打过江青一记耳光。江青在和记者及一些场合的谈话中，也念念不忘地记着这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指令饶漱石专案组查找赵耀珊的下落，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日，原中央专案二办饶漱石专案组给江青写了一个报告，说：‘关于黑大汉的情况，已查明：黑原名赵耀珊，又名赵立人、郑玉龙、老韩，安徽人。一九三二年春任江苏省委书记，同年六月二十六日被捕，当即叛变，当了特务。解放后被我政府逮捕，一九五四年四月二日被处决。档案存上海市公安局或苏北劳改农场。与黑同时被捕的有省委交通叶蓁，又名李文碧、无锡阿妹，叛变后与赵同居。现住上海欧阳路二三号。’江青看了这个材料后，才不再追问那个人了。”报告人说。
“她心中肯定有鬼嘛，”华国锋咧嘴笑着说，“她自己那些不光彩的历史总怕人们知道，所以千方百计地迫害知情人。原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亲笔揭发说：‘一九六四年江青在上海停留期间，曾对我说过，她一九三五年左右，在上海南市区接头时被巡捕房扣留过，问我公安局有没有她被捕的指纹档案，要我查找送给她看。一九六六年我还听说，江青要警卫处处长王济普同志去查过她过去在上海被捕的档案材料，这是江青企图销毁她被捕叛变罪证。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她害怕自己的问题被揭露，反咬一口，捏造说我们搞了她的‘黑材料’，伙同张春桥把我们逮捕关押，进行残酷迫害，使王济普同志致病身亡。王济普在被关押期间也写了一段话，说：‘有件事，我考虑了很久，没有敢讲出来，就是六六年的四五月间女客人要我到市局档案处查过一次材料，去前她同我谈了一下经过及大体时间，当时敌人是误捕了人。’这些也足已说明，江青是千方百计地毁灭她叛变的罪证的。”
虽然华国锋说得振振有词，纪登奎还是感到疑问越来越大：怎么他们查了档案后都闭口不谈江青究竟有无写自首书的事？如果说江青早在一九六六年四月间就开始销毁她叛变的罪证，那么是谁帮她查找的泥？那时张春桥、姚文元还并无权力和地位，他们根本左右不了上海的形势呀！他坐在会议桌前，一边喝着茶水，一边无聊地用一根火柴棒清洁牙齿。
报告人请示华国锋：“还有两份比较重要的材料，你看还需要念吗？”
华国锋说：“文字太长，不要念了，给大家把影印件发下去，大家审议后再说。”
于是，与会的政治局委员面前又多了两份材料，一份是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在江青逮捕不到一个月内写的揭发，内容血淋淋，读罢令人毛骨悚然；另一份是王育民写的他的遭遇，他当过中央专案组的成员，读了也令人感慨万千。
陈锡联像读小说那样读林立衡的材料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我到上海，才知道林立果也在上海。我问他在干什么？他开始不说，并叫我不要跟他住在一起，江腾蛟就安排我在另一处住。后来我又一再追问林立果在干什么，他向我吹嘘说：江青、叶群给他一个‘任务’，借‘除四旧’、‘查黑帮’，同江腾蛟的女儿、周建平的女儿等，抄三十年代跟江青在一起的一些人的家，把凡有文字的东西，全部搜集起来，装了一麻袋。二月份，我回北京后，在毛家湾见叶群、林立果连夜清查麻袋里的东西，听见叶群说，江青这么多化名，除了‘蓝苹’这个名字外，不知哪些是有关她的，还是交给她去处理吧。”
“约于一九六七年，我听叶群对林立果说：江青要逮捕孙维世，说这个人是‘特务’。叶说江青要叶群派人到大庆去抓这个人，江对叶说：‘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叶群说孙维世是个老演员，知道江的老底。后来我曾问过叶，孙维世怎样了？叶群听说‘死在监狱里了。’江青杀人灭口、蛇蝎之心，何其毒也！”
陈锡联很清楚江青后来和林彪、叶群一家的矛盾，最后闹得你死我活，迫使林彪、叶群乘三叉戟飞机逃跑，摔死在蒙古沙漠里。作为林彪的女儿，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江青不共戴天的刻骨仇恨。但，正因如此，他才不得不考虑这份材料，究竟有多大的真实性呢？
至于王育民的那份揭发，更叫人感到莫名其妙，陈锡联几乎是轻声读出来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和叶群、戚本禹等人在京西宾馆，布置我们四个人到上海调取饶、潘、杨反革命集团的档案材料，当时指定陈虹同志为组长，我为副组长。我们在上海接收档案的过程中，市公安局管档案的同志说，有一部分‘通天’材料，让我们最好也带回北京。当时经请示，江青批准我们把材料全部带回来。我们把材料运回北京后，江青要我们看看这部分材料是些什么内容，并写一报告。我们看了以后才知道，这是上海市公安局侦破一个案件的材料，内有三十年代上海出版的杂志、报刊资料等。报告江青后，她说这些材料没有保存的必要，可以写个报告销毁。我们根据江青说的内容，以陈虹和我二人的名义写了一个报告，经过江青反复修改，上送批准以后，这些材料就全部销毁了。”
“到了一九六八年，江青却反咬一口，说我们搜集她的黑材料，搞她的黑专案，对我们搞逼供，把陈虹同志关进监狱六年多。江青之所以不择手段地对我们进行迫害，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她三十年代的一点丑闻，欲置我们于死地……”
陈锡联闭上眼睛，面前出现了江青的身影。
根据他的直觉，这些揭发人的材料，并不完全反映了事情的本来面目，问题远远不会那么简单。不过，到了政治斗争一边倒的时候，他也只能随潮流了。
第五章
江青在狱中始终未暴露身份，她对特务说肯定有人陷害我，我好冤枉啊。两个金发碧眼的洋女人，出面保释江青。毛泽东后来说，江青这个人，毛病可多呢。但她不会当叛徒，这点我放心。
一九三〇年代的江青
江青翻来覆去摆弄着她那支钢笔。那是十年前毛泽东送给她作纪念的。她叹了口气。眼看就要到达另一个彼岸了……很快一个凶猛的浪头打来，把她卷进漩涡里的最底处。
“你需要什么吗？”警卫和看守从她身旁的铁窗外擦过去。她摇了摇头。
可是，站岗的警卫却握着枪，非常耐心而又安闲地守在他们的哨位，眼睛不时地望着囚押她的那间铁窗。
在江青的历史上，她是第二次坐牢。
她很自然地想起了四十二年前刚进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看守所的那段日子……
灯光惨淡，空气恶浊。
所有被关进去的共产党员或嫌疑犯，一个个都像垂死的老太婆，被折磨得暗淡无光。随着岁月的流逝，囚犯们一天天地萎靡下去。来的时候是含苞未绽的，没多久就叶萎花残；本来瘦俏而营养不良的，很快就摧残得骨瘦如柴了。她还是初次跟囚牢和看守、特务们打交道。她如果承认了自己是共产党员，这样当然要给治罪了，最少也要判几年的徒刑，而且还会送到龙华监狱去！！那是犯人们闻之色变的地方，环境十分恶劣。要不想牵进去，就得给他们来个铁嘴铜牙。
“你叫什么名字？”
“李云古，云彩的云，今古奇观的那个古。”
“什么案子？”
“我也弄不清，稀里糊涂抓来了。”
“那就是政治涉嫌。”
一个满头灰发、衣衫褴褛的老太婆凑到她的跟前，盘问了几句，低声哼吟了几句《国际歌》。她惊喜得差点叫起来，但她很快控制了自己。老太婆问她能听懂这首歌吗？她摇了摇头。她明显地感到，在她和这位女囚之间，产生了一层隔阂。老太婆似乎希望江青能暴露身份，完全听从她。但江青有自己的主意。尽管她表面上冷若冰霜，内心却藏着一团烈火。她决心要重新点燃这团烈火，而且不让任何人知道她心中的秘密。
她看出，那个女囚显然想献身于一种事业，她从未想到一个女人会有这样强烈的献身精神。这种献身精神是令人可畏的，因为她知道在这种精神面前，许多东西，包括她自己在内，那个女囚都可以弃之不顾。
“云古姑娘，记住：只要是他们没有抓住证据，那就死也不能承认。此地好进难出，他们除了哄、骗、诈外，没有什么真本事。你要自己拿定主意，不要被他们所吓倒。”那个老女囚低声地告诫她。
江青永远忘记不了那个女人。那个女人是在她陷入牢笼之后，第一个给她力量的人。很快，女囚又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