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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理解你，到我这儿来吧，我握着您的手，壮一壮您的胆子。”廖沫沙建议道。
正好，廖沫沙的妻子回湖南老家去了，他又经常住在电影公司写作而不回家。于是李进住到了他家。当廖沫沙的妻子回来后，见一个陌生女子住在她的屋里，就和廖沫沙大吵大闹。为了完成政治上的活动，李进尽量忍耐着，克制着，她对廖沫沙的妻子解释：“我和沫沙交往，纯属事业上的需要，绝对不夹杂个人的感情。”
“不，你不了解他。他是个典型的花花公子。我亲眼看见过他的那些丑事，又厌恶，又气愤。你知道吗？他为什么白养活你？为什么不收你的房租？他别有用心！”她指桑骂槐地唠叨个不停，终于使李进再不能忍受了。她向一位朋友借了二十元钱，亲自交给了廖沫沙，然后搬走了。直到三十五年后，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提起此事，还余恨未消地说：“当时上海的党组织，完全由周扬、田汉、廖沫沙这些人把持，他们在政治上搞王明路线，组织上实行关门主义，根本不做群众斗争工作，生活上男盗女娼，还想打我的鬼主意。我和这批党的败类一直进行着斗争。”
一九三二年秋天，李进在上海加入“左翼教联”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由于她积极参加游行示威、飞行集会和反政府、要求抗日的由共产党领导的活动，她的安全受到威胁。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巧妙安排下，她转移到北平，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她搞了一张进入市图书馆的借阅证，一边靠面包和白开水维持生活，一边贪婪地读了大批藏书。
一九三四年春天，已经使用“李云鹤”名字的她被中共地下党派回上海，在一个为女工开办的夜校里任教。这个学校由基督教女青年会上海分会统一领导，实际上由中共党组织控制着领导权。李云鹤透过这层灰色的保护，白天和外国传教士周旋，夜里到女工中宣传抗日爱国的理论，兼教女工们学文化。她常常深入到工厂和工人宿舍中搞社会调查，体验工人们的生活，为她们出主意想办法，因而受到了她们的尊重。
一个漂亮的姑娘如此抛头露面地频繁活动，肯定要受到男性青年们的关注，包括地下党组织的一些年轻人都在暗中追逐她，留意她的一举一动和行踪。
一九三四年十月初，李云鹤在上海街头认出了她在青岛参加地下党时同支部的熟人。他让她给一个学校的秘密联络点捎一封信，说：“信件很重要，关系到上海党组织的安全。”李云鹤不敢延误，但她还是机警地向她所属的党组织作了汇报。党组织同意她为那个熟人办事，并告诫了她一系列要注意的事项。
几天后，李云鹤奉命再次到由外国人建的兆丰公园和那个名叫乐若的交通员秘密接头后，他给了她一本《世界知识》。她便匆匆离开兆丰公园往回返。半路上她碰到了当年在青岛地下党组织里当秘书的一位女青年，那人热情地邀请她吃饭。但她想起了刚才交通员乐若的警告：“你已被敌人注意，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接头。今后，你要投身到文艺界去，用当演员来掩护你的身份。公开场合，要以黄色面目出现！”
李云鹤冷冷地拒绝了那个女人的邀请，乘着夜色离开那儿。她觉得很快就有两个男人盯上她的梢，她加快了步伐。
“站住，别让她跑了！”
“你们这些蠢猪！快把她抓住！”
李云鹤拔腿就跑，但还是被身后的两个大汉抓住了。她拼命地挣扎，身上的衣服给撕破，她大喊：“快来人，流氓绑架人啦！流氓绑架人啦！”
“你喊什么，混蛋！”
“放开我，你们这些混蛋！”
那个矮个子壮实的像头牛，他一巴掌狠狠地打在李云鹤的嘴唇上，顿时鲜血直冒。
他们从她身上搜出那本《世界知识》，然后又要搜身，她大声哭叫起来：“你们是流氓，这种绑架是犯法的，你们懂吗？”
“别叫了兔崽子，我们是警察局的。”
“我又没犯法，你们凭什么抓我？”
“你是共党分子！”
“血口喷人，你们有什么根据？”
“走，跟我们去一趟警察局！”
“不，我不去，我还有事，”
那两个大汉不由分说，一人架着她的一个胳膊，连推带拉把她送进了上海警察局看守所。顿时，那个城市从李云鹤眼前消失了。城中的万家灯火犹如海市蜃楼，令人眼花缭乱，瞬间却化为乌有，只留下无边无际的黑暗。她听说过不少飞檐走壁穿出铁牢的奇迹，不过这些都是无稽之谈。
眼下，江青再次找到了当年的那种感觉。
第四章
政治局召开江青专案审查报告会，华国锋说，“谁能想到毛主席的老婆是个隐藏多年的大叛徒呢？”但有的委员认为材料难以信服。汪东兴对一些证词持怀疑态度，却不动声色。许世友说：“给江青戴什么帽子都可以，她就是毛主席的叛徒。”一句话把大家部逗笑了。
毛泽东、江青在延安
中南海西楼会议室里，华国锋亲自主持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议室的另一端，电话总机上的灯光像绿豆灯泡一样闪烁着。不断打来的电话使华国锋的秘书应接不暇。他同时对着三、四部话筒，对方的听筒里同时也就收到了好几种“喂喂”的声音。
除了已死的和被捕的江青等人外，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只剩下华国锋、叶剑英、李德生、韦国清、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等十二人，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等四人。
除刘伯承等一、二个人请了病假外，其余的都聚集在这里，审议来自江青专案组的报告。
前来汇报的是一个脑袋稍微有些谢顶的中年人，他坐着的桌前，已经摆好了各种文件夹。他刚转了一下身，发现华国锋正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显然，刚上任不久的党中央主席已经宣布会议开始，他当时感到颈后有点发热，不小心走了神。他轻轻咳嗽了一声，开始他的报告：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调查、取证，我们终于获得确凿的证据，说明江青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在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沪西区小沙渡路女工夜校当教员期间，与共青团中央交通乐若在兆丰公园接头后，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入狱不久，就自首叛变出狱，成为可耻叛徒……”
“请问，”韦国清举了一下手，回过头去向叶剑英点点头，看了一眼桌子上那堆材料，问道，“你们发现了她写的或她签名、按了手印的自首书或履行了其他手续吗？”
“没有，”报告人说，“但是我们找到了人证。其中一个叫先大启，是中统特务，一九三四年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编审组长，负责办理被捕人员自首手续。后任中统局四川省调统室主任等要职。解放后被我逮捕，一九七五年特赦。”
“哦，就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批准特赦的那批战犯。”李先念自语了一句。
报告人说：“他给我们写了一份揭发交代，详细说明了江青被捕叛变的经过。”这时，两名工作人员给所有与会者分发了先大启写的材料的影印件。华国锋低下头，仔细地审阅这份揭发：
“李云古，女，山东人，左翼文化组织成员。一九二四年下半年被国民党特工总部上海区逮捕，关押在伪上海市警察局看守所，由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赵耀珊在伪警察局特务股楼上审问，我参加过劝降谈话。有一次赵耀珊迫使李云占自首，打李一个耳光，我以伪善面孔劝李自首，说：‘你的问题很简单嘛，只要转变就好了。’当时，李表现很可怜的样子。以后李云古就自首了，由训练股长阎松年和赵耀珊经办了自首手续，李的自首登记和保证书我审查过，其中写了反对共产主义、拥护三民主义等内容。自首登记表和保证书由我报送了南京特工总部。一九三四年间，自首的女性如张蕙芬等人的自首手续，都是经我报送南京特工总部的。”
底下是先大启的签名，时间落款是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八日。
陈锡联问：“材料里提到的赵耀珊和阎松年还在吗？”
“赵耀珊的绰号是‘黑大汉’，也是叛徒，中统特务，一九五四年被我镇压。阎松年也是叛徒，后来当了中统特务，一九五一年被我镇压，他们都死了。”报告人说。
赛福鼎也提问：“有什么证据能够说明先大启确实审讯过江青呢？”
报告人打开案卷，说：“我们从公安部先大启案卷中查出了他于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九日写的供词，其中有一段话是：”我还审讯了个女的叫李云古，左翼文化方面的，被捕后我同她谈过话。”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日，他亲笔供词中又写道：“李云古被捕案件：李云古，山东人，女性，一九三五年初被捕，经过不详，当时经匪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长赵耀珊谈话，据赵谈李参加左翼文化组织。”这两个供词，能证实先大启确实见过江青，知道她的一些问题。
“但为什么先大启那时候对江青，即李云古的自首叛变，没有一个字的揭发和交代呢？”赛福鼎讲话比较随便，他首先笑着摆摆手：“我绝没有替江青辩护的意思。我只是想把我们审理的案子办得扎扎实实，不能有半点经不起检验之处。从先大启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八年两次交代李云古案子看，他似乎对李云古的情况毫无所知，说不出个所以然。他好像根本不知道当年的李云古就是现在的江青。但到江青被捕以后的现在，先大启好像什么都清楚了。他洋洋数百言揭发江青写了自首书，而且还有具体词句，这实在使人难以信服。”
叶剑英冷笑了一声：“当年江青整人的时候，用这种手段不知整死了多少人。许多叛徒、特务的罪名，就是这样被判定的。关在我们监狱里的那些战犯和罪人，我们需要什么，他们就能写什么，这有什么奇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嘛。”
华国锋说：“这只是江青叛变材料中的一个旁证。还有其他叛徒的交代嘛。有个叫徐明清的女干部，一九三二年是上海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一九三五年被捕叛变，后又混入党内。她也有个材料，发下去给大家看看嘛。”
于是，又一份影印件到了与会者手里。
纪登奎扶正眼镜，很吃力地辨认着上面的每一个字：
“一九三五年四月我在上海被捕，一九三六年叛变出狱后去西安。一九三七年七月下旬，江青从上海来到西安，住在我的宿舍。她说：‘我不愿在上海住下去了，各方面的关系都处得不好，生活很不愉快，这次来，不辞而别，也没有带什么关系，反正有你在这里，好办。’并问：‘要到延安去学习，能找关系进去吗？’我说：‘我带你去八路军办事处找找熟人。’一天晚上，江青向我说：‘你被捕出来的情况，我在上海听说过了。’我说：‘真倒霉，我有两个叛徒对质，在杭州又有两个叛徒老乡，知道我一些情况，要出来，只好履行自首手续。’江说：‘这有什么办法呢！我当时在狱中也写了个声明，说我没有参加过共产党，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以后也决不参加共产党，但这还不行，还得填写自首登记表，才叫保释。’八月初，江青由我介绍，经八路军办事处批准，去了延安。
“三七年九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