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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今年春节的前几天，当时烧起多大的火，我们还跑去救了火的。”
“是白天还是晚上？”
“天要黑不黑的时候，我们正在吃晚饭。”
“当时里面有些什么东西？”
“就只一个空场子么，原来的那个菌种厂早就搬走了。”
“那火是怎么烧起来的呢？”
“我们也搞不清，空空的一个场子怎么会突然起火。”
“听说那里原先是个监狱。”
“你们也晓得？”
“我有个朋友当年下放这里，跟我说起这事。那里面关的犯人你见过没有？”
“我们才搬来十年，不是这里的老住户，我们来时这里的犯人早就转走了。你们大老远来，进来坐一下吧。”
“不用了，我们再到其它的地方走走。”
“下面有几家是这里的老住户，他们可能见过。”
“谢谢你。”
他们沿着穿过山村的古驿道朝下面走去，李乾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一个身影，这是一个女人的身影。在他放羊的那些日子里，经常碰到一个放牛的女人，年龄可能比他小，有时除了放那几头水牛外还带着她的小孩。那小孩好像很爱哭，她似乎对大哭不止的小孩除了呵斥几声外，并无什么有效的办法。在牛和羊追逐青草相互靠近时，他就和那个齐耳短发的年轻女人在近距离对视一下。李乾那时还很年轻，有想和那女人搭讪一下的渴望，那女人有一对很大的会说话的眼睛，从眼神看，她不仅没有一点敌意，似乎还十分友好。他几次欲言又止，那女人也几次明显有想说点什么的冲动，但最终仅只是止于眼神的交流而已。在他被撤去了放羊的差事后就很少有机会见到那女人了。有一次在看守和当兵的看押下他在外面干活时，意外地看见了那女人，那女人也看见了他，并且一直盯着他看，看得李乾都有点不好意思，连旁边的囚徒都感觉到了，问李乾是不是和那个女人有点什么？李乾骂了一句扯蛋，不要糟溅人家良家妇女。
此时李乾希望能够和她不期而遇，尽管明知这是不太可能的。即令真的不期而遇，也只会擦肩而过，山里人终日劳作，风吹日晒，容易显老，她应该是一个已显老态的妇人了，李乾自己也两鬓如霜，谁会认识谁呢？
接连问了几家，都说是后来才搬来的，他们来自更偏远的地方，不了解当年“公安屋”的事，最后总算找到修建“公安屋”之前就生活在这里的两位老人。闲聊中老人说儿子搬到镇上去了，搞理发，他们舍不得这住了几十年的地方，种地养猪，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不歇着，儿子逢年过节回来看一下。
“当地人是怎么看关在‘公安屋’的犯人的？”这是李乾最想知道的。
“犯人还不是人。”老人似乎有点答非所问。
“这些犯人有没有在这里做些坏事？”
“枪杆子押着他们想做也不能啊。”
“犯人在里面吃不吃得饱？”
“看样子不够吃，他们要吃得饱就不会搞我们的萝卜、包谷吃了。”
“你刚才说他们不能做坏事，那他们偷你们东西吃算不算做坏事？”
“肚子饿了弄点东西吃算什么坏事啊。”
老头子很热情，几乎是有问必答，老大娘像是有几分顾虑。在李乾提出来想吃一下这里的农家饭时，一开始他们说他们的饭难吃，城里人肯定吃不进去的。李乾说他下过农村，当年就吃得很香，很想再吃一下。看他们这样执着，老头子起身刚准备进去，被老太婆厉声喝住了，坚决要他把钱还给了李乾，说他家里的饭不仅难吃而且还不干净，城里人根本吃不进去的，说天王镇上有饭馆，你们到镇上吃去。
他们起身告辞了俩位老人，来到天王镇街上，同记忆中的天王镇相比，眼前的一切显得那么冷落，当年这里有一个很大很热闹的供销社，那房屋还在，现在只是一处破旧的仓库，并且还很意外地发现了当年供销社的牌子。街面上冷冷清清，这里好像是一处被外面的世界遗忘了的角落。在镇上唯一的一个小餐馆里，李乾和老板的父亲聊了一下。他也是这里的老住户，但对“公安屋”只是知道，并不清楚。他告诉李乾：就这一个小餐馆，不仅解决了他们祖孙三代的肚皮问题，两个孙子的学费也解决了。不过，马上又有两家餐馆要开张，他有点担心。
下午，李乾想去看看当年放羊时经常穿过的古驿道，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他带着某种遗憾蹬上了返回武汉的巴士。
之六
“那部书稿我看了，现在又实地看了书中描述过的一个地方，我一直在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出了那样大的一个事，杀头的阴影很长时间都笼罩着你，环境又这样恶劣，按东方文化的逻辑，你不应该是现在这个状态。”在返回武汉的车上小陈说出了他似乎考虑了很久的话。
“你觉得应该是个什么状态？”
“至少不会在你脸上看到阳光。”
“怎么会这样想呢？”
“我想起一个人。”
“谁？”
“段其瑞。”
“有点意思，说说看。”
“第一次见到这个名字是在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的文章里，给我的印象他是一个十恶不赦刽子手，是一个没有思想只知道武力的丘八。后来陆续看了一点段其瑞的资料，觉得他被脸谱化了，事情并不那样简单。”
“接着说。”
“用现在的话来说，段其瑞不仅是科班出身，而且还是一个‘海归派’，思想也不守旧。武昌起义爆发时，他顺应潮流，领衔联名46名将领通电力促清帝退位，他支持南北议和，成立共和政体。从民族大节来看，也是不亏的。抗战初期，日本人曾胁迫段祺瑞去东北组织傀儡政府，他严词拒绝。从他两次在历史紧要关头的表现来看，他的灵魂不能说没有闪光之处。可就是这样一个人，1926年3月18日的惨案发生后，自动辞去所有的职务。此后退居天津，成为虔诚的佛教徒，自号正道居士，每日吃斋、诵经，仅只想以此来赎回在‘3。18事件’中应承担的责任。他是一个被称为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的‘六不总理’，‘3。18事件’并不是他下令开的枪，是一个丘八卫队长擅自干的事，但他从此就背上了这个沉重的十字架，并再也没有卸下来。”
“你的意思是说连这样一个对光明有追求、对历史负责任的大人物，只因一个负有间接责任的问题，灵魂就走进了负罪的囚笼，从此脸上失去了阳光，并且直到生命的终结也没有能从里面走出来。你李乾一介草民凭什么能够从里面走出来？”
“这正我想了解的。”
“这是第一次有人对我提出这个问题，其实多年我一直怀着某种恐惧在考虑这个问题。”
“是吗？”
“从书中你已经看到，除了最初那一瞬认为‘12。5 事件’是必须的、是革命的行动外，我已经一步步否定了它，从疑惑开始，到最后把它定性为血腥的杀戮。说出这句话对我来说是很艰难的，这里的艰难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说认识走到这一步不容易，这是长时间思考和认识的结果。第二层意思是说我极有可能为这句话付出沉重的代价。能够说出这句话可以说是认识升入了理性的天国，同时也可以说是灵魂已坠入负罪的地狱。古今中外都有太多的灵魂走进这笼子后终生走不出来，这些灵魂其实不乏光彩的一面，他们完全可以站起来，但他们最终没有能站起来，在精神上他们成了阉人，你说的段其瑞只是其中的一个。我是一个认识到自己手上沾有血腥且灵魂在颤抖的人，怎么能够重新站起来？凭什么站起来？内心里就没有精神障碍？即使我想站起来或者说我不管不顾地要站起来，我们的文化传统会允许我站起来吗？那么多的曾叱咤风云的大人物都情愿或不情愿地给阉了，我逃得脱吗？这些问题摆在面前我不能不恐惧。”
“但我觉得你逃脱了。”
“如果说我真的逃脱了，那只是一种侥幸。我时时刻刻都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无力，仅只是内心怀有对被阉割的恐惧，或者说内心还有对被阉割的抗拒，所以才没有被阉掉。”
“仅靠对被阉的恐惧大概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应该还有更能支撑你的原因，是不是不好说或者不想说？”
“不是不好说也不是不想说，是我自己也没有想清楚。”
“没想清楚就大概地说一下，没问题吧？”
“先举个例子。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十万战俘回国后无一例外地被打入另册；与此相反的是美国的战俘不少回国后由尉官而校官，由校官而将军。1945 年在日本的投降仪式上，麦克阿瑟将军特地把两个一脸憔悴、刚从战俘集中营出来的将军安排在自己的身后站着，并把在受降书上签字的钢笔送给其中一位。这是多少功勋卓著的战将都梦想而不得的荣誉，却被两个刚从战俘营出来的军人得到了，这在东方文化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你是说你看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并且你不认同东方文化的这一点，这就成了你抵抗被阉的顽强支撑。”
“可能是这样。其实我曾部分被阉过，在里面我写过一个自传，自传里给自己定了一个位：历史和现实决定了我这辈子的最佳位置只能是做一个有某些现代科学技术概念的熟练的技术工人。但是看来这也不是有笔直的道路能够实现的目标。并且这是最好的情况，甚至只是一个不能实现的奢望，谁叫自己脸上被刺上了金字呢？一个人犯下点什么有时真是有很大的偶然性，如果那天家里有事我不在校，这件事可能被错过不会发生，或者发生了但与我无关，这样是不是那个李乾就和现在的李乾完全不是一个人呢？应该说还是一个人。只不过在做了这件事后我要为我所做的事付出代价，在付出了代价后为什么不能还原自我呢？朝鲜战场上的十万中国战俘中的绝大多数并不由于个人的怯懦才当了俘虏的，他们或许是为实施某个正确决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或许是为某个错误决策做出的牺牲。在人格或人品上他们并无过错。可是当他们冲破重重阻挠，重新踏上这片国土时却成了罪人，在世人面前，包括在自己的亲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如果没有那个偶然，他们会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人。一开始他们内心也有不平，但时间一长他们也就自觉不自觉地认同了自己的处境，认为自己受到这样的对待是应该的，谁叫自己被俘过呢？最可怕的是在精神上受阉时自己还想方设法找理由，找根据，积极配合，甚至还自觉地把还没有阉彻底的地方主动亮出来，生怕没被阉干净。所幸我还有一点自己的思维，不那么配合，所以紧要的地方没被阉掉，最终脸上还能有一点阳光。”
“你对东方文化有研究么？”
“你这样问，我是不敢回答的，对于我来说根本不能用‘研究’二字。”
“但我觉得你的一些想法是你自己的思考。”
“那只是一个人关在里面，为打发时间，喜欢胡思乱思，偶尔会有一点自己的感悟。但杂乱无章，想到哪里算哪里，登不得大雅之堂，只能归于野语村言。”
“但我听着觉得很有点意思，你就再随便说说。”
“好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从区域的划分来说，它可能东方文化的色彩更浓一些，它在文学上的价值是不容质疑的，震撼了无数个心灵。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