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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号上午，第二次提审开始了。
“考虑得怎么样？”
“考虑好了。”
“你把‘12。5事件’的情况从头到尾说一遍。”
按时间顺序用简洁的语言我客观地讲述了“12。5事件”的经过，着重在这件事的性质上做文章，我十分清楚，如果这件事的性质定错了，两条人命让自己脑袋搬家是绰绰有余的。在这过程中她没有打断过我的叙述，只是飞快地记录着。
“讲完了？”
“讲完了。”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在该你负的责任部分，出入不太大。但是其它人的，特别是老师在其中的作用，你没有讲清楚。”
“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一门心思认为自己是革命行动，并不认为是件错事，更不认为是件犯法的事，我们是怀着一种极大的革命勇敢和热情去做这件事的，不可能去注意和记住别人说过什么或做过什么。如果那样的话这事不可能发生。”
她听后没有像昨天那样又一顿大棒子打来，态度好像有了微妙的变化，甩过来几根胡萝卜，可惜和我的味口对不上。
这天的狱中日记：
“元月十五号星期一，上午第二次提讯，提讯员的态度与上次稍有转变。第一次我在她口中听到的是‘国民党’，‘土匪’，‘法西斯’，‘国家和政府不会饶你的’，‘人民群众是不会饶你，法律更不会饶你’。并声称‘我是受警司的委托来办此事的’，‘警司、公安机关与你校革委会调查的结果，孔威、傅强完全是好学生。’并几次告诉我：‘你是犯了罪而不是犯了错误。’
但这次却说：‘你犯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改了就行了。’从她的口中似乎我又是个受蒙蔽的人。现在的任务是帮助政府抓坏人。搞得我糊里胡涂，天知道我在她心中是什么人。不但上次和这次有些相互矛盾，并且这一次亦有相矛盾之处。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照我应该做的做。
下午燕妮丹又送来了两斤白糖、一斤半奶油糖来，并告诉我：‘调查材料已落实一部分，起码可以证明这两个人不是好人是坏人。’‘冯、俞已转二监狱多时。’
可今天上午沈提讯员还两次说孔、傅是好人。
冯、俞原关在同一个看守所，他们在哪里呢？
蹲监狱已整整一个月了，值得深记的日子。
提讯员说今天下午提讯我的，不知何故又没提了。”
这位沈姓预审员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我的第一轮提审就此结束。
很久以后才认识到这次提审对我的重要性。我的首位预审员虽然用的是一拍、二诈、三丢手的标准程序，但她并没有恶意，并不是真的想置我于死地。但却无意中给我上了一堂生动透彻的教育课，使我对逼供和诱供开始有了识别和应付能力，我真的应该感谢她。几年后，当精心准备的陷人入罪的诱供出现在面前时，由于有这堂课垫底，我恰到好处又斩钉截铁的回答让策划者气得脸色铁青又无可奈何，还不得不说我的话有道理。
这轮过堂也让我清醒了许多，开始丢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正视自己问题的严重性和可能的后果。当我从预审室回到牢房时，对这牢房突然有了一种“家”的感觉，这也许就是这轮过堂给我的洗脑的成果。
注释：
①二癞子：当时保守派组织对“钢二司”成员的称呼。
第十章 以德报怨
第一次过堂已过去好一段时间了，那个预审员声色俱厉地说我们是“土匪法西斯”的情景一直在脑海里挥之不去。我们是土匪？是法西斯？有我们这样的土匪法西斯么？我想起一件事。
那是在1967年6月初，正值武汉地区百万雄师血腥围剿造反派的前夜。
山雨欲来风满楼，各式各样令人不安的信息和动向不断地传来。一天下午，何儒非告诉我初二有个女生跟他讲，她接到家里的信，信中用很急切的语气要她立即回家，说再不回家就有危险。她父亲是一个炮兵部队的师长。类似信息还有不少，这些信息究竟在告诉我们什么？商定勤务组晚上开会研究一下。
晚饭后的会议室里，气氛显得与平日有点不同，勤务组的成员到齐后何儒非神色凝重地开始了他的发言，会议室一下子安静下来：
“现在形势的严峻是文化革命开始以来从未有过的，一系列极不正常的情况表明陈再道们肯定是要搞什么名堂。军区的‘6。4通告’就是一个黑色的信号。这个通告公布的当天，百万雄师就砸了我们驻市委的联络站，第二天又攻打了国棉一厂和汉阳轧钢厂，‘武汉公安’上百辆汽车上街示威，第三天他们又攻打了我们驻汉阳的中心联络站，紧接着又攻打了居仁门中学。最近两天不断有红十月里的干部子弟特别是军干子弟接到家长的信件、口讯或电话，要他们赶快回家，说不然就会有危险，口气的紧迫和严厉也是以前未有过的。种种迹象表明，陈再道们改变了策略，他们直接出面的镇压可能已受到中央的干预，所以由前台转为幕后，正在组织百万雄师以血腥的暴力为手段来达到他们直接出面的大搜捕所没能达到的目的。可能会有比前一阶段的镇压更残酷的手段，不然那些知情的军队干部不会这样着急地叫自己的小孩回去。最后的胜利肯定是我们的，但在最后胜利到来之前，这会是一个十分黑暗的时刻，对形势究竟应该怎么看？我们该怎么办？大家谈一下各自的想法。”
柳英发接着发言：
“刚才何儒非说的，跟二司勤务组掌握的情况是一致的。在为‘工总’翻案的呼声日益高涨，‘以3。17大逮捕’为标志的对造反派的军方镇压实际上已失去威慑力和作用的情况下，以武力围剿为主要形式的镇压已经开始。武汉市委的××有个讲话，说现在不谈什么文斗，就是要用武力把我们扫平，等到中央要在湖北搞’三结合’时，已经找不到造反派的人的了，到时能结合的只有他们。未来的一段时间对我们来说会非常血腥。百万雄师的核心队伍就是以基干民兵为主的红武兵，不仅在组织结构上早已军事化，而且从锋利的长矛、柳条帽到装甲车已全部武装到位，百万雄师已经武装到了牙齿，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但在问题的严重程度上，二司内部的认识有分歧，有人认为陈再道不会有那大的胆子，只是摆出一种样子，并不会真的这么做。这不太可能。因此在要不要文攻武卫的问题上，水院这几天一直在辩论。我的看法这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他们已一切准备就绪，小打已经发生，大打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开始。他们就是要武力造成既成事实逼中央承认（几个月后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毫不讳言地承认这一点，说百万雄师挑起大武斗就是要逼中央按他们的方案办）。有小道消息说毛主席都准备重上井冈山。在文攻武卫的问题上我是有点矛盾的，他们明显就是要置我们于死地，但要叫这些中学生拿起长矛去和那些百万雄师拼，我又有些觉得不妥。究竟采取什么策略好，这需要我们冷静思考一下。”
我说了对当时形势的一点看法：
“从人数上看，从人心的向背上看，百万雄师是没法和我们比的。但我们没有严密地组织起来，跟他们比我们是一盘散沙，他们经营了十几年，要什么有什么，我们没法和他们硬拼，但我们还是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可以发动红十月里面的干部子弟给他们的父母写信，我们可以用大字报大标语揭露他们的阴谋，我们不能沉默，要始终发出我们的声音，要让毛主席、党中央知道我们是要跟他老人家革命到底的。毛主席真要上井冈山，我们就把红十月拉上山成立红十连。我赞成文攻武卫，我们又不是主动去打人家，人家来要我们的命时，我们不能任人屠杀，南昌的造反派提出来守城不守楼是很有道理的，你守楼，你眼里就只有你那栋楼，老保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把你们一个一个收拾掉。你守城，你眼里就有一个整体，你就成了整体，老保要吃你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极而言之，那怕我们的解放区全部都被他们占领了，他们也改变不了人心的向背，改变不了最后的结果。”
会上有人提出来要红十月驻武重联络站搞些长矛回来，得到的响应并不热烈。在谈论这个话题时，我想起年初和袁子斌的一次很偶然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老保、三字兵是不是刘、邓的阶级队伍。我说是，他说不是。我认定不管当时他们主观上怎么想，客观上就是刘、邓的阶级队伍。当时唇枪舌剑，谁也不让谁。事后在心里我却承认他的观点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不能因为他们受了一次蒙蔽就成了刘、邓的阶级队伍，从策略上来说我们也不应该把他们全部推向对立面，那次争论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现在如果从武重搞武器回来，那这长矛会对准谁呢？首先对准的是对立面的同学，同学之间就要搞成你死我活的状况，我一时觉得接受不了。
会还没开完，有同学急急忙忙来讲出事了，高一的索立平被三字兵①打了，生命垂危，已送往医院抢救。这个行凶的三字兵被现场拿下。当即开会的人分作两路，一路赶到医院，我到了事发的地点。那个三字兵被反绑着坐在墙角，耷拉着脑袋，浑身哆嗦，两个红十月战士在旁边看着他，倒不是怕他跑，是怕在头头来之前会出什么意外。被激怒的红十月人个个义愤填膺，特别是高一的几个女生更是泪流满面，痛哭失声。我了解到索立平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贺××用垒球棒砸在头上的。在场的人当时就像听到一个瓦罐被砸破的沉闷响声，索立平本是一个十分精壮、热情，极有人缘的小伙，那一刻就像一个装满米的麻袋，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就无声无息倒在了地上。此刻正在哆嗦、身高超过一米八的贺××当时双手抡起垒球棒恶狠狠砸向索立平的脑袋时需要多大的仇恨哪。这是自文化革命开始以来在我们学校里发生的第一桩血案，我们这些单纯幼稚的学生除了震惊、意外和要报仇外，绝大多数人还没意识到这是一个信号，并且之前已有多个信号，只不过离我们较远，没被我们注意到，一个大规模的血腥围剿已经开始。我们所担心的事就在眼前发生了，完全证实了勤务组刚才的分析和判断，关键是该怎么办？
“头头我跟你说，不管你们怎么想，只要我们的人一死，狗日的这‘三字兵’就活不到天亮。”一群红十月的同学围着我说。我没有应声，其实我的血也在往上涌，我何尝不想报仇，只不过是在心里权衡。我至少应该想到第二步、第三步。
“你是不是个人哪？对一个学校的同学你就下得了这个手，我要你还我战友来。”几个女生一边哭泣一边指着凶手说。
“还等个什么，这是他行凶的垒球棒，他能下得了手，我也下得了手，我先给他一下再说，以血还血。”一个同学红着眼睛就要拢去，我叫看守的同学拦住了他。
这凶手我不仅认识而且还有点熟，原来经常在一起打篮球。在我印象中他不是下得了这个毒手的人，但眼前这血淋淋的事实就放在这里。
“你认识我吗？”我走近问他。
“认识认识。”他抬起头来看一下连忙说。
“你为什么要下这样的毒手？”
“我错了，我错了。”
“错了？说得好轻松，人死了怎么办？”
……
“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