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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开始，运气并不好。原来的布置是一俟国王发布摩萨台免职的命令即开始行动，但是命令的传达耽搁了三天，当时摩萨台已经从他的一个支持者或是苏联情报处得到暗示。他把前来传达命令的官员逮捕，并发动自己的力量来推翻国王。扎赫迪将军躲起来了。摩萨台的支持者和人民党控制了街道。他们把德黑兰的广场上的国王父亲的塑像砸了，推倒在地。国王本人也逃亡，先是到巴格达。对他来说，反政变已经失败，他也永远不会有什么希望再回到德黑兰去。他对美国驻巴格达大使说，他不久将找工作做，因为他家庭人口多，在国外他仅有极少的资产。
国王的第二个停留地点是罗马，他和他的妻子在“精美旅馆”里租了一个套间作为居所。他们实际上没有什么衣服，也没有仆从，也没有钱。王后上街漫步，出人商店，却没有现钱买任何东西。这一对王室夫妇只能节省膳食，在旅馆的公共餐厅里进食，并从周围的记者们那里获取一些第二手消息。总之，在“精美旅馆”里的一段时光是极度焦虑紧张的。
8 月18日，副国务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对艾森豪威尔说明“埃杰克斯行动”已经失败，并沮丧地补充说，“现在我们必须对伊朗整个形势有一个新的看法，也许必须接近摩萨台，如果我们在那里要有所挽救的话。我敢说这意味着对英国人增添一些困难。”但是第二天早晨，德黑兰的形势发生逆转。扎赫迪将军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他传阅了国王免除摩萨台职务的命令的复印品。一个亲国王的小规模示威发展成一群浩荡呼喊着前进的人流，领头的是翻筋斗的杂技演员、显示他们的肌肉和臂力的摔交运动员以及挥舞着铁棒的举重运动员。人数越来越多，他们从集市所在地蜂拥而出，走向市中心呼喊他们憎恨摩萨台、支持国王的口号。突然到处都在张贴国王的肖像。汽车都开了前灯表示对国王的支持。虽然发生了街头殴斗，气势明显地是在亲国王的力量那一边。国王撤销摩萨台职务和委任扎赫迪接替摩萨台的事实已传播开来。军方的关键人物向国王靠拢，受派遣去平定亲国王的游行示威者的士兵和警察反过来加入了群众的队伍。摩萨台爬上他花园的后墙逃走了，德黑兰现在属于国王的支持者了。
在罗马的“精美旅馆”里，一个通讯社的记者急忙去见国王，手里拿着一份新闻简报，上载“德黑兰：摩萨台已被推翻。国王的部队控制德黑兰”。王后放声大哭起来。国王脸色发白，然后开口说：“我知道他们爱戴我。”他凯旋地回到德黑兰。政变——或者说反政变——是千钧一发的事，但是它成功了。1953年8 月底，国王恢复王位，他的新任首相上台执政，摩萨台被逮捕。被摩萨台的支持者推倒的国王父亲的塑像又在重新竖立起来。
在此后的几年里，关于美一英军事行动的意义将发生很大的争论。它花了不到十万美元还是付出了数百万美元的代价呢？是这两个西方国家制造了这次反政变还是它们仅仅起了润滑作用呢？摩萨台的日子肯定是完结了；他的支持的基础已经大大缩小，他要么将倒向左边或者倒向右边。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情报机关MI6 的所作所为起了促进作用，它们在不肯定和多变动的日子里提供了财政和后勤援助，壮了反对者的胆和帮助接上重大和决定性的联系。“埃杰克斯行动”成功了，因为它符合群众对国王和现存政权的越来越大的支持这个形势，也符合了人们对摩萨台不断增长的失望的局面——一摩萨台图谋把现存政权变成由他而不是由国王最后掌权的政权，而这样的政权也许最终会处在苏联控制之下。用这次行动的一个策划者的话来说，“埃杰克斯行动”在德黑兰“创造了一个局面和气氛，迫使人民在一个已经建成的君主政体同摩萨台提出的不可知的未来两者之间进行选择”。即使如此，成功也不见得是确有把握的。克米特。罗斯福回到华盛顿就直接向艾森豪威尔报告。总统以赞美的心情在他日记中写上埃杰克斯行动“看来更多地像一部廉价小说而不是一件史实”。
“一个公司集团”
伊朗国王重新掌权后，打算使石油恢复生产和进入世界市场。但是，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办？当然，莫伊石油公司已经瘫痪，不起作用。要它起带头作用只能在伊朗重新燃起民族主义之火。至于英国政府，用燃料和电力部的一位官员的话来说，“它已经完全受挫了。”
很明显，华盛顿必须在解决石油问题上带个头。国务院留住小赫伯特。胡佛作为国务卿杜勒斯的特派代表去研究一下是否可以产生一个由几个公司组成的企业财团来照顾英伊石油公司的利益。胡佛是前总统的儿子，又是有些名气的石油咨询顾问，曾经帮助制定原先同委内瑞拉达成的50％对50％的平分协议。他也在各方面都表示过不喜欢英国人。胡佛将寻求的解决办法已经成为美国的寻常处方，也是英国政府曾经考虑过的方案：一个财团，莫伊石油公司可以伪装成若干公司中间的一员呆在这个企业财团中，而这些公司有几家是美国公司。
可是，那些美国石油公司，至少是那些大公司，对于把自己卷人伊朗一事极少表示热忱。它们在中东其他地方的石油生产正在迅速扩大。那些享受较高岁入的阿拉伯石油生产国特别冷淡，不愿意减低它们自己的份额和岁入来让位于伊朗石油，并且它们也许会把那股不高兴发泄在石油公司身上。那四个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的合伙公司在沙特阿拉伯持有的石油足以满足在看得见的未来岁月里的需要；它们正在那里投入大量的资本。所以何必要投资于它们并不需要的伊朗石油呢？
再者，又有谁想要对付伊朗人和他们的国内政治形势所引起的麻烦呢？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一个官员回忆说，“没有任何保证我们在几个月内不会输得精光。”他解释道，“无法预言这个国家会不会存在下去。”政治上的冒险并不止于民族主义者和宗教方面的原教旨主义者而已。俄国压力对伊朗不断施加的威胁造成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的一位代表所谓的一种“神经过敏的”不安局面。
对美国官员来说，他们并不觉得石油公司的一些总裁是极容易对付的人士。1953年中期，国务院的一位高级石油战略家理查德。芬克豪泽在详细分析中东石油问题时提醒他的同事们说，“对任何处理方法的成功与否，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因素是，必须以非常谨慎的和外交的方式来对待搞石油的人士。负责石油工作的官员似乎对任何暗示说这项工业搞得并不完美的说法过于敏感了……激情、自负、忠诚、猜疑揉在一起使得打动理智很困难。”
于是，在努力促使美国搞石油的人士去做他们并不那么特别想做的事的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外交手段；要他们去做的事就是进入伊朗去帮助补救局面。华盛顿方面在英国的支持下也同样投入了大量的严肃的劝说。新泽酉标准石油公司在中东的协调员霍华德。佩奇后来说，“如果美国和英国政府没有真正地敲敲我们的脑袋，我们真不会回去的。”尤其是国务院，它唠唠叨叨地只谈一个题目：如果伊朗的石油不流动，这个国家在经济上将崩溃，接着不是这样，便是那样，它总之要陷入苏联阵营里去，转而将威胁中东的其他国家——具体地说，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伊拉克——一以及那里的特许开采权。按严格的商业条件来说，这也可能意味着严重的麻烦：苏联也许会将伊朗石油倾销到世界市场上去。共产主义的威胁为我们提供了正当的理由去参与到伊朗这个国家里去，这会带来一个显著的好处。参与进去会使美国公司获得一个重要的有利地位，即使不是百分之百地控制，至少能左右伊朗的生产率而伊朗的生产率无论如何必须与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的生产率取得平衡。
小胡佛在伦敦停留一下并对威廉。弗雷泽爵士说，不存在任何选择，莫伊石油公司务必采取主动。小胡佛说，“谁给提琴手钱，谁得邀请客人参加舞会。”所以弗雷泽于1953年12月写信给每一家美国大石油公司的董事长，邀请他们来伦敦讨论组成企业财团的事。发出这样的邀请对弗雷泽来说，是屈辱性的承认自己是给打败了。同时，美国公司接受这个邀请也不激动。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一位副总经理写信给国务卿杜勒斯说，“从严格的商业观点来看，我们这个公司没有特别的兴趣来加入这样一个集团，但是我们很明确地意识到这涉及到国家安全的巨大利益。因此，我们准备作出一切适当的努力。”
但是，在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以及其他公司作出这样的努力以前而且实际上在能够进一步做些什么事情之前，还须克服另一个障碍。那是一件最尴尬的事：美国政府在向各大石油公司提出反托拉斯的大规模诉讼——这几家大公司正是美国政府图谋把它们推进那个支持伊朗的新财团的几家石油公司。司法部又一次忙于准备向那些公司提出刑事诉讼，控告它们归属于一个“国际石油卡特尔”和从事与国务院现下正在为伊朗推进的完全一样的业务关系。这使事情全然处于混乱的状态，而且决不是一件可能鼓起各公司热心参加一个财团的事情。
石油卡特尔案有两个相反的、甚至是互相矛盾和颠三倒四的公共政策搅在一起针对着主要的石油公司，而且这种情况在美国一再出现。在一个时候，为了推进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保护它的战略目的以及增进国家的福利，华盛顿会支持这些公司和它们的扩展。在另一些时候，这些公司又会受到反对“石油巨子”的人民党的攻击，因为据说它们使用贪婪的垄断的手段来谋利以及它们态度傲慢自大和行事遮遮掩掩。然而，以前这两种政策从来也没有搞在一起，造成如此尖锐和可能起瘫痪作用的撞击，其结果可以带来重大的经济和政治后果。
司法部里的反托拉斯律师十分怀疑在大石油公司之间是否有任何的合作。这些律师说，在哈罗德。伊基斯任内出现的保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足够的石油供应的系统，仅仅是对战前一个卡特尔盖上一颗“官方橡皮图章”而已。他们以厌恶的态度来看待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和四十年代的其他一些石油大笔交易。他们想搜出暗藏着的洛克菲勒家族的操纵之手，并且不理睬为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这家合营企业所作的一些解释：如所包含的经济和政治风险、发展开采权和建设输油管以及建立炼油和销售系统所需要的非常巨大的资本，还有从美国政府本身那里来的不那么温和的促进。在华盛顿对之产生怀疑的人士不止是反托拉斯的律师们。1949年，联邦贸易委员会行使他们发传票的权力索取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