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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退伍又回到农村，我也就再也回不了成都，回不了家了。
性命攸关，根本不能寻思这方面的事情。我从来都很乖，听党的话。
我不知道我的命运和前途是什么，我只知道我不想再回农村。我可输不起。恐惧之中，我写信告诉了表哥。他是我亲舅舅的孩子，与我年纪相仿，也在部队当兵，由于有共同的经历我们一直有书信往来。表哥给我回了信。可是信又被宣传队一位战士拆了。因为他一直喜欢我而我没有反应，他怀疑我在外面有男朋友于是私拆了我的信。铁青着脸他找到我，要拿枪“崩了那些狗日的”！我百般哄劝流泪哀求也没有用。
那天晚上，我们在军区礼堂演出。礼堂里同往常一样，密密麻麻地坐满了人。开演前战士们此起彼伏地喊口号，各连队气宇轩昂地互相拉歌。大厅里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由于惊惧，我一直在后台手脚发颤。
我是宣传队的红人。宣传队在我的负责下已成为全成都军区的样板、最有名的“乌兰牧骑”式宣传队。我们的队伍短小精悍，每个队员都一专多能，节目精彩活泼，很受战士们的欢迎。就拿我来说，全台一共十一个节目，九个节目都有我，是货真价实的“台柱”。可是今天演出我心乱如麻，一边演出一边挤命控制住那眼看就要夺眶而出的泪水，好不容易支持着到了晚会的终场。
很快人已散尽，舞台上只有我在收拾琴谱、服装及其他道具。
远远地有人从灯架上走下来，是那位喜欢我的男战士。他在等我。我不敢理他。
匆匆做完手上的事情，关了礼堂的最后一盏灯就往外走。没想到我刚关了灯他就扑过来，抱着我贴在墙上：“那些首长对你干了些什么？”
我拚命挣扎。一边挣扎一边压低声音恶狠狠地说：“关你什么事？”
他气喘吁吁，狂怒得像一头野兽，“说，那些首长究竟对你干了些什么？”
“没干什么。”
“你不说也没关系，反正我要杀了他们！”他的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光。
“你去杀吧！有本事你就去杀吧！你才会死无葬身之地！”我用尽全身力气推开他，他倒在一大群谱架上，发出惊天动地的一堆响声。
“是谁在那儿？”礼堂里突然灯光大亮，领导我们的陈干事站在门口，正大步向台上走来，慌急中拉开后台小门，我狂奔出去了。
这一下全完了。我感到世界末日已经来临。现在就是浑身都长了嘴也说不清楚了。入党、复员、回成都，全都成了泡影。坐在宿舍的床上，脑子里漆黑一片。
熄灯号吹了好久了。我躺在被窝里辗转反侧，根本不能入眠。
“刘晓庆！”宛如一声炸雷，“腾”地一下我从床上跳下来。“×干事让你去一趟。”一个声音在说。到了办公室，一眼看见那个男战士在场，犟头犟脑地，但老实得多了。我坐下来。
我们一起详细向领导交代了当黑灯以后在礼堂舞台上的具体动作，哪怕是一点一滴的行为。这个交待的本身令我们无地自容。
一天、两天、几天过去了。我惶惶不可终日，就像一个死刑犯在刑场上等着那致命的一枪。枪声一直没有响。我在受煎熬。
分区有许多随军家属。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处处遭到她们的白眼。也许是由于那位男战士的原因？也许是由于我“勾引”了她们的丈夫？在她们的眼里我已是一只“狐狸精”，专干偷鸡摸狗的勾当。可是我当时还根本不懂男女之间是怎么回事儿。
去小卖部买东西，总是给脸子瞧，把找的钱和东西狠狠地一摔。睡不着觉去医务室，刚拿了两颗安眠药就听见有人说：“别给她药，成天五迷三道的，当然睡不着觉喽！”
天也昏昏，地也黑黑。突然我想到了死。这么活着还不如死了痛快。可是怎么个死法好呢？
这一天，机会来了。
分区机关举行手榴弹实弹演习。按规定，手榴弹的实弹演习必须要能扔出五米远才可以参加。我没有扔过，心想大概扔不出两三米。但是我头一个报了名。反正也没有人查。于是在旭日东升的时候，我们来到了演习场。
教官给我们详细讲了要领。大意是先拉弦，后扔弹，扔出后卧倒之类的话。这一套在练习扔木头做的教练弹时已听过无数遍，我根本没听。
大义凛然地看着远处的群山，脑海中浮现出黄继光、邱少云、许云峰、成岗等烈士视死如归的高大形象，心中充满了英雄主义的气魄。我一点也不痛苦，心里宁静、明朗，想到当我死后人们脸上的各种表情，会由于认识到是他们制造了冤假错案而悔恨不已，会承认我的清白无辜，觉得自己已是胜利者。
“轰……”教官先作了一个示范，然后实弹演习开始。
一排、二排、三排，干部战士们蹲下，拉弦，扔出去，再卧倒，一群群的手榴弹连珠炮般地炸响，土块、泥块满天飞扬。
同志们个个兴高采烈，议论纷纷。我们也走上自己的位置。擦掉溅到脸上的尘土，我拿起属于自己的那颗手榴弹。
教练的口令声远远地传来，我们一起蹲下、拉弦，扔出去、卧倒……我突然站了起来。手榴弹扔在离我不到两米的地方！
从身后扑上来一个战士，我们一起摔倒在地上，连拽带滚，我们滑到了山坡下面！
“轰轰轰轰轰……”
手榴弹全部炸响了。我冲着那位战士又踢又打，像一个疯子。
事后，那位战士受到了口头表扬。因为他没有受伤，于是口头表扬。如果是重伤，肯定会受到嘉奖。
这一天，上级军区来了人，要我去接待。抱着带罪立功的心理，我圆满、周到地完成着我的任务，凭着聪明伶俐很为我们分区长了脸面。原来是成都军区战旗话剧团听说我们宣传队有许多人才，于是到这里来物色青年演员。
偶然出于必然，他们看中了我。于是调我及另一位女战士去重庆复试。复试之后又回军分区等待消息。在等待之中，我与那位男战士的问题暂时不作处理。
只剩下调动这一棵救命稻草了。我的心情可想而知。等待时间是那么久，我已奄奄一息。
在回房间的楼梯上，看见与我同去重庆考试的小蒋卷着一床凉席，背着一个被盖卷，哼着歌儿走下来。心里一震我伸手拦住她的去路：“你去哪儿？”
“没有通知你呀？”小蒋诧异地问。
“没有呀！通知我什么？”我气都出不过来了。
“调到成都军区战旗话剧团。有我，还有你。”
“真的——呀！”我俩抱在一起，又哭又笑，活像一对神经病。
几天以后，我们到了成都。在战旗话剧团三个月后，我去了八一电影制片厂试镜头。拍完《南海长城》后又回了一次成都军区，然后就没有再回部队。我的艺术生活从此走上了正途。
在军分区的经历给我的少女时代刻上了深深的烙印，这一切直到现在我都难以忘怀，它影响了我的婚姻从而也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的第一次结婚又第一次离婚
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南海长城》的时候，经朋友介绍我认识了王立。后来他成了我的丈夫。
当时我在成都军区话剧团，他在解放军总政治部歌剧团。我是四川音乐学院附中毕业生，他是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毕业生，我学民族乐器扬琴，他主修西洋乐器钢琴。我在四川，他在北京。每个条件他都比我高一截。
刚见面时他嫌我比桌面还黑我觉得他条件还不错，后来他觉得我是五分我又嫌他戴眼镜不够男子气。不管我们互相嫌这嫌那，我们仍然抽时间约会，努力争取走到一起。
由于是朋友介绍我们相识，见面时大家都目的清楚，任务明确。虽然说有些“拔苗助长”但禾苗不一定都活不了。就像一棵树虽然只有树干没有枝叶，看上去秃拉巴几不伦不类既可笑还愚蠢，但树干毕竟是最主要的不是？窗户纸先捅破，树叶慢慢再长也行。
这也是我本人的意愿。我不愿意找电影演员，也不愿意和搞电影专业的人生活在一起。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不自信？也许是怕对方花心？当然这只是那时的想法。后来的历史证明，我一直在文艺界的窝里转，总出不了这个圈。
相互之间生诧诧地约会了几次，我参加拍摄的电影《四渡赤水》下马停拍，我就回四川去了。当我初涉银海，在电影的深水里扑腾了几下又回到战旗话剧团的时候，我已经提了干，是一个年轻的军官，也是一个有六年军龄的“老兵”了。
我具备了谈恋爱的资格。领导、同志们都关心起我来。没几天，总政歌剧团的调查函件就发到了我们团的收发室。在部队里，每个人谈恋爱都是要汇报的。并不是说你已经谈上了恋爱才汇报，而是思想上一动了这根筋就要向领导汇报。领导会为你考虑，为你调查，了解对方的家庭出身，主要是政治表现等等，等批准了以后你们才可以谈恋爱。在这些过程当中，哪怕是被蒙在鼓里的对方也会清醒，等领导一批准那天，基本上生米就已经煮成了熟饭了。
总政歌剧团的调查函揭露了我本来不是秘密的秘密。因为觉得与王立只是相识，根本谈不上是恋爱，况且自己也还没有萌发“爱情”，根本就没有想过向组织上汇报请组织上调查的问题。离京时少嘱咐了一句，对方的函件这么快就来了。
来自总政治部的函件当然不会置之不理。我们团迅速回了信，在回信的同时也发了一封调查王立的函件。这一来二往，我和王立的恋爱就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实了。而我这个当事人还没有想好。
在我还没有认真想当然也就没有结果的时候，团里领导通知我，我们的恋爱被批准了。并且我被问到是打算在成都结婚还是在北京结婚？我的人生大事等于就这样被确定，因为那个时候在部队里只要公开了恋爱就得结婚，不然绝对是道德败坏，十恶不赦，在大家眼里会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于是我开始在心目中把王立当成丈夫给他写信。反正我不能再有别的选择横竖就是他了。差不多每天我都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热情洋溢的信。看着这些信我努力陶醉并且给自己下任务每周二、三必须回信，还绞尽脑汁使我的信纸布满甜蜜动人的辞藻，我给他织毛衣还给他织毛裤，由于相隔太远分开太久他在我脑海中越来越淡漠，凭着他的来信我的去信编织我们的未来，并且把他塑造成了另一个心目中理想的人。
可我还是不想结婚。同志们都催促我，父母更是心切。我简直不觉得结婚有什么好。有什么意思？我甚至不知道什么叫思念。我不思念任何人。书上写的那些关于爱情的话语太肉麻了。
我只是沿着不知是谁为我安排的轨道在前进着。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轨道。大家如此，我只有如此。跟着走就是了。
而令我心急如焚、日夜焦虑的是我不能再拍电影。许多电影厂来借调我，团里不知是出于什么动机就是不放。尽管我只是在《霓虹灯下的哨兵》里演舞女演工人跑龙套，再不就是京剧《杜鹃山》改编成话剧只演第三场，我演B角根本没有上台实践的机会，可团里还是不放。
我恨死了团里的领导。心里暗暗发誓一旦得逞绝不轻饶他们。可我首先必须“得逞”。我又如何能得逞呢？
第一次我自己想到了婚姻。我可以提出结婚！结婚我就可以去北京，他们不能阻拦！到北京结不结婚还不是由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