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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现在，我要举起大斧把那命根子连接处一刀剁掉了。我在干什么啊这是？我是一个什么人啦我？我怎么下得了手呢？在这春节全家团聚的日子口？他不和我团聚又和谁去团聚？他不投奔蛇口又投奔哪里呢？我这样落井下石算个什么东西混帐玩意儿啊？“世上最毒妇人心”吧？
唉，这种折磨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大年初一，家里从香港来了好多亲戚。所有男性亲戚轮番出去劝他，没有人劝得动他离开这里。想了好几次请他进来一起吃饭算了！可是请神容易送神难，理智警告我千万别感情用事轻举妄动。一天我都奄奄一息躺在楼上我的卧室里，又羞又急又恼，心又绞痛，我不能也不好意思下楼见客。到了晚上，那揪心揪肺的夜半歌声又开始传来，尽管我困极乏极，仍然清醒异常不能入睡。
这场炼狱之火的煎熬，直到第三天早晨因为一个小小的发现，才告平息。
那天早晨，已经折磨得脱了相的我，下决心与他出去谈谈。只要是不干扰全家，我个人无论如何结局，都心甘情愿。
当我深一脚浅一脚鼓足勇气走到窗前正要掀开窗帘，从窗帘缝里我看到他正拿着照相机，一边整理被褥、毯子在门口的现场，一边对着那地上的东西拍照！拍了几张又过来再把那地铺弄凌乱一点，打量一番换一个角度又拍了一阵。然后他围着房子，屋前屋后各个角度咔嚓咔嚓了十好几下，猛然间我想到他莫不是又在给香港或大陆的报刊留资料？
震动过后，一股清新的空气贯穿我的全身，我苏醒了。，不管他是不是给报纸提供“炮弹”，可现在他没有悲痛，没有愤怒，只有计谋。从那一片刻起，我真的感觉到天晴朗了，花红了，草绿了，万物原来还是那样的生机勃勃！
在我后来大量艰苦的与陈国军的财产争夺战中，我消耗尽了存留的最后一丝歉疚。就像牢牢捆绑在身上的铁锁链，一旦砸断，心上的大石头终于全部搬开，我感到海阔天空竟自由。尽管我仍然离不了婚，可是我的心。我的头脑，我的思维，我的灵魂，又属于了自己，本来送给了别人，现在又全部拿回来了。
存在的唯一问题是钱的问题。我给不了钱，因为我给不起钱，我没有钱。暂且不说那全都是我挣的钱。而陈国军认为我是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他一定要分到一半，拿他的话来说就是决不能让属于他的那一半“跟随我落到别的男人手中”。
我需要钱。打官司需要钱，养家糊口需要钱，吃饭穿衣需要钱，离婚更需要钱。我怎么总是需要钱，我是不是无底洞？好像是一个无底洞。我为什么是无底洞？我闹不明白。原来“走穴”觉得自己挣了不得了的钱，居然曾经发愁这辈子怎么才能把它用完，算来算去一共才挣了十万来块钱，税法公布前七万多块钱，税法公布后五万来块钱，上税上了三万多块钱。还剩两万多块钱，加上以前挣的七万多块钱才九万多块钱。买房子办手续、打官司及保镖费租车费，夯不朗当全给砸进去了。还别提我的那些天文数字的债。
为了钱还得去找钱。没地方找钱只有“走穴”。“走穴”走不了只有——只有拍戏。
还得拍香港出钱制作的戏。
为了钱应港方之约拍《大太监李莲英》
《大太监李莲英》就是这样的一部戏。
这部影片的名字原来叫《李莲英》，是香港一家公司要制作的电影。在开拍之前还没有考虑谁演李莲英就来请我扮演慈禧，大概是认为李莲英没有慈禧就不成其为李莲英，慈禧不是刘晓庆演也就不像慈禧吧。
刚开始他们请我的时候我当然拒绝。一是没有时间和心情拍戏，二是因为我刚发表的“息影声明”的纸张尚热，还有比跟鞋；且别提要再蓄出那除了演戏以外什么也干不了的尽可能长的手指甲，还带上重重的金指甲套银指甲套；也别提那脖子上手上头上玎玎珰珰几十斤的项链、耳环、戒指、头饰，就光想想抓住头上的一小撮头发把一大盘花团锦簇的旗头扣在脑瓜子顶上，弄得成片成片的头发不翼而飞，左一块右一块活像得了“斑秃”，因而每天拍戏头疼得如同古代有一种刑法叫“发悬梁”什么的受罪滋味，就足以使我望而却步，裹足不前了。
现在我走笔之时想起那一身“行头”，脑袋仍然一阵阵发痛。慈禧我已演够了。不管人们有没有说东道西，这个形象给人们的印象之深使大家一提起慈禧脑海中出现的就是我坐在宝座上的模样，以至于每次路过北影旁边的国家专利局时看见那大字招牌我就想是否该去申请扮演慈禧的专利了？
再说还没有李翰祥。李大导在拍清宫戏上是一绝；好像没有听说这部影片请了他。也许觉得他太贵了吧。
请我的人若隐若现地暗示我会有较好的“补贴费用”，每当提到此事时我都精神为之一振。可是这个“补贴费用”的具体数目一直没有明确地显示出来，我辛辛苦苦折腾得死去活来的在三部慈禧影片中塑造的不同年龄层，从而也不同个性不同故事不同阶段的西太后光辉形象，总不能为了那不清不楚的“补贴费”而毁于一旦吧！。
尽管我“偷税”，尽管我“离婚”，尽管我在四川与一报纸官司，尽管我“打观众”，尽管我“和记者吵架”，尽管我这般那般这门那门刘晓庆三个字名扬四海。无论是名垂青史还是遗臭万年，还没有哪一个角色被众人嗤之以鼻。我的业余生活虽然是杂七杂八涉及各个领域，可我在工作时间却是干什么吆喝什么，兢兢业业出来的活还都说得过去。刘晓庆这三个字要卖，世界上还没有足够的钱来买呢。
想想那些光芒万丈、牛皮哄哄的时刻？那些在全国各地，只要我出现便会出现的排山倒海奔涌而来的人群？无论我何时何处身在何地只要一演出门票便黑市价飞涨，疯抢一空；在上海我的个人影展上。几千人载歌载舞欢迎我这位冒牌的“元首”；中小学生们慷慨激昂地开展演讲大赛，题目是“关于刘晓庆现象及刘晓庆精神”……
算了算了，好汉不提当年勇。现在我这只缩头乌龟只有时不时想想当年的威风来长长自己的志气。刘晓庆三个字值钱？你自己觉得值钱还没有人肯买哩。命都快没有了，一个虚名管个屁用？与其像现在这样千人踩万人骂，还不如把臭名扔出去换几个钱花花。
我开始说服姜文来演李莲英。他是质量的保证。在合作上，我们相互之间有无限的信任。
那时我们住在石景山一套租来的房子里。地址电话保密，均不能说。是朋友帮忙，租金便宜，并且付款日期不确定。每次我们从城里回石景山都经过那著名的长安街，只是那时期长安街上人群如海潮，一浪又是一浪，有许多人静坐示威听说还在绝食。
事过之后我才知道那就是“六四”。可是我这只地老鼠成天畏首畏尾不敢见人根本两耳不闻窗外事。我知道有许多带头人都找过我，要我出业呼吁，他们并不计较我“偷税”的劣迹。可是我自惭形秽觉得自己太肮脏龌龊，既怕围观又怕签名更怕捐款，因为无钱可捐，弄不好别人还认为我腰缠万贯只是抠门小气态度不好，把我当成革命对象，我旧伤痕上又添新伤痕，所以，我根本不敢在天安门停留或是下车观望露面。为躲陈国军我销声匿迹，所有人找不到我的行踪，于是游行示威也没有找到我的行踪，我对“六四”完全没有感受。
我的精力全部集中在说服姜文扮演李莲英上。也许是女人头发发长见识短吧。政治关我什么事？我又不想当国家主席。就是要当也得当的时候再说。万丈高楼平地起，得先把眼面前的东西张罗好。
我当然首先是告诉姜文有好的“补贴费”。他根本不以为然。我再告诉他假如他演我可以再演一次慈禧。他哼了一声说想得到。我说剧本可以我们自己写，导演可以自己挑。
最后吞吞吐吐说，主要是我需要这个“补贴费”。很需要。
姜文立即有动于衷。他可以为我做一切事。哪怕是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
在那些艰苦岁月里，姜文一直和我在一起。为了陪我，他从来接新戏都以不离开北京作为第一前提，《春桃》、《本命年》孙景内景都在北京。每次都根据我的时间表来安排他的日程。
《红高粱》拍完后影片在柏林影展获得大奖，摄制组扛极一时，周游全国风风光光，开各种各样的座谈会，与观众见面，可是没有一次能看到主要演员姜文的身影，他正在陪他“目不识丁的相好”青岛、北京两地奔波打官司。
谢晋拍摄《最后的贵族》邀请林青霞主演，一再要求请姜文扮演男主角，并且去美国拍摄，许多演员都打破了头往里挤，连姜文的父母都私下找我谈话，希望我说服姜文去参加，姜文考虑到我在水深火热当中需要支持，毅然决然多次拒绝。
同样的原因他也拒绝了影片《菊豆》的男主角。
到后来，他干脆不拍戏。为了我，他才是真正的息影了。
他的工作根据我的需要安排：他为我在青岛与各种有关部门应酬，每一次都遵照山东习惯喝得多才能证明你讲义气够朋友，姜文总是豁出命去喝酒，回回都喝得瘫倒在桌子底下。
他为了我去义演，奔走全国各地不拿一分钱报酬，为的是答谢那些帮助过我或是对我有用的单位和个人。
他为我请保镖、找汽车，陪着我来回转移，找这个房子找那个房子……
这一次，他又要为我演李莲英。
我知道他一向不喜欢拍古装戏，他怕胶水怕得很厉害。在《芙蓉镇》演秦书田老年时，粘头发用了一点点胶水，他就在化装室里面大叫大嚷。当时我觉得这个男于汉怎么这么娇娇气气的？后来发现他对胶水这东西是真的过敏。
可是李莲英非粘头套不可。还得天天粘，时时粘，月月粘。
我要他先别想那胶水的事。我也不想那服装、旗头等啰里啰嗦几十斤重量的事。先把影片的主题想好。再把请哪位导演想好。
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在谈论这部影片。晚上也不睡觉。我们决定以新的立意来解释李莲英与慈禧的关系。
我们一致通过请田壮壮来作这部影片的导演。
田壮壮是电影圈里俗称“第五代导演”的先驱之一，出生于电影世家。父亲是北影老厂长田方，母亲则是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于兰，父母亲均在中国电影界卓有成就。田方除了领导北影外，也作为演员拍了《英雄儿女》等著名电影，于兰则是众多脍炙人口的影片如《革命家庭》、《林家铺子》、《烈火中永生》中的主演。
可以说我是看他们的电影长大的。“龙生龙，凤生凤”，他们的儿子田壮壮如今也龙腾虎跃，占据了中国电影新一代的一席之地。
不管他是第五代第四代还是哪一代，田壮壮具有主意新、观念新、手法新的特点，同时他出生于演员世家，具有驾驭形象、刻画人物、发挥表演的能力，可以弥补其他年轻导演在演员表演上功力的不足，我们认为他能拍好《李莲英》。
去找他。我们找到了他并且一拍即合。我的小狗熊仔参与了我们的讨论。当我们声音越来越大时，它也激动得在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