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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几个月后在北京影协放映间，在看完影片后的座谈会上，人们就是不相信这一切。大家硬说这是我的作品，把好的归功于我，把坏的归咎于陈国军，完全彻底地和我们拍这部影片的初衷背道而驰。
陈国军继续面临着严重的挑战。组里的人不相信他的能力，也不相信我的介绍，在现场常常不服从他的指挥。而我们现在毕竟还看不到完成片，镜头毕竟是一个一个地拍出来的，无法感觉到导演的才华。
摄制组根本不存在什么“导演中心论”。每一个人都是中心，时常在现场吵得一塌糊涂。烦躁不堪的陈国军找不着人出气，只有把我大骂一通。
为了支持他的工作，为了维护他的威信，我一直隐着，忍着。可是这种当众对我大发雷霆逐渐频繁，逐步升级，以至于有一天为了请求他不要再当众发脾气，我整整哭了七个小时。我一生当中只有两次这样长时间地哭过：一次是在阿坝，还有一次是我与陈国军离婚。我唯愿在今后再不会有这样的哭泣。
在哭过七小时之后的第二天，双眼肿得像水蜜桃，用热毛巾狠狠敷了一阵，然后继续拍戏，可是陈国军没过十分钟又为一件小事当着全组对我破口大骂，伤透了我的心。尽管我一再告诉自己，要原谅他处境不顺利，心情不好，不对我发脾气还能对谁发脾气？尽管在后来全组都了解了他的才华，也开始对他信服了，可是我们之间已经有了深深的、不能弥补的裂痕。
摄制进度不管怎么说在阿坝州拖着拽着倒是一直在向前爬行。阿坝州气候一天十八变，弄得我们速度是慢得不能再慢了。看着蓝天白云，宽阔的草原开满了野花，我们架好了机器，打好了灯光，突然来一场瓢泼大雨。瓢泼大雨过后又是雷电交加，雷电交加之后往往天空出现彩虹。眼看着彩虹一节一节地消失，再接着下冰雹。天气变化之迅速无穷使我觉得最难的工作就是阿坝州的气象员。
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世界上最难的工作是我正在做的工作。
摄制组刚刚有一点走入正轨，香港方面突然停止了给我们的投资。大概是看我们总是出故障，锣齐鼓不齐，一夜之间对影片丧失了信心。摄制组困在藏族地区的高山上弹尽粮绝。没有钱借钱，再不就欠钱，每天向香港要钱，打电话把电话机都快打烂了。电报发得之多之长足以装订成一本小说。尽管拍摄进度每天似蜗牛，但凡事总有尽头，磨来蹭去我们终于到了停机的一天。
但是，我们在当地负债累累，根本就不敢离开阿坝，全组在等着香港方面寄钱来。
所有的人都在煎熬。这种煎熬是最难以忍受的。就像小时候游泳，计划要游到对岸，匀着力气向前游，估摸着到岸了，于是手往前一伸，等扑了个空时再抬头一看，离岸还远着呢，突然之间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再也游不动了，我们的情形就是这样。
没有钱吃停机饭，我根本没脸好意思与大家庆祝我们外景拍摄工作的结束。我每天躲躲藏藏夹着尾巴做人，我内外交困。
好像过去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是哪一天？真是记不清了。管它哪一天，总而言之我们终于得到了答复，几位老板从其他地方调了款给我们，电报收到了，可是钱还在路上。我决定大队立即出发，把制片主任留下来当人质。所有人立即风卷残云收拾行李，一个个跳上车，如同国民党军队撤退，虽然匆忙杂乱，但仍然浩浩荡荡地离开了阿坝藏族自治区。
紧接着又是拍内景，同时后期制作剪辑、混录，由于倾心投入，着急上火，陈国军的眼睛开始出血。
如同再深重的苦难也会有结果一样，影片终告全部完成。
在珠江电影制片公司试映的那一天，全厂座无虚席，影片放完后全场震动不已。珠影人人都欢腾鼓舞，我们更是欣喜若狂。公司副总经理王进说：“明年的‘百花奖’最佳故事片肯定是咱们的了！”
风尘仆仆赶到北京，将影片送交上级部门审查。那种心情无异于一群老农民，披星戴月，餐风宿露，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辛苦备尝地种出了一个大南瓜，喜不自胜却又提心吊胆地给不种南瓜专门吃南瓜的人品尝评价。
我简直不能在放映间里陪同看影片到最后。那种情形太像囚犯等待宣判。我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就系于这两个小时之间，我已缓不过气仿佛要虚脱。勉强看看陈国军和摄影师李月斌，跟我差不多。陈国军看我一眼强自镇定，李月斌脸色苍白，他的妻子一直握住他的手在安慰他。
影片结束。放映间里立刻灯火通明。宣判的时刻到来了。为此想到我一定能演好一个囚犯，因为我自认已经历过这种时刻。
“影片不错。”领导慢吞吞地说。我们不敢松气，等着下文。
“外国人会喜欢。”领导接着说，“可是外国人喜欢不一定是好事。
我的头开始眩晕，他的声音开始变远。
“这部影片国外就不要放了。在国内放一放吧。”判决结果出来了。
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回到家里，我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等缓过神来后一想，国外不放就不放吧，先在国内打响了也好。于是振作精神赶紧一边印拷贝，一边去各单位放影片答谢，再请专家看，提意见。
专家们对这部影片反映不错，说了许多赞誉之词。可是差不多每个人都冲着我说，好像我是影片的导演，尽管陈国军在场并且坐在当中。这一点令我很不舒服。
忍不住只有亲自杀出来，我开始介绍导演的刻苦以及他怎么创作等等，可是不大管用。人们改变了方式，在谈话的开头对着他，可是说着说着又冲着我。我看出来，在他们心目中已经认定这部影片是我的作品，陈国军只是傀儡。
我十分沮丧。没想到我帮忙帮忙帮了倒忙。这个时候，我得到电影局的通知，夏衍要跟我谈话。
夏衍是电影界的元老，是资格最老、成就最大的艺术家，对我来说，是我的老老前辈了。他以爱才出名，一直关心我扶持我。他看完影片《原野》后说：“刘晓庆演得很好，‘金鸡奖’评选我首先要投她一票！”可是不久《原野》这部影片就禁演了。《我的路》发表后，全国上下众说纷坛，夏老说：“中国作家协会又要有一个新会员了。”几年以后，我因为《我的路》、《我这八年》两本书成了中国作家协会的新会员。再后来我要拍摄影片《红楼梦》时，已经九旬高龄的夏老专门找我谈话，可以说，我是电影界夏老最关心、最特别扶持的演员。
此次夏老找我，有什么事？我立即赶到电影局。
那一天大雪纷飞。
夏老这么大冷天还出来，真是不好意思。正在想着夏老被人扶着已经进了门口。
“《无情的情人》这部影片拍得不错。”夏老一坐下就说。我心里泛起一阵喜悦。得到老老前辈的夸奖，我知道是很不容易的。“可是这部影片不能放映了。”夏老说。
“为什么？”我不顾体统，立刻从椅上跳了起来。
“坐下坐下。影片牵涉到少数民族的某些民情风俗问题。有关部门专门请我来做做工作。我在大雪天出门找你，就是怕你想不通。
我当然想不通。我不可能想得通。我绝对不会明白一部电影怎么会对一个国家有那么重大的影响。我开始喋喋不休地对夏老说，您知道吗现在电影院场场爆满。您知道吗观众反映是多么强烈。您知道不知道这是自《农奴》以后第一部描写藏族同时又拍得那么美叫观众喜欢认可的片子……
可是一切已成定局。全国各地的电影公司都收到了通知，《无情的情人》即日停映，拷贝全部回收。
将近二百个《无情的情人》影片拷贝直到我写本书的这一分钟还静静地躺在仓库里，一百五十万人民币就这样被泡了汤。
《无情的情人》这部影片就像一个新生儿，母亲十月怀胎又碰到难产九死一生刚来到这个世界，活蹦乱跳充满了生命力，可是还没有等人看清楚它长得什么模样就夭折了。
我是一个倒霉蛋。在我的电影生涯中，倒霉的事情层出不穷，实在可以称为是电影界之“最”。
我参加拍摄并主演的电影枪毙过的就有三部，无数的影片不能参加评奖于是也就没有得奖的资格：
《原野》被禁演了八年；
《无情的情人》被枪毙了；
《芙蓉镇》在拍完一年之后才公映；
与台湾合作的电视剧《风华绝代》也被台湾新闻局判了死刑……
就连我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南海长城》也只是在当时全国为数甚少的电视机里面放映过一次。
另外，我主演的影片《神秘的大佛》不能参加评奖；
《潜网》不能参加评奖；
《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不能参加评奖；
《一代妖后》不能参加评奖；
《大太监李莲英》不能参加评奖……
还有，我写的《我的路》受批判；
连我主持的电视节目《世界电影之林》也受批判……
只有一个妹妹就结一次婚，大年三十新郎官还被错抓到公安局……
就连北影剧团一次去工厂慰问，前后的节目都好好的，演到我的节目就停电，有人说我是“喝凉水都塞牙”。
我的第二次结婚－－－已有裂痕的婚姻
《无情的情人》夭折以后，我们像霜打了的庄稼，成天蔫蔫地抬不起头来。好在影片已经卖给中影公司，在投资成本回笼之后还赚了一点钱，总算对得起投资方。只是我们一年的辛苦全白费了。一切又回到原处。《无情的情人》这部影片从开始拍摄到最后夭折，就像是一潭死水扔进了一颗石子，尽管泛起过层层涟漪甚至还有过小小浪花，可是当一切过后又风平浪静，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也就像那黑沉沉的天空划过了一道闪电，尽管它曾照亮过一瞬，可是转眼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天空仍然是原来的天空。
陈国军仍然无所事事。我照旧片约不断。
时不时地有人来检查我是否与陈国军同居。我母亲从未经历过这些事，一直暗地里为我担心，总是催我结婚。可是我不想结婚。我当然不能告诉母亲我们之间已有了裂痕。
此时上影厂谢晋导演在筹拍上下集影片《芙蓉镇》，北影厂导演谢铁骊在筹拍六部八集影片《红楼梦》。谢晋和谢铁骊都是卓有成就的大导演，一个在南一个在北雄踞中国影坛，电影圈里称他们为“南谢北谢”。
这一年“南谢北谢”同时请我。谢晋邀请我扮演《芙蓉镇》的女主角胡玉音，谢铁骊邀请我演大观园里的二奶奶王熙凤。两位都是好导演，这一点不用多说，两个角色从内心来讲我喜欢胡玉音。
《芙蓉镇》这部影片过去广西厂长影厂包括北影厂都曾经要拍，几个导演“英雄所见略同”，全是请我扮演女主角。这一次谢晋导演也来请我，我心里早已认定这个角色非我莫属，越看小说越觉得这个角色就是为我而写的。
王熙凤过去已有别人演过，刚刚拍完的长篇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也即将放映，并且他们都演得不错，再演一次我没有什么新鲜感了。这个人物既难演又不讨好，三年的时间花在《红楼梦》当中，太长太长了，不值得。
连续拒绝了几次，北影动用了老厂长汪洋。
此时，汪洋厂长已因为中央“一刀切”的政策而离休，厂里已换了新的厂长。
了解我为人重感情的个性，北影请汪洋厂长出山来说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