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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序（4）
这个细节对特雷弗…罗珀来说并不有利。该车夫是《北京隐士》中唯一一个中国籍的评论者，这种不受任何人影响的评论支持了巴恪思令人震惊的说法。但特雷弗…罗珀引用此事之后，再没有重新提及，也没有作出解释。但笔者认为这一反方证据，给了我们充分理由，重新检视埃德蒙·巴恪思爵士的名誉之谜，重新审视特雷弗…罗珀义正词严的谴责和驳斥。
我从博德莱安图书馆拿到《DM》长达1393页的完整原稿，从此开始了研究。巴恪思的手迹很难辨认（见手稿照片），第二章和第三章也缺失了。在328页，我欣慰地发现了贺普利博士完整打印稿的第一页。除了巴恪思的注释，剩下的六百余页，以及贺普利的后记，都完全清晰可辨。第二部分书稿共有476页，是已经编辑过的《DM》的“最终版”，预备在作者死后出版。
我首先读的是贺普利的后记。许多内容在《北京隐士》中已经提及，但贺普利给我的印象，并不是特雷弗…罗珀所指责的那样，轻信、懵懂，是个不知情的同谋。
在1993年版的《北京隐士》的附录中，特雷弗…罗珀回应贺普利的维护者，他提醒他们说，贺普利“多次公开宣布，巴恪思的‘回忆录’真实可信”。“如果贺普利确实觉得巴恪思在骗人，” 特雷弗…罗珀说，“为什么他从来没有把他的怀疑记录下来？”
但其实他记录了。在后记中，贺普利写到，他相信巴恪思的回忆录“并非纯属想象，而是基本上建立在事实基础上”，但他补充说道，“这些事实在多大程度上因记忆混淆而歪曲，在多大程度上加入了想象成分，只能留待以后判断，在研究完所有的资料之后再作评论”。后面他还谈到，当问到巴恪思关于《往日已逝》的片段，他“多多少少记起来，不可能见到过兰波（Rimbaud）”。贺普利不止一次提到巴恪思想象力惊人，在文中也写到过作者似乎无法把头脑中的空想与亲身经历区分开来。简而言之，贺普利相信回忆录是事实而非捏造，但他也提醒读者不可全盘相信。
贺普利的后记（也收录在本书中）是特雷弗…罗珀的参考资料，在《北京隐士》中对巴恪思的多次揭露俱是以此为据。作为首次，贺普利还提到《DM》和维克多·谢格兰（Victor Segalen）的小说《勒内·莱斯》（Rene Leys）之间有惊人的相似，后者出版于1922年，描写的是太后的一位外国情人的故事。后记还写到，1910年左右有人试图偷窃慈禧的珍珠马甲，据说巴恪思也有份参与其中。至于“景善日记”，他确信系伪造，也认为人们“自然会怀疑埃蒙德爵士”，但他本人并不同意这一说法。
最引人注意的可能是贺普利对巴恪思性情和人格的描写。他与特雷弗…罗珀所持的观点大相径庭，如果原因仅仅是因为贺普利曾见到过巴恪思，那么就值得深思了。他说巴恪思根本不是势利小人，他对贵族阶层相当“傲慢”，反而“和下层阶级的人能够迅速打成一片”。贺普利不否认巴恪思过分敏感，情绪无定，有他的缺点，但正是他内心的善让人们忘记他的缺点。埃蒙德爵士的“善良”，贺普利补充说，“正是他最大的魅力”。
在后记中，巴恪思也不像《北京隐士》中所描述的那样是顽固不化的“精神法西斯”。贺普利说巴恪思是他见过的最反英的英国人汉语学家司礼义神父（Paul Serruys）在致何大伟（David Helliwell）的信中（1986年12月1日），谈到巴恪思在姐妹会天主医院（Catholic Hospital of the Sisters）时，“不断抨击英国政府，以W。 丘吉尔为代表，他曾与其同窗。他们曾打过一架，丘吉尔把他击倒在地说道：“有一天我会成为首相！”司礼义认为，这听来“似乎只是一个老人的絮语”。，但他同时也说，“他不愿听到别人诋毁英国人”。他认为，巴恪思赞美日本礼仪，称颂“无敌的大德意志国”，这种亲轴心国姿态，可能是源于害怕日本占领军的报复。就我们对巴恪思的了解，这个解释很合理。当日本占领北京、纳粹肆虐欧洲时，巴恪思年事已高，身体病弱，作为敌国公民，本该被扣押，但日本人给了他特殊照顾，才得以幸免官方的说法是，他因老迈多病得到豁免，但据贺普利说，巴恪思称自己1920年之后被迫做日军的翻译。真相究竟如何不得而知。。无论是照他自己还是别人的说法，巴恪思是个胆小之人。灾难临头时，他多是临阵逃脱或称病躲避。
编者序（5）
《DM》中有一段隐晦的话，似乎是巴恪思祈祷厄运降临轴心集团：
或许，此语（幸运，不幸，幸运）指当前发生之事，否极泰来：塞翁失马，未尝非福，如谚语所说。
在另一处，作者谴责意大利法西斯摧毁了意大利的自然美，在这一点他提到义和团首领，将其比作纳粹地方头目高雷特（Gauleiter）。巴恪思显然对癫狂的民族主义者义和团并无好感，对于一个用词讲究的语言学者来说，做这样的类比应该不是无心。巴恪思的确曾随口抨击过犹太人，说英国国王的祖上有犹太裔，不过这事鲜为人知，他特别喜欢跟圆滚滚的犹太女人在一起。“可叹！”他感慨说，“政府就在这种人手里！”这样的批判虽然不逊，但在他那个时代却不罕闻。无论如何，像巴恪思这样后半生的四十五年远离故乡，和同胞完全隔离，他也很难对欧洲政治有多感兴趣。
在此讨论贺普利是否可信以及巴恪思的政治倾向，不过是为了说明，也许特雷弗…罗珀忽略了或者轻视了某些对己不利的证据。但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DM》到底有多少价值？里面的故事到底有多少真实成分？巴恪思会不会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是清朝宫廷的常客、慈禧太后的情人？
故事是从“淑春堂”开始的，名字听起来有点嘲讽，这是北京中心区一个豪华的同性恋妓院。巴恪思在这里遇到载澜以及他最宠爱的男妓桂花。他目睹二人做了一系列性事，而后加入其中。第一章即充满了细致的性描写，显然可以看出巴恪思并不像特雷弗…罗珀所说的那样，是个“压抑的”同性恋。他对妓院的这一套进进出出（不知如何更好形容）了如指掌，并且饶有兴致地记录下来。
不知道为什么特雷弗…罗珀竟然会认为巴恪思压抑。他在牛津其间，整日和一干毫不避讳的同性恋作家及诗人来往。但特雷弗…罗珀说，巴恪思在《往日已逝》中所描述的他与这些人，包括奥布里·比尔兹利以及奥斯卡·王尔德的关系，不可能是真的。但他承认，G。 E。 莫里森博士说过，听闻巴恪思与王尔德丑闻有关。另外，特雷弗…罗珀在他1993年版的编后记里补充说，比尔兹利所主办的杂志《黄皮书》（The Yellow Book）的文学主编，曾有一封信提到巴恪思。
特雷弗…罗珀似乎无视这些证据，只是为了让我们相信，尽管巴恪思巧言令色，魅力无比，到底不可能跟整个英国最出类拔萃的同性恋全都上过床。理由？就是“因为他们中没有人公然谴责过他”。好像他们会这么做似的。
更有可能的是，巴恪思就像他自己常说的那样，是个性欲亢奋之人。我们有理由猜测，在“放纵的九十年代”，他从他的同侪、他的偶像——例如王尔德——身上看到一种崭新的、以前从未想象过的、公然的同性恋生活。而1895年，王尔德因性变态罪入狱。巴恪思参与筹款为王尔德辩护——这一点特雷弗…罗珀也提到——这可能就是他对英国人心生怨恨的原因之一。这次事件对他的影响有多大，我们只能推测。但我们确凿知道的是，三年后，他住在北京使馆区之外的地方，余生都尽量避免与西方人接触。
按照《DM》的描述，如果是在二十世纪之交的北京，巴恪思就能找到一个对自己的审美趣味更宽容的地方。引用历史学家吴存存在《晚清时期的同性恋意识》中的话：
编者序（6）
（乾隆）皇帝统治末年1796（北京）有几处地方十分出名，为男妓和优伶所居，其间的男子艳绝天下，在会馆或妓院接客……晚清末年男色之好风靡，男伶妓馆在京城大有盖过青楼女子之势……同性之恋存在于各个阶层，上至皇亲国戚，下至贩夫走卒，尤其在文人中最为盛行。同性恋行为不但不受谴责，那些相貌姣好的男孩子更是被迷恋追捧。Wu ：RoutledgeCurzon，2004。序00序
从一个西方人的角度来说，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传统社会，对同性恋如此宽容，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更何况在此之前的几百年间，同性恋一直受到社会舆论和法理的双重迫害。在封建时期的中国，同性恋的发展几乎和西方完全隔绝，但如果将其看做同一亚文化下的两个分支，那就错了。
同性恋，尤其是男同性恋，始终与中国经典文化紧密相连。对同性之爱的描写要上溯到古代，在一些家喻户晓的经典著作中都有突出描写，例如《金瓶梅》，以及被认为是中国最有影响的小说《红楼梦》。
同爱，尤其是男同爱之风之所以能在中国兴盛，原因之一是不像西方一样涉及宗教亵渎。只要个中描写不超过孔孟之道所能承受的范围，则不会犯众怒。似乎社会标准也没有严格地区分同性恋和异性恋，而那些同性恋者也并不将自己当成完全的同性恋。早期性学家、同性恋权利倡导者马格斯·西谢腓（Magnus Hirschfeld）在二十世纪早期游历中国时就曾注意到这一点。他写道：
同性恋男子几乎都结婚。但他们从不纳妾，他们娶妻多是父母之命，之后也经常分居。他们中很少有充当女性角色的，大多是只具有很少的女性气质，或根本完全是阳刚气十足。Hirschfeld，Magnus。《远东的奇异性风俗》（Curious Sex Customs in the Far East），也有版本书名为《男人和女人》。New York： Grosset & Dunlap；1935。
确实，巴恪思的桂花也说到，他以后想成家，尽管对女子没有“性”趣。《DM》后面也有一段写太后亦认可同性恋关系，但提醒她的臣子“别忘了他们的妻室”。
偶尔也出台法令限制同性行乐，但这些规定大都是为了禁止同性强奸，或者限制皇亲国戚们在声色场上过分纵欲。这些法令几乎从来没有把同性恋定为道德败坏，连有违常理也没说过。清朝统治后期的几百年前，颁布了更多法律制裁狎男妓及优伶的官员，但这并不说明人们对同性恋更加厌恶，反而说明北京的夜生活中同性恋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无论如何，很少有惩罚同性恋行为的法令。
同性之恋、男色之好最鼎盛时期是明末清初，在北京城最为风行。其间的原因可以如此推断：北京在帝王时代是由男人统治。那些考了科举的书生从各地蜂拥到京城，盼望飞黄腾达，但常常举荐无门。一旦得到朝廷的擢升，他们会把妻子也接到京城。但这就算能实现，往往也需要多年的筹谋。于是大批年轻有才华的男子聚集在北京，无所事事地等候，性生活不能得到满足。就好像1921年一位传教士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