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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看得十分清楚。他甚至推测到，党的高层领袖之间的这种斗争，
很可能会导致党的分裂。
这种状况，是身为党和国家缔造者的列宁极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为了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列宁在他生命将息之际，以自己
的健康为代价，作了最后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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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列宁看到，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斯大林和托洛茨基
之间的关系造成的。“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
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
然来临的。”所以，列宁提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
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当然，列宁这样做绝非偏袒
托洛茨基，也不是刻意削弱斯大林的权力。他显然是想让两人的
权力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以构成双方合作的基础。然而遗憾的
是，列宁的良苦用心并没有为党的领袖们所理解。在列宁去世后
的中央委员会上，讨论列宁政治遗嘱的时候，季诺维也夫、加米涅
夫等人出于个人目的和政治上短视，极力支持斯大林留任总书记，
托洛茨基则只好保持沉默。这样，中央全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斯大林手中的无限权力没有被削弱，在这方面导致党分裂的因素
没有被剔除。
其次，列宁建议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把它增加到50—100
人。列宁坦率地说明
“：我不必向同志们隐瞒，我认为增加中央委
员人数的重大好处在于减少中央委员会决策时的个人的、偶然的
因素，为决策作更多的准备，更精细地检查在这些会议上作出的所
有决定，从而使我们中央委员会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就是说，既能
保持它的工作的继承性，又能防止在这个机构与群众联系不够的
情况下可能引起的分裂。
”列宁认为，这样做“可以达到双重甚至
三重目的：中央委员愈多，受到工作锻炼的就愈多，因某种不慎而
造成分裂的危险就愈小。
”列宁强调，要吸收第一线的工人参加中
央委员会
“，这种工人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一切会议，出席政治局的
一切会议，阅读中央委员会的一切文件，能够成为忠诚拥护苏维埃
《列宁全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
月第
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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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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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骨干，他们，第一，能使中央委员会本身具有稳定性，第二，
能真正致力于革新和改善机关”。列宁认为，“为了提高中央委
员会的威信，为了认真改善我们的机关，为了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
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这样做是必要
的”
月召开的俄共（布）十三大接受了列宁的这一建
议，将中央委员的人数扩大到
年
。
人。但是，这些被扩大进中央委
员会的人不像列宁所设想的那样主要是来自第一线的工人，而是
由斯大林主持的组织局和书记处挑选出来的基层干部。看来，由
于领袖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列宁的意图，事情尽管做了，却没有起
到列宁所希望的那种作用。
失去了高超的舵手列宁之后的苏共之舟，将驶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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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建设方面，列宁给党留下的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却又是
不完整的遗产。同时又可以说，他留下了一幅未完的蓝图。继承
这份遗产、继续这幅蓝图设计并把它付诸实施的重任，最后落到了
斯大林的肩上。他不得不回答列宁没有回答的一系列问题，如执
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领导国家，怎样保持党和人民群
众的联系，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等。在这些方面，斯大
林并不只是简单继承。他有他的探索，有他的创新。但是，就像列
宁曾经评价的那样，这个“只会炒辣菜”的政治厨师把它做成了一
道辣菜。后来苏共乃至其他共产党经历的曲曲折折、风风雨雨，都
和他建立的这套模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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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斯大林党建模式的确立
人们通常把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并被看做是惟一正确的社会
主义模式，叫做传统模式。在这个传统模式的基础上，也生长出了
党的建设的模式。我们可以叫做传统党建模式。什么是传统党建
模式？这个概念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它是和被称为传统模式
或斯大林模式的那种社会主义制度相匹配的党的建设的一整套体
制、理论和实践；第二，它表面上与列宁建立的那种新型无产阶级
政党的模式一脉相传；第三，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都在
一开始执政就全面地搬用了它，因而逐渐成为所有这些党发展的
障碍和要改革的对象。
这个传统党建模式，是在斯大林时期确立的。
党内论争
列宁防止党内矛盾（特别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个人之间的矛
盾）激化的尝试未能获得成功。就在列宁病情加剧的时候，这种
矛盾和争论就开始变得激烈起来了。
年
月，托洛茨基就党内民主问题给中央委员会和中
央监察委员会写了一封措辞尖锐的信，矛头直指斯大林为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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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机关，认为党的机关的官僚化已经达到了闻所未闻的程度。
他指出：“一个广泛的党的工作人员阶层已经形成并已分布到党
和国家机关中，当这个阶层认为等级森严的书记体制就是能代表
党的意见和作出党的决定的机关时，它已完全放弃了发表自己的
看法或者至少放弃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的机会。在这个放弃发表
自己看法机会的阶层下面是广大的党员群众，每项决定都是以要
求的形式和命令的形式转达给他们。”托洛茨基的指责有许多是
切中要害的。实际上，正是列宁晚年对这个问题的强烈关注，才使
托洛茨基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但是，他选择列宁病重这个
时机向当时已经控制了党的组织系统的斯大林发起挑战，又显而
易见带有争权的性质。
支持托洛茨基的一些人跟着也给党中央政治局写信，后来这
封著名的信被称为
“
人声明”。以斯大林为核心人物的多数派
理所当然地要起来反击。结果是，托洛茨基等人在
月底的中央
全会上遭到谴责，他们的行为被认为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
客观上具有“派别活动的性质”
“、派别分裂的性质”
“，使党的统一
有遭受打击的危险并造成党的危机”。
实事求是地说，托洛茨基等人的主张在当时的确代表了相当
一部分党员的看法。由于过度集中带来的弊端日益明显，党内有
比较强烈的要求民主的呼声。所以，尽管托洛茨基等人受到批判，
年
月
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还是比较充分地表达了
这方面的思想。决议表示，要严格实施各级负责人员的选举制，特
别注意支部书记应由选举产生；一切问题都必须交给全体党员讨
论；更好地向全体党员报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省代表会议和全党
代表会议应每两年召开一次，以使全体党员每年有两次发表意见
［美］罗伯特
文森特
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北京
出版社
年版，第页；《真理报》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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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监察委员会的任务是反对党的机关和党的实际工作中
的官僚主义歪风，处分那些阻碍党组织在实际工作中实行工人民
主制原则（如限制会议上的发言自由，不按党章规定而限制选举
等）的党的负责人；等等。遗憾的是，这个决议实际上后来被看做
是向机会主义分子的让步，不再被提起。
双方的争论并未结束。
月上
半月，辩论达到了最激烈的程度。这次辩论，最初似乎是围绕党的
几个现任领导人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进行的。后来，争论涉及党
内民主方面更广泛的问题。出于斗争的需要，托洛茨基曾猛烈地
抨击斯大林无限扩大机关权力的行为。尽管他有自己的目的，但
从他的批评中，大体上可以看到党内集权已经达到的程度。托洛
茨基指出：“不管战争时期的官僚主义在个别情况下具有何种畸
形的形式，但它同目前的官僚主义比较起来，却是小巫见大巫了。
目前的官僚主义是在和平发展条件下形成的，党的机关不顾党的
思想水平的提高，继续顽固地代替党考虑和决定问题。
”“纯粹的
或者绝对的集中制是不能实现的，是同群众性的党的本性不相容
的，集中制和党的机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目的本身。民主和集
中是党的建设中的两个方面。任务就在于，用最正确的办法即最
符合实际情况的办法把这两个方面平衡起来。这种平衡在最近一
年里丧失了。重心被不正确地移到机关方面去了。党的主动性被
贬到最低限度。。通过削弱党的主动性来过分强调机关的集中制
的做法使党内产生了一种不适感。。大家几乎都认识到或至少感
觉到党的官僚主义有使党陷入绝境的危险。人们发出警告的呼
声。
”托洛茨基警告：“党要求我们的制度中少一点官僚主义习
气，有人则打算用党的统一的要求来抵消这个要求。如果党走了
年
年
月下半月至
《真理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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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道路并牺牲了党内民主这种最必要的生存因素，那么，除了加
剧内部斗争和损害自身的中枢系统外，将会一无所得。如果对党
本身都不表示信任，那就决不能片面地和以最后通牒式的口吻要
求党信任机关。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对党、对党的自觉性和纪律
性所报的偏执的官僚主义的不信任态度是机关制度中一切坏现象
产生的主要根源。党。。希望革新机关，并提醒它：它是党的机
关，是由党选出的，它不应当脱离党。
”但是，争论带有明显的人
身攻击的成分。特别是越到后来，这种特点越明显。由于托洛茨
基已经被定性在“分裂党的派别”上，党内听不进这种理智的批
评。据苏共历次党的会议文献记载，每当托洛茨基或其他什么已
经被看做派别领袖的人作类似的发言时，会场上总是伴随着“胡
说！
“”污蔑！
“”滚下台去！
”这样一些完全情绪化的粗鲁叫喊。
所以，辩论的结果，又是托洛茨基陷于孤立，承认错误。
年中央全会批判了“托洛茨基主义
”，解除了他的主要职务，并决
定继续在全党开展批判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揭露它的“反党”、
“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性质。
托洛茨基两次挑战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党内斗争的完结。相
反，随着权力越来越集中到斯大林为首的党的机关、特别是书记处
的手里，党内政治力量失衡，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内斗争也一轮接一
轮、一浪高过一浪地继续进行。托洛茨基的挑战失败后，原先与斯
大林结盟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同斯大林之间的矛盾显露出来。
他们围绕组织问题和理论问题展开了论争。相互间的批评看上去
是由于看法、观点的不同，实际上仍然是围绕权力问题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