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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急忙欠了一下身：“没什么。没什么。”
“是我的错。我没有告诉你我那时结婚了，是我骗了你。请原谅。”
“没什么。”她的神情很真挚。
我那时给她打传呼，她一直没有回。她现在告诉我，在那天出事之后，她很快就离开了歌舞伎町，并且没有再回来过。此后她去过名古屋，在那边待了两年。大约五年前，她回到了老家鹿儿岛县。
“你结婚了吧？”我问。
“是的。”她点点头。三年前，她和当地的一位公司职员结了婚，现在是专职家庭主妇。
“你怎么样？一直在歌舞伎町？”她问起我的经历。
我好像遇到了一位可以倾诉一切的亲人，和她毫无保留地讲起了我的第二次离婚，我的业务上升，我遇到了久美子，有了孩子……
“那也不错。恭喜你。”她微笑道。
“谢谢。”
“你一个外国人，真的很不容易，今后要小心啊。”
“放心。我会的。”
我忽然想到，七年之后，她为什么又出现在歌舞伎町呢？
“我现在很少来东京，这次来了就想看看歌舞伎町有什么变化。”
“变化很多。七年了。”
“是啊。有好多地方我都认不出了。”
“我们曾吃过饭的饭店，有的已经改成了扒金库。”
“不过你还在。”
“呵呵。我会在这里坚持下去。”
第五部分：斗争爆发风尘劫（3）
在那一刻，我有强烈的想和她重温往日欢爱的欲望，甚至就要说出口要请她去旅馆了，但是，似乎有什么东西阻挡着我。在欲望之外，有个声音在告诉我：我可以回忆，但不可以再走回头路。
转眼之间，一个小时就要过去。她淡淡地说：“不好意思。我要走了。”
我起身去结账，陪她下楼。在电梯的门关上后，我对她终于说出了那段话：“苇子。其实在那段日子，我真的很喜欢你。”
她平静地听着，然后笑了：“谢谢。”
在街头。我本想给她一张我的名片，但转念一想还是算了，她已经是别人的妻子。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夜晚，有这样一次重逢，已经是我做梦都不敢想望的意外惊喜，我还何必奢求更多呢？
“再见。小心保重。”
“再见。你也请保重。”
我们像普通相识的人一样作别，彼此鞠躬。她在转身前朝我挥了挥手。我一直目送着她的身影消失于夜色。
我不知道她现在怎样看待我，不知道她是否原谅了我，尤其不知道的是，她是否对我有过认真的感情。我到底是否填补她当时空虚的小白脸？还是她也从我这里感到过真诚的快乐？这个问题将永远没有答案。
不过，这样没什么不好。我接受这个结局，因为我觉得它还不错。在那个时候，那种环境，我们或许只能如此。固然我们彼此之间有爱意好感，但似乎谁也没有资格将之明确或使之永恒。
换句话说，我们没有爱，也许是唯一的正确选择。
伤感归伤感，念旧归念旧。在现实生活中，我必须打起精神。
托尼加盟之后，我还是必须多找几个帮手，于是招募的广告又刊登出来了。广告里强调的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是有正式身份的中国人。因为如果是偷渡者或者是“黑”下来的留学生，在歌舞伎町这种人来人往、关系复杂的街头，是做不长久的。
其实，从1993年1月开始，蛇头组织的存在已逐渐被日本人掌握。原因是中国内地偷渡出国的活动越来越猖獗，到90年代中期就成为日本社会极为关注的重大焦点。曾经有这样一个事件，从福建偷渡去美国的轮船“黄金冒险号”驶进了美国东海岸，由于原本应来接应的小船不知为什么没能按时赶来，船里的偷渡者们耐不住性子出外窥视，想找机会靠岸，竟使轮船在慌乱中触了礁，结果，三百多名落海的偷渡者拼死想游到岸上。这一偷渡事件因此震惊了全世界，也使偷渡成为国际性的重大犯罪问题。
像1994年的“快活林事件”的凶手，据日本的媒体称，犯人是上海黑帮从内地招来的职业杀手，报酬是一千五百万日元。而我从黑帮那里听说的是，作案者不过是一名偷渡过来的福建人，报酬为三百万日元。也就是说，作案者其实根本不是什么职业杀手，而仅仅是一个债台高筑、躲在集装箱里飘洋过海的偷渡客。而且，从“快活林事件”之后，在日本不断发生的大多数中国人凶杀事件都是像这样的一些偷渡者所为。因此，偷渡者的犯罪问题成为日本警察相当头疼的难题。
那些偷渡者付给蛇头数百万日元才能来到日本，而这数百万日元并不是他们自己的，是东拼西筹借来的一大笔债，有的甚至借的是高利贷。他们带着梦想登上日本这个传说中的“黄金之国”，就是想在短期内还清借贷，并且给家里汇回去大笔的金钱。可是，等他们到了日本以后，才知道这儿早已不是想象当中的黄金宝地了。日本的泡沫经济时代已经结束，这些没有正式身份的人已经难以找到多挣钱的工作。于是，他们就面临还不了钱的困境。
第五部分：斗争爆发风尘劫（4）
还不了钱的后果会怎样呢？不但自身生命受到威胁，在国内翘首盼望的父母妻儿、兄弟姐妹都有可能遭受不测。其实，已经有很多人不能及时还钱，致使其国内的家人遭到了报复。所以说，大多数偷渡者之所以走上犯罪之路，完全是被逼的。
至于为什么偷渡客屡禁不绝，而且会愈演愈烈呢，除了一些中国农民求富心切、不择手段地铤而走险之外，跨国的偷渡组织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蛇头常常与日本的黑社会勾结，成批地将借了高利贷登船的国人运到公海，再趁机将他们换到日本的船上，这样便能顺利地躲过海上自卫队的盘查。没有日本黑社会的协助，按照以前那种大规模闯过海防线强行登陆的成功率已越来越低，已经被偷渡团伙放弃了。
除了那些偷渡者靠不住外，还有很多签证过期“黑”下来的人，他们也是可能犯罪的“潜在力量”。
1997年深秋，我就跟一个蛇头做了一次正面接触。
当时，我跟托尼分地段在街面上招徕东游西逛的旅日外国人。一个中国男人冲我径直走了过来。一眼看上去，我就知道他是那种所谓“道上的人”。他的年龄应该在五十岁上下，眼神凶恶，但又绝对不是一般在街头打打杀杀的痞子流氓之流。他的西装虽然颜色艳俗，却能看出是高级品牌，而他的脖子上围着一根很粗的金项链。等他走得更近些，我能看到他手腕上的手表，是镶了钻石的劳力士。
没错！一定是中国黑社会的。
我一愣，马上开始设想着应付方法。以前在歌舞伎町出现的那些态度蛮横无理、流里流气的中国黑道分子当中，百分之九十都只不过是些马仔之流的家伙。而直到这一段时间，才有个别真正是“道上的人”，也就是黑社会中够级别的角色开始大摇大摆地出现。
此人是香港人，对我这个在路上拉客的中国同胞好像充满了浓厚的兴趣。我像往常那样给他介绍我的工作内容，问他是不是想去哪一类店里，他脸上立刻浮现出了微笑。
“唔！好啊。你放心，小费少不了你的。不过，你能不能多花点时间陪陪我？我第一次来歌舞伎町，什么都不懂，一个人可不方便。”
外表看上去有点怕人，没想到言语并不粗鲁，也没有强人所难。我对这个神秘的香港人产生了好奇，决定陪陪他。干我们这一行的，应该善于与人打交道，不管怎么样，多一个朋友就多一条路。这位香港人说不定什么时候也能帮上我的忙。
我把他带到了我自己喜欢去喝酒的那家上海人开的酒店。在周围多名陪酒小姐的簇拥当中，他一边喝酒，一边与她们打情骂俏。小姐们教他某些下流词汇的普通话发音，他像模像样地模仿，然后和大家一起哈哈大笑。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后，他小声提出想单独跟我谈点事。我叫小姐们回避到一边，他开始严肃起来，盯着我的眼睛开始发问：
“你在歌舞伎町做了有多少年了？”
“已经快九年了。”
“哎呀！时间还不短啊！怎么样，钱挣得还可以吧？”
“还可以吧！不算坏。”
“不算坏指多少钱？”
他像个审问嫌疑人的警察那样紧紧追问道。
“要说的话，和日本的公司职员的平均月收入差不多吧！”我必须有点保守。
“平均收入到底是多少钱呢？”
“具体数字请允许我保密，行吗？”
他的问话方式虽然很和气，但却让我感到了一种压力。看来，他确实不单单是个有钱人，没错！他一定是黑社会中人。
“你不愿意说就算了。我想另外问你一件事，你和日本的黑社会组织有交情吗？”
第五部分：斗争爆发风尘劫（5）
我开始吹牛：“当然，歌舞伎町里的黑社会组织我都挺熟的。你想，我每天在歌舞伎町的大街上站着都这么长时间了，和他们没有特殊的关系，能干到现在吗？我和他们的大人物都有私交。”
“嗬！还挺牛的，有本事！看来，你在里面挺有路子的了？”他盯着我的眼睛问。
“啊！路子多少还是有点的。”
“我想，你也不可能一直都站在大街上靠拉客人生活，赚大钱的机会和方法可是很多，你可以轻而易举地就挣到很多钱，何况我一看就知道你这小子挺机灵的。怎么样，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干？”
接下来，他才亮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原来，他是一个专门运送偷渡客的蛇头。
我详细问他的姓名，他有些神秘地说：
“就叫我安迪好了！”
黑道上的人，一般不会轻易把自己的真名告知别人的。
安迪告诉我，他就是专门组织人从中国偷渡到日本、美国的黑社会组织的成员，为了将买卖做得更大，他这次就是专程来日本，想与日本的黑社会联手。
“上陆时的接应由日本的黑社会组织来安排，你可以做我们与日本黑社会之间的联络员，报酬会给你很高的。”他的眼神流露出强烈的渴望和恳切的成分。
原来，他是想拉我当他们在日本的联络员。我当即拒绝了他；“对不起，这个我可做不来。我的胆子太小，经不起大风浪。”
安迪干笑了两声，没有再勉强我什么。我们在街头分手了。从此，他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过。
到现在为止，我不知已经遇到过多少次这种情况了。那些蛇头们非常需要懂日语又能帮他们做事的中国人与日本黑社会组织接头、传递消息。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为钱所困的中国留学生当中，愿意为蛇头的偷渡活动充当中间联络员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刚来日本时或许都是挺不错的留学生，但是很快就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最后终于走上这条不劳而获的路。而我，还算是成功地控制了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