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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天的晚上，狼眼男人把我叫到他房间聊天，约八九点的时候，林森木到狼眼男人的房间找我来了，我奇怪他怎么知道我在这里。他没有坐（我没有想到应该把他让到我的房间坐坐），他站在门口跟我说：你一个人，我不放心，来看看你，有什么事情你就找我，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我就走了。
我一时想不起来有什么事，也不知道该说些别的话，他略站了一会儿就走了。
又隔了两天，到我准备走的那个晚上，林森木又来看我一次。那也是一个我感到危机四伏的时刻，我现在想，林森木怎么能这样不失时机地到来呢，他就像是上帝派来的。
那天晚上狼眼男人说他可以给我看看他年轻时候的剧照，这使我感到很好奇，于是我又到他房间去了。
他说他的剧照是他姐姐保存下来的，他手头的早就烧掉了，他边说边找钥匙，翻箱倒柜地拿出一个塑料皮笔记本，从里面抽出两张巴掌大的黑白照片，画面很单调，动作和表情又都很夸张，让我觉得不自然，我本来期待着看到像外国电影剧照那样的照片，我失望地催他再拿别的来看，他说再也没有了。
我失望之极。
他向我讲解剧照，说一张是《江姐》里的甫志高，一张是《洪湖赤卫队》里的副官。我对这两个人物都兴趣不大。
他又问我能不能认出这剧照里的人就是他本人，我说能认出。
他便高兴了起来。我说我要回去睡觉了，明天上午还要赶火车。他想想说：你可能饿了，我给你冲杯牛奶。
我似乎觉得的确有点儿饿了。他冲好牛奶给我，我接过来很快就喝掉了。又稍坐了一会儿，我觉得困极了，又像头有些晕，我尽力支持着，却觉得有些站不起来。这时我听见狼眼男人的声音在我身后远远地问：你怎么了？
我说：我困了。但我听不见自己的声音。
狼眼男人的声音说：我扶你躺下来。
我说：不，我要回我房间。我一点儿都听不见自己的声音。
这时我听见门口响了几下，狼眼男人一时站着不动，门又响了几下，狼眼男人开了门，林森木进来看见我，说：你明天要走，我来看看你。
这个新到的刺激使我清醒了一些，我说我困得很，我正要下去。我出了门，林森木送我到门口便回去了。
我对这件事的记忆比较模糊，觉得就像是在梦里，我搞不清楚我到底是喝了狼眼男人的牛奶还是做了一个梦。现在追忆起来，有许多事情都是模糊不清的，像夜晚的水流，在梦中变化，永远没有一个清晰的形状，只有林森木这个名字，像水中的礁石，出现在我的记忆中，坚硬、闪亮。
我曾经跟不同的人谈到我只身走上峨眉山的经历，这样下面这段叙述就有些陈旧了，为了本章的完整，我还要将这讲过的故事再讲一遍，以往的多次讲述都是口头的，我应该写下来。
当时天已经凉了，旅游车都停开了，形势很不利，是一副去不成的态势。我想无论如何我都要上山，上山的念头成了我那时的一个信念，我想既然那么远的路我都过来了，冷些怕什么呢，人少怕什么呢。我潜意识中把这次上山当成了我整个人生的隐喻，我毫无理由地坚信：只要我能登上金顶，我的一生就是成功的，不然就是失败的。
我把上金顶上升到了这样一个境界，一切审美的心情，观光看风景的心情统统消隐了。当时我发着烧，天上飘着不小的雨，我没有带任何雨具，淋着雨一步一步往山上走，雨飘进眼睛里，四周水蒙蒙白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楚。我的衣服全湿透了，身上发烧的热量把湿衣服蒸腾出一层白色的水汽，我全身裹在这层水汽中一步一步往山上走，我一步都不敢停，我知道，只要我一停下来，就再也没有力气、也没有勇气走下去了。从我身边经过的大多数人都拄着拐棍，所有的女性无一例外都是男伴帮她们背着包，拖着她们上去的。只有我是一个人，背着自己的东西，全身湿漉漉地往上走。我觉得自己英勇极了。
我走了整整一天，晚上天黑的时候上到了金顶。这是我的一个很大的胜利，我开始从大学时代的低潮走出来，一夜之间，我的性格变得开朗了，同时，就是这一夜之间，我的字体也变了，这是令我十分奇怪的一件事。我工作之后，我的字体沿袭了大学时代的瘦、软、犹豫，看起来十分难看，但我下山后，中间没有经过任何过渡，一写出来就遒劲、挺拔，一去猥琐之气，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认识和不认识我的人都说我的字像出自男性之手。
（当然，十年过去，我再没有力气和勇气重复当年的旅途，我的字体也渐渐失去了某种气质。）
以上的事情我已经说过多次，它们都是事实，但是中间还有一些重要的人我还没有提到。让我从头再来。
我到成都火车站打听开往峨眉县的旅游列车，别人告诉我，因为天气转冷，这趟列车已经停开了。我不甘心，又打听到有慢车同样可到峨眉县，于是我便上了慢车。
开车大概个把小时后，我发现隔了过道的同一排座位上一个年轻的男孩翻出了一本书在看。他在三人座位最靠走道的一侧，他的右边是另外两个人，阳光照进他的右边，他正好是一道阴影。我突然看到他看的书是诗，这使我有一种亲人久别重逢的感觉，我在想像中拨开陌生的人群，朝我熟悉的身影走去，我问他，读的是谁的诗？他说是莱蒙托夫。
这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就像《国际歌》的旋律一样，一经说出，立即连空气都充满了同志般的微笑。
读诗的男孩使我信任，我告诉他我是如何一个人来到这里，又将一个人到哪里去。
读诗的男孩毫不辜负我，他马上叫起来，哎呀！他说，我们早点儿认识就好了，我刚刚休完假，假期已经用光了，不然我一定陪你上峨眉山。
他说他是蛾眉县境内一家国家兵工厂的工人，工资和假期都很多，只是工厂保密，叫什么三七一或六五九，他郑重地写在我的本子上，我没能记住这组数字，他说他姓李，叫李华荣，是不是这个名字我没有太大的把握。一问年龄，他才二十岁，这太让我高兴了，年轻的男孩总是比上了年纪的男人更富有诗意，除了他的年龄，还有他的面容，红唇皓齿，像花朵一样，浓密的黑发，让人想起〃 蓬勃〃 、〃 茁壮〃 这样的好词。
这是我漫漫长途的一道阳光，明媚、坦荡，像火车的节奏一样，把遥远而美好的东西送到你的脚下。在我的一生中，这样的好男孩我遇到的太少了。我能想起来的，连这小李在内，一共只有两个。
红唇男孩。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来，那另一个红唇男孩竟也姓李，也叫李华荣，现在我有些怀疑前面那个李华荣名字的真实性，有可能我把后面这个男孩的名字提前想出来了，让我再想一下，确实，这两个男孩都姓李，他们甚至长得很像。他们是上帝派来的吗？
他们是同一个人吗？
他们中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影子吗？
让我插进第二个男孩的故事，这个故事比峨眉男孩的故事还要简单，但他的确是我在一段灰暗日子里的一道光亮。
那是我漫游大西南之后的许多年，大概六七年吧，那时候我已经三十岁了，刚刚经历了一次十分投入又十分失败的恋爱，这在下面我将要说到，总之失恋使我身心俱伤，我看上去十分苍老疲惫，为了拯救自己，我再次独自出来旅游。我先到北京，后到上海，我毫无目的地在这两座城市中乱窜，找我认识或不认识的人瞎聊天。
那天我去浦东找陈村，我在电话里问清楚了楼号门牌，结果却在一片相同的楼群里迷了路，正要找人打听的时候迎面来了一个红唇男孩。他惊讶地说：原来陈村就住在我们这一带呀！他接过我手头的地址说：我领你去找。我在上海的日子里，红唇男孩常常来看我，他给我打电话，只要我不出门他就来陪我，有时我出门不认路，他就赶过来为我领路，我要上街买衣服他也来领我去，他叫我〃 林姐〃 ，跟那个峨眉男孩的叫法一模一样。上海这个红唇男孩是大学三年级学生，也是二十岁。他说他喜欢写小说。以后要将他的小说寄给我看。
后来我回N 城去了，没有收到他寄来的小说，他像一道阴影一样消失了。
让我们再回到峨眉山。
二十岁的男孩因为假期已满不能送我上山，但他决定把我送到山脚。
到了峨眉县，男孩帮我找地方安顿下来。晚饭后他从家里带来了他姐姐的一件毛衣和一件毛背心，即使是山下，也已经秋意很深了，他还找来了几个跟他同样大的男孩跟我谈诗。第二天一早他又很负责地来叫醒我，陪我坐了一个多小时的汽车到山脚，下了车，他四处看看，觉得不放心，又陪我走了几里地，直到他看到了两男两女的一伙游人，问清楚人家是两对新婚旅游的夫妇，又将我托给人家关照，懂事的男孩才放心下山。
好男孩今又在何方？
愿上帝格外宠爱他，给他一个最好的女孩，让他过最好的日子。
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下山后我按照约定就地将他姐姐的衣服寄到他的秘密工厂，在县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就离开了。我一直等他到N 城来，至今没有等到。
我跟着两对蜜月夫妻上山，我发现他们步履轻盈、行动敏捷，一问才知道他们是地质队的，这使我大惊失色，我想我最好还是重新搭伴，但我前瞻后顾，总没看到有合适的团伙，这团伙要有男有女，人数不多不少，若只一对夫妻，自然不能厚颜无耻地挤进去。
我便跟着这两对地质队员，以最快的速度一天爬上了金顶。他们都是好心人，拉远了就等我一下，在洗象池他们还替我拍照，这照片在几个月后如数寄到我手里，还是放大的。
我们在夜色浓重的金顶发着抖摸到了气象站的房子，那里有棉大衣、炉火和热水，管房子的人说，你们有没有夫妻，可以住在一起的。两个新娘纷纷说：不消了，不消了，她一个人会害怕，我们三个人住在一起好了。
一个接一个地烫脚，又摸着黑手拉手去上厕所，然后上床，被子像铁一样又冷又硬，把租来的棉大衣压上还全身发冷，像在南极一样。
第二天没有太阳，阴沉沉雾蒙蒙的，我站在悬崖边的铁链旁边留了一个影，是山上的摄影服务社照的，这是我在金顶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画面上弥漫着浓浓的雾，我穿着一件深色衣服，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另一只手紧紧抓着黑色的铁链。
这是一张奇特的照片，我把它放大，加印了好几张，它是我生命中到达的一个顶峰。
从成都到贵阳，印象最深的是一头剖成两半的猪。在半夜的时候，从窗口爬上来一群农民，他们把半边开了膛的猪搁在座位前的小茶几上，这只猪有半只嘴，一只耳朵，一只紧闭着的眼，半边身体和一条完整的尾巴，它头朝车窗平放着，像一具全身赤裸的尸体。死猪头正好对着我，血的腥气和生肉的气味不可抵挡地罩着我，使我感到又恐怖又恶心。我既没有办法弄开这头猪，又不可能离开这个位置，过道里已经满是人，我的座位靠背上也被一个老女人坐上了，她的屁股正好顶着我的头，空气十分污浊，令人要晕过去。
这一夜像一个真正的噩梦，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