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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记者采访任栋梁的时侯，只要一说到过世的母亲时，任栋梁和妻子的眼神里充满怀念的目光，他说：“老太太特别开朗坚强，当年她带着三个孩子回到国内，一无所有，硬是都挺了过来。三个子女都受过高等教育，为国家作了点贡献。老太太非常慈祥，左邻右舍都夸她好，她也喜欢打抱不平，见到有不孝顺老人的子女就要管，看谁有困难，她也力所能及去帮助，而她自己向来有什么困难也不肯开口。记得建国后，周恩来派人到家里问她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她说：‘我儿子姑娘的工作都很好，我没有任何要求，谢谢上级对我的关怀。现在国家这样我很高兴，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这件事对我们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任栋梁还说：“老太太当年见过列宁的事从不向外人说，也不允许我们说。老太太年轻时念过平民日校，大部头的书，新式小说她都能看。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都记得住。她的声音很好，爱唱歌，《苏武牧羊》《芝麻开花节节高》，抗战歌：我中华居满洲，人民四万万。尸停大沽口，血满长城湾。”想起这些任栋梁对母亲充满了怀念，往事成为历史，记忆却成为永恒。
五十六、后人的怀念
如今，任辅臣走了，张含光也走了，那些追随他们的中国团的全体将士们也先后走了，他们的功过是非留给后人去评判，同时也留下了一个千古迷团。在战争岁月，任辅臣与张含光夫妻二人相濡以沫共同走完了他们革命的一生，象这样的夫妻在中国数也数不清，比如周恩来与邓颖操，比如朱德与康克清，还有那些在战火中牺牲的中华儿女，他们在中国生死存亡之际选择了牺牲，他们没有一个是为了自己。可以这样如是说，任辅臣是中国近代史上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家，他从1904年俄国战争接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员开始，到1908年之前是他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在这期间他作为一个青年人四处寻找真理寻找革命的前景，没有丝毫的懈待。他凭着他的坚硬信心，使他的人生从一点一滴开始不断地积蓄着革命家的政治因素，他的阶级觉悟和斗争经验不断提高思想日趋成熟，这一时期是他寻找革命时期，也是他怀着满腔正义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时期。对于年轻的任辅臣来说，寻求真理的过程充满了痛苦和迷惘孤寂和艰辛，但在探索的结果却使他摆脱了困惑，看到了希望，并在社会民工党思想启蒙下，他的眼界大开，精神境界得到了空前的升华。这是一般青年人所难达到的境界，也是一些人无法企求的思想，可是作为青年的任辅臣他达到了，这就是一个政治家和普通劳动者的区别。试想，在那些动荡的岁月，许多人都在麻木的生存，为什么任辅臣会有如此先进的思想，他靠的是什么？回顾一下他的人生，有许多地方令人兴奋，在新民警官学习时他就没有与国民党的同盟会加强联系，而是自己寻找一个暂新的途径。如果他与国民党那些元老派在一起同甘共苦，他混到今天也是一个响彻云霄的实力派，可是就因为他心里想的是劳苦大众，想的是那些苦难的同胞兄弟，他才没有选择国民党，而是选择了当时没有人重视的苏维埃。这就是一个政治家与普通百姓的不同，这就是当代社会与那些岁月的不同，这就是当代年轻人与过去年轻人的理想不同的地方。回顾过去，任辅臣走的是一条光彩夺目的康庄大道，他没有为自己寻找富裕的小桥。
尤其是1908年夏季他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后，很快就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和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世界观得到了空前的锻炼，经受了无数次的生死考验，发生了质的飞跃，达到了成熟的境界。正如《国际歌》里唱得那样：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砸得落花流水……这首歌曾经鼓舞了许多中国人，至今这首歌仍旧有许多人在唱，可是有多少人理解呢？他们象唱《三套车》那样走过了沉重的岁月，一代又一代，现在没有人再唱了，可是正是在这数十年前任辅臣就开始唱了，正是这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的语言，鼓励了他在革命的征程上奋勇当先。在革命的斗争中，他自觉地把自己的一切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同世界上第一个工农政权、同祖国亿万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的祟高目标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成了他人生的最高准则。如果他在中国，一定会同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一起，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而并驾齐驱。他的思想理论超出了中国当时的国情，紧紧围绕着和服务现实斗争，以实际斗争的胜利求得理想的实现，说明他早已形成了因知以生，以行求知的科学世界观。象他这样的进步青年在中国何止是他一个？可以说是成千上万，他经过青年时期的革命实践铸就了他的祟高理想和火热的革命激情，为他后来从事更加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基础。如果没有这些理智的磨练，他是不能在华工中建立自己的威信，不能率领中国团驰骋疆场的。他的短暂一生，始终不渝保持着忧国忧民的使命感和特殊的救国救民的责任感，正是这种绵绵不绝的忧患意识使得他能够坚韧不拔百折不挠坚持真理视死如归。如果说任何人的生命都有一个宝贵的选择的话，任辅臣的选择是极其壮丽的，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千百万人民大众利益需要他的时侯，他确实做到了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勇敢地选择了牺牲，这是他一生最光荣最灿烂的选择！我为中国有这样的伟大人物感到骄傲，尤其是在旧中国有这样的伟大人物实在不多，他几乎与当年的毛泽东周恩来齐名，可是他为什么就选择了苏维埃政权，选择了列宁，为什么不在中国实现伟大的抱负呢？我觉得这是他的生存条件决定的，他在辽北发挥不了他的伟大作用，他在辽北受尽了日本人的气，而日本人却在旧中国侵占了几十年，在辽北达40年之久，这样的血海深仇稍稍有一点血性的中国人能无动于衷吗？我想不能别说任辅臣不能即使现在的人也是不肯答应的，当年的小日本还在趾高气扬还在侵略扩张，尤其是日本首相小泉多次参拜境国神社，其中目的之一就是为日本当年侵略者招摇撞骗。从现在他们深入伊拉克一事来看，足以说明他们的狼子野心，日本是想方设法争夺大国第一。可是世界人民能答应他们吗？能让他们胡作非为吗？日本还想实现当年的梦想，还想象德国一样侵略世界，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如果可能那就是世界人民觉悟了。
岁月流逝，世界形势越来越好，苏联人民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遗忘中国的红鹰团，没有遗忘任辅臣的家人，他们不会忘记，也不能忘记，为创立和保卫世界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有多少中国人长眠在异国的土地上。在任辅臣及其他中国团官兵牺牲的维雅无产者村，如今已成为一片茂密的白桦林，每到11月下旬就有数不清的革命老人来吊唁。他们中有在职干部，有当地和外地的群众，还有朝气蓬勃的共青团员和天真烂漫的少先队员，他们抬着花圈，怀着敬仰的心愿来到烈士墓前悼念先烈。在这些人中，最突出的就是苏联的老战士委员会中国组的组长普希金少将，他不止一次对人说：“建议人们组织一支队伍来宣传任辅臣和那些无名英雄的事迹，用来教育年轻一代，把我们的事业继承下去。我们的奋斗都是为了证明我们对人类所做的是有价值的事情。”这位中国组的组长说出了后代人们的心声，因为岁月逝水，精神常驻。任辅臣的精神永垂不朽！
五十七、百年祭父
时光真的如流水一样，转眼就是1984年是任辅臣烈士诞辰100周年，许多人再一次想起了任辅臣，为他搞起了各种各样式的纪念仪式。尤其是同年11月5日，在《中国青年报》上登载了一篇任栋梁老人的专访《苏联红军中的中国团团长》。这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是一炮打响，他在这篇文章里介词了任辅臣的事迹，掀起了一个学习任辅臣的小高潮，使更多的中国读者都知道了中国还有一位能人在苏联红军中当过中国团的团长，知道了中国团的先进事迹。这时的中国人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在钱财与理想的讨论中还需要崇高的信念，这篇文章让读者知道了共产主义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读着这篇文章，讨论着这篇文章，为中国有任辅臣这样的人感动，为中国能够在苏联的革命战争发挥着巨大作用感叹，更为中国团唏嘘不止。与此同时，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见到此文后也播了一套有关任辅臣节目的专题，并传达到苏联，为此在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部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协助下，于1987年9月25日上午，原苏联中央电视台摄制组专程来北京采访了任栋梁。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遇，这是对中国团的再次肯定，此后，雪片般的信件从苏联飞向北京，飞到任栋梁的家中。那一行行一页页跳动的文字，都寄托着苏联人民对任辅臣烈士的祟高敬意和哀悼。其中有一封信是一位名叫奥列格。尼古拉耶维奇的退休演员写来的，他在苏联《真理报》和洲报《乌拉尔工人报》上看到有关任辅臣的文章后，促使他拿起笔来写了一部关于任辅臣和中国团的中篇小说《别了，站钟》，他在给任栋梁的信中邀请他到苏联去，并说：“我伴随着您到您的父亲坟墓那里去。”其实，任栋梁的心中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父亲和同父亲一道牺牲的一千多名中国团战士，他非常期望祭奠长眠于苏联的先烈们的英灵。可是机会就是没有，眼看自己的年纪越来越大，若是再想走恐怕是没有条件了，于是他决定趁机到苏联走一走。
然而，走一趟是不容易的，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有些事还需要商榷，有些事不是一般人就能肯定的。就在任栋梁为去苏联的事着急时，1987年11月的一天下午，一条激动人心的消息震撼了北京国际饭店背后顶银胡同8号那个安静的小院，这是哪个带来的消息已经无法考核，总而言之，这消息让人振奋，这消息让任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