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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形辶耍渌际羌倜Ｉ厦媪忻乖诘衬诘模豢龅场Ｋ墙⒘顺露佬阄榧堑�5人常委会，创办《无产者》为机关报，因此被称为“无产者社”。陈独秀在该报上连续发表重要文章，抨击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路线，宣传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即共产党不应该离开城市工人阶级而到乡下去，否则就是背叛工人运动，共产党就会变质，变成“农民党”甚至“土匪党”；特别攻击红军是“流寇”和“土匪”，除了被收买或消灭，没有任何前途。
与此同时，苏联在肃托运动中，查出隐藏在中国留学生中的托派组织名单，其中已经回国的，就通报给中共中央，中央在《红旗》机关报上发表公告，要他们表明政治态度，作新的选择。结果绝大多数不理或拒绝承认错误，也均被开除。他们有的加入“我们的话派”，多数人与刘仁静、王文元结合，成立了第三个托派小组织，因机关报是《十月》，就叫“十月社”。另一些留学生则成立第四个小组织“战斗社”。他们一方面与“我们的话派”争夺中国托派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又都攻击陈独秀在当时发表的文章中仍坚持“机会主义的五大错误”，即不彻底承认自己的错误，脱卸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提出“无产阶级贫农专政”口号与“无产阶级专政”口号对立；攻击红军是“土匪”；中东路问题上提出反对“误国政策”口号；不愿解散旧的小组织等，吵得一天星斗。同时他们又把这些争吵的情况写信告诉托洛茨基。
二、出任中国托派中央书记
托洛茨基起初听信留学生托派特别是刘仁静的话，劝他们吸收或联合陈独秀派要慎重。但是，在读到陈独秀1929年12月10日写的《告全党同志书》（批驳中共中央开除他的理由）后，他的态度一变，热烈地欢迎陈独秀，并要青年托派向陈独秀学习。1930年8月22日，托洛茨基分别致函刘仁静和“我们的话派”，热情赞扬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是一篇极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与正确的立场，……陈独秀有很多的政治经验，这些经验是大多数中国反对派同志们所未有的”；“当我们有了像陈独秀那样杰出的革命者，正式与党决裂，以致被开除出党，终于宣布他百分之百同意国际反对派——我们怎么能够不理他呢？你能找到许多像陈独秀那样有经验的共产党员吗？他在过去犯了不少错误，但他已经明白了这些错误。对于革命者或领袖来说，明白自己过去的错误是很珍贵的事。反对派中许多年轻人能够而且应该向陈独秀同志学习！”
托洛茨基批驳了青年托派加于陈独秀的所谓机会主义五大错误的说法，指出除了称红军为“土匪”不妥应予纠正外，其他意见都正确，而且使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口号“通俗化”。他要求各派小组织无条件地立即联合起来，建立统一的中国托派组织。以托洛茨基为首的托派国际也写来了同样的信。
于是，三个青年托派组织，不得不派出代表来与陈独秀派协议统一。但是彭述之等人却因此翘尾巴了。特别是彭，青年人见他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摆老资格，拿臭架子，又低能无德，十分厌恶。他因此有感于那些青年托派在未来统一的托派组织中，不会奉他为领袖，便操纵“无产者社”参加协议的两位代表马玉夫和吴季严，千方百计地破坏统一，提出要对过去政治原则和策略上的一切分歧“分清谁是谁非”，其他三派要检讨和放弃过去攻击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之后，才能谈组织上的统一。实际上要求以“无产者社”为中心来实现统一。
尹宽把这个情况告诉陈独秀后，陈对彭的“阴谋诡计”表示“深恶痛绝”，他提议“应该从大处着眼从政治出发来快刀斩乱麻的解决过去及现在的纠纷”。于是，他亲自出马找其他三派的领导人谈话，做工作，宣讲托派统一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对王文元说，如果不统一，不但其他三派没有前途，“无产者社”也必然死亡。因为反对派今后的艰巨工作，主要得靠年轻的革命者来负担。而“无产者”中则“老人”太多了。同时，陈独秀又召集“无产者社”全体会议，通过决议，谴责彭述之等人的行为，取消“算旧账”的思想及“要求他派承认错误”、“统一须以无产者社为中心”的办法。陈独秀还采取断然措施，召回马玉夫和吴季严，由自己和尹宽充任代表，与其他各派代表平等协商统一。
需要指出的是，陈独秀之所以如此大刀阔斧地采取行动推动托派统一，一是受了托洛茨基和托派国际来信的感动，二是针对当时共产党的状况。因为当时党正处在第二次“左倾”路线由统治到垮台，以及王明接着上台的时期，革命受到不小的损失，党内出现了混乱。陈独秀想使托派早日统一，取代共产党以领导革命。他说：“现在正是正式党的领导陷于完全破产，党内同志及一切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都感觉无出路的时候，……绝对需要我们各派摒除不必要的纷争，迅速统一起来，集中力量并建立反对派在群众中的信仰。”
陈独秀的行动深深地打动了各派代表，终于使协议一帆风顺。1931年5月1日至3日，按各派人数20人出一个代表，在上海大连湾路一幢临时租来的房子里，召开了中国托派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又称统一大会。为了保密和安全，在这三天中，除了陈独秀一人外，所有代表都要住在会场内，开完会后才能出去。大会通过了“政纲”、“职工运动”、“组织问题”、“国民会议问题”等一系列决议案，选举了陈独秀为书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主持日常工作的五人书记处，组织名称沿用托陈派小组织的名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机关报为《火花》。当时他们的组织在全国的人数约有500人，有沪东、闸北兼沪中、沪西与法（租界）南4个区委，另有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区委和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区委。
三、为抗日民主呐喊
陈独秀从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转变为中国共产党反对派的中央书记，真是历史的嘲弄。在统一大会闭幕词中，他激情满怀地说：“中国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一天也不能忘记，他们在期待我们，我们应担当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他们还给托洛茨基拍了一个电报，“喜气洋洋地告诉他：他的中国同志正完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开端，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旗帜不久将飘扬在全国”。
但是，当他们踌躇满志地着手开展“国民会议运动”，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的时候，组织很快呈现出分崩离析的状态，并遭到国民党政府的严厉镇压。先是梁干乔因未进入“中委”而去投靠了国民党。尹宽因受彭述之等人排挤，连代表也没有当上，于是拉了几个人，控制几个支部，进行反“中央”的活动。马玉夫原是中共上海码头工委书记，长期从事工人运动，转向托派时拉进不少工人和支部，自视有功，也因未当上“中委”，极端不满，竟去国民党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告密，致使中央成立不到1个月即遭破坏，除陈独秀、彭述之、罗汉三人外，中委全被逮捕，书记处五个常委，捕去四个。中央机关顿时瘫痪。陈独秀几次补充整顿中央，又几次被破坏。
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陈独秀艰苦奋斗，仍努力维持托派中央的工作，独立支撑大厦，创办了《火花》和内部理论机关报《校内生活》，对内统一思想，健全组织，对外以散发传单的方式宣传托派主张，开展国民会议运动，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8月6日，他起草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告民众书》，历数国民党统治四年来穷兵黩武、横征暴敛、搞白色恐怖、向帝国主义摇尾乞怜等种种罪恶，号召“一切被压迫民众起来奋斗”，“召集群众的国民会议预备会”，“工人自由的组织工会”，“农民自动平均分土地”，“反对国民党屠杀农民和共产党”等。
“九一八”事件后，全国掀起抗日民主运动，一直到第二年“一·二八”上海抗战达到高潮。有些资产阶级和地方实力派也进行了反蒋抗日活动。面对这种形势，陈独秀十分激动，认为他们期盼的革命形势已经到来。他奔走呐喊，奋笔疾书，以个人或托派组织的名义，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宣言和决议，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揭露英美操纵国联袒护侵略者，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并根据自身领导“五四”、“五卅”运动的经验，创办了一份类似《每周评论》和《热血日报》那样的刊物——《热潮》周刊。
陈独秀在《热潮》上除了发表一篇篇反日反国民党的战斗檄文外，主要是指导以学生为主力的抗日民主运动。他一方面大力为学生运动辩护，驳斥反动派所谓学生运动是“越轨行动”的诬蔑，指出站在爱国民众反日救国的立场，学生因反对对日妥协而捣毁国民党党部，因封存和没收奸商的日货而“侵犯私有财产和干犯法律”等等“越轨行动”，都是必要的，必需的，应该大干；“越轨行动神圣！”另一方面，他又及时指出运动的弱点和前进的方向，引导学生走出“只问外交不问内政”的迷魂阵，由反日走向反国民党，从只向政府示威，自觉转换到“工人、农民和士兵方面来，使反日运动进到更高的阶段”。
在蒋介石被迫下野，国民党发生统治危机时，陈独秀认为“国民党资产阶级的统治已由动摇而走向崩溃”，主张不应限于国民会议的宣传，而“要从速推翻国民党政府”。于是，他在1932年2月10日起草发表了常委《政治决议案——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提出了与中共“合作”，与左倾的资产阶级党派“共同行动”，首先推翻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策略。为此，他还与彭述之、罗汉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了“合作抗日”的建议。陈独秀还敏锐感到华北地区将继东北后，发生严重的日本侵略事件，于是以中央常委名义，指示托派华北特委，在大型工矿企业集中的地区开展以工人为主的抗日运动。
但是，当时中共中央在王明错误路线统治下，非但不响应，还把托派视为与国民党改组派及第三党一样，以欺骗民众来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所以“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我自将心向明月，哪知明月照沟渠”！陈独秀为此十分遗憾。
关于与资产阶级左派“共同行动”的策略，也受到托派内部如法南区委、华北特委等极左派的广泛抵制。他们以“工人无祖国”，“不爱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国家”，“反对狭义的爱国的虚伪的民族主义”等教条，反对使用“救国”、“爱国”这类名词，发出鄙弃“民族主义”、“爱国运动”和“抗日救国”、“对日宣战”等口号的鼓噪。因此，他们反对陈独秀托派中央的决议，拒绝散发抗日传单，并以中央不健全为由，不承认陈独秀中央的权威。
陈独秀对这些谬论一一进行了批驳，并以中央名义给他们及其区委机关以警告、改组到解散的处分，但是毫无效果，而陈独秀本来想乘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大干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