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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瞿秋白:中 共早期两代领袖的悲情人生-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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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暴动从总同盟罢工开始,但是,由于缺乏经验,准备不周,罢工后没有及时转入暴动:王荷波的弟弟在军舰上准备的枪械,没有人去接运;有的岗位安排的工人纠察队没有及时赶到;有的地方打响了,又没有接应。就这样,失去了时机,而敌人乘机做好了准备,致使又遭失败。
  第二天,中共中央与上海区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陈独秀亲自出马,与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彭述之、尹宽等9人组成特别委员会,指导第三次工人武装暴动。从2月24日至3月30日,特委会开会31次。陈独秀出席30次,所有重大问题的决策,最后都由他决定,制定了总同盟罢工、武装暴动、召开市民代表会三者紧密结合进行,并与国民党争夺市民代表会领导权的方案。
  3月5日,特委会讨论暴动的时机和暴动时各区的指挥人员问题,决定由陈独秀掌握和最后认定,一切消息集中到他手中。21日,北伐军兵临城下,打到近郊龙华,上海守军惊恐万状。中共发动了第三次暴动。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坐镇指挥部,中央军委委员周恩来和江浙区委第二书记赵世炎在前线指挥。陈独秀在交通员郑超麟家,通过交通员和夏之栩与指挥部联系,进行指导:通过字条了解各处暴动消息,提供指导意见。暴动节节胜利,第二天凌晨3时,陈独秀来到指挥部,见工人纠察队攻打最后一个据点闸北东方图书馆顽敌,久攻不下,主张把武装撤到乡下去,以避免牺牲。前方没有执行,经过激战,至黎明时,暴动胜利。
  当天,在湖州会馆上海总工会举行庆祝胜利大会,陈独秀发表演讲,从巴黎公社讲到十月革命,赞扬上海工人了不起,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军阀的军队。工人群众向他热烈欢呼,称他是“我们中国革命的领袖”。
  就革命实践而言,领导上海工人“三暴”成功,是陈独秀一生最辉煌的业绩。但就实际进程看,却是一种得不偿失的投机行为。前两次暴动失败,说明上海工人并不具备暴动胜利的力量与素质。所以“三暴”选择在北伐军兵临城下时发动。但是既然北伐军已经兵临城下,还有无必要抢先暴动,拿下上海。说是为了对付即将到来的蒋介石对上海的争夺。但又明知上海的工人和共产党不是从南昌一路反共而来的蒋介石的对手,结果带来自身更惨重的失败。
  所以,上海“三暴”,既是陈独秀最辉煌的业绩,也是他最失败的一招。

  四、书生难敌流氓

  工人暴动成功,蒋介石率领北伐军不费一枪一弹进占上海。革命群众喜兴未尽,乌云即滚滚而来。陈独秀、党中央看到蒋介石从南昌开始不断摧残工会农会,制造惨案,一路杀到上海,意识到上海民众与蒋介石难免一战。3月25、26日,陈独秀在特委会和上海区委召开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慷慨陈词:“蒋来别有用心,我们应有明确的观念”,“他将集中势力与C。P.算账”,“完全为想压平上海民众力量”。“所以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但是,他又顾虑如此会“完全失掉联合战线”,违反国际路线;还担心力量对比悬殊,上海工人没有把握战胜蒋介石。而且,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证券交易所及国民党内混迹多年而善弄权术的蒋介石,一面加紧与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财团及杜月笙、黄金荣为首的流氓集团勾结,秘密策划于密室;一面又三次派原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胡公冕约陈独秀谈话,故意表示亲善,使共产党难以找到先发制蒋的理由。
  面对这种复杂的形势,陈独秀党中央一面向国际请示对策,拒绝与蒋谈话,一面设法另找出路。例如,利用北伐军攻克南京时英国军舰炮轰南京事件,他指示上海区秀发动反英罢工运动,而“对蒋要求我们的问题,差不多都可答应,但要他积极反英”,企图迁就蒋,向他让步,以“拉他向革命路上走”;组织“慰劳蒋介石”的活动,请他参加市政府就职大会,还准备“召集全上海市民代表大会欢迎蒋总司令”;或者在反帝斗争的掩护下反蒋,“最好要将反英反蒋联合一起”。他还提议“以市政府与老蒋冲突,免工人纠察队直接与他们冲突”,挽留同情工人的薛岳部队,请薛任上海市公安局长,并帮助其扩充军队等。
  但是,所有这些措施都不得要领,蒋介石采取相应对策,调走了薛岳部队,代之以新近收编的与工人严重对立的旧军阀周凤岐部队;拒绝参加市政府成立会,并胁迫资产阶级代表亦进行抵制,终于使市政府流产;造谣共产党要冲击租界,以制造其发动政变的借口,并挑动帝国主义各国加紧派兵来华镇压,支持其屠杀工人,等等。总之,陈独秀这个书生和以他为首的幼稚的中共中央,根本不是十分狡诈而强大的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对手。
  3月31日,国际来电指示中共在群众中“开展一次反右派运动,反对正在策划中的政变。鉴于力量对比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我们不要仓促进行公开斗争。武器不要交出去,必要时须隐藏起来”。陈独秀表示服从,罗亦农则把电报摔在地上,斥之为“自杀的政策”。
  正在这时,汪精卫像是被苏联人押解似的回到上海。他在“三二○”事件中被蒋介石排挤出国,现在因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反蒋要求而途经莫斯科回国。周恩来从苏联轮船上把他接回来后曾与陈独秀商量,直接送他去武汉,不让他与蒋介石见面,但是未成。因为蒋介石见拒汪不成,也改用利用汪的策略,在4月2日硬是把汪接到他的司令部并与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人连日会议,逼其同意立即“赶走鲍罗廷”和“分共”。汪深知蒋的为人,不愿在蒋的麾下讨生活,他也要利用局势追求自己的目标。因此他表示需到武汉了解情况后,和平解决这些问题。最后决定于4月15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联席会议,以求解决。此前,暂时应急之法是:一、由汪精卫负责通知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立即制止国民政府统治之下各地共产党的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二、对武汉中央及政府所发命令,“如有认为妨害党国前途者”,不接受;三、各军队、党部、团体、机关“认为有在内阴谋捣乱者”,予以取缔、制裁;四、“凡工人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等。
  4月3日,陈独秀与周恩来一起会见汪精卫。汪质问陈:“共产党已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口号,并要指使工人冲入租界。”陈答“绝无此事”。汪又转达吴稚晖的话,称陈是“口头骗你的话,不要信他”。陈答以亲笔作书面宣言。翌日,陈独秀就起草《汪陈宣言》——《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宣言郑重声明:共产党决不“主张打倒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国民党也“决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呼吁两党“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协商,开诚进行。”
  宣言草成后,陈独秀故意把自己的名字签在稍后面一点,前面留给汪精卫签名。但是,当周恩来把宣言拿给汪时,汪还是签在了后面。4月5日,陈独秀在上海各大报上看到《汪陈联合宣言》时,高兴地说:“大报上很久不见我的名字了。”他以为宣言的发表,解除了蒋介石发动政变的借口,因此他松了一口气,然后就去武汉。蒋介石却利用这个宣言搞假缓和,在7日把一面书有“共同奋斗”四个大字的锦旗赠予工人纠察队,而5天之后,他就对共产党、工人和革命民众进行了大屠杀,使大革命遭到严重挫折。
  在这个过程中,瞿秋白曾提出过一些正确的意见,但未被采纳。1926年8、9月间,瞿秋白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去广州参加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然后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指出了蒋介石的野心,主张以联合左派来代替蒋。他说:“对于全国政治,蒋正计划各省设特务委员,把军、政党事均交给特务委,实质是取消了各省党部。”因此,他要求对蒋介石提高警觉,积极防范;如果不预备左派群众来代替蒋,形势将“非常危险”。第一、二次上海工人武装暴动时,他由于不满陈独秀党中央把领导权交给国民党,在第三次暴动前去了武汉;4月初,他代表中共中央向武汉地区报纸布置宣传重点时,更明确地指出,蒋介石此人十分阴险,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他已掌握了军队,又有京沪杭地盘,完全是个新军阀,为日后一大隐患,要报纸重点揭露蒋的反共和分裂阴谋。这时在苏联的托洛茨基也提出了资产阶级将利用占领上海的时机叛变革命,并使革命失败的警告。可是,斯大林在4月5日莫斯科党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回答这个问题时,认为这种警告是没有根据的,再次强调“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他除了率领军队去反对帝国主义者外,不能有其他的作为”。他表示要继续执行利用资产阶级的政策,“然后像一只榨干了的柠檬似的丢掉它”。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机关报《共产国际》主编马尔丁诺夫还在4月10日的《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赞扬《汪陈宣言》:“最近从中国收到的情报可以判断,现在中国共产党是在按照正确的方针办事。由于有才能的领导,无产阶级开始逐渐取得革命的领导权,同时又和农民、大量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部分尚未脱离革命的大资产阶级保持统一战线。这部分大资产阶级之所以不得不这样做,是由于无产阶级地位的巩固。”完全是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一派胡言。
  接着发生的“四一二”反共政变,给了他们一个极为讽刺的回答。 


 
 
 
 

 

 

 

   
 


 
第七章 彷徨中的牺牲者


  

  

   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后,中共四届中央委员就陆续来到武汉,1926年底,就在汉成立了临时中央局,然后连电陈独秀来汉。陈拖到发表《汪陈宣言》后才动身。到汉后,党安排三个人协助他处理日常工作,组成陈独秀办公室:任作民(任弼时弟)任办公室主任,任秀兰(任弼时妹)管事务,黄文容为陈的秘书。当陈独秀外出参加重要会议时,由黄文容陪同,共乘一辆旧汽车,负责警卫。晚上,陈独秀口述一天的主要活动,由黄记录。对于群众大会,多由黄去参加,了解情况,回来向陈汇报。

  一、夹攻中的苦闷与无奈

  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后,中共四届中央委员就陆续来到武汉,1926年底,就在汉成立了临时中央局,然后连电陈独秀来汉。陈拖到发表《汪陈宣言》后才动身。到汉后,党安排三个人协助他处理日常工作,组成陈独秀办公室:任作民(任弼时弟)任办公室主任,任秀兰(任弼时妹)管事务,黄文容为陈的秘书。当陈独秀外出参加重要会议时,由黄文容陪同,共乘一辆旧汽车,负责警卫。晚上,陈独秀口述一天的主要活动,由黄记录。对于群众大会,多由黄去参加,了解情况,回来向陈汇报。
  这时,武汉的革命形势愈来愈险恶了。蒋介石在政变后,于4月18日在南京成立了另一个国民政府,千方百计破坏武汉政府。南面的广东也在4月15日反共,并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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