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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通上及政治派别上，湘赣敌人对我“会剿”不易实现，红军在井冈附近
八县工作足可以应付敌人，同时边界各县党至少有一些影响，许多地方过去
有过农民斗争，主张在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建立一个群众政权，训练庞大
红军，发展各县群众斗争，向四周推进。这个政策在当时（四月至七月）在
党内没有反对，虽然有一二人主张下去要打南昌，这个投机的办法，毫无问
题被党内拒绝了。
3．五月初送湘南农军三十团、三十三团四千人左右回湘南
这个问题是军委常委会决定的。湘南各县委要求要回去，军委乐得送他
们走，以减少他们在宁冈的各种困难（如给养问题，纪律问题）。军委常委
是嫌红军人数大多没有办法整理，看见他们要走便让他们走，以致他们回去
大部受了损失，红军日后没有人补充。这个举动引起党内极严重之批评。
4．七月出发湘南问题
在五月至七月边界割据日益扩大，敌人进攻日益剧烈，红军的精英至少
有了三分之一的损失，这个时候党内有两种主张是对立的。
第一派主张继续在边界斗争，边界的割据是可以扩大的，红军只有在这
割据里可以保存，离开边界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尤其在七月间谷子黄的时候，
红军为使农民割禾不能他去。
第二派主张，敌人进攻是没有止境的，红军屡次作战“杀人三千自损八
百”，此时边界割据用红军去打出来，结果红军必为边界而趋于消灭，红军
消灭了，边界亦同归子尽，所以红军应该脱离边界，到别处去游击。
第一派在军事行动上主张推进不脱离根据地。第二派在军事行动上是主
张不要根据地，流动的办法。
第一派主张红军应该为边界割据奋斗。第二派主张红军应该是游击的，
不能为某一地域死守。
这两个主张还没有达到大的争辩，省委命四军到湘南的指示到来，结果
四军二十八、二十九两团终于去湘南，弄得边界、湘南方面都大大失败，红
军损失了一团基本势力。边界各县的农民不能割禾，让土豪弄了去。这显然
是到湘南的政策从事实上证明是不对的。
从这件历史事件里面包含了几个重要问题：
一、红军与其根据地问题。
二、红军与群众割据问题。
就现在四军经验看来，在有一团力量以上的红军，实在是须要一个根据
地，来作收容伤病兵，修理枪械，存储辎重，短期休养地，办理各方面交通
等事，若没有这么一个地方，有许多实际问题实在不能解决，不过这个根据
地的条件，不一定像井冈山那样天生险峻，主要的是有党及群众的组织，肃
反的工作有了成效，兼有相当的地势就可以了。红军对于这个根据地不一定
要死守，他的保存应该交给地方的群众，红军已不在此死守树立大的目标，
自然可以转移敌人的视线，则这个根据地是可以作为永久的。
红军与群众割据。群众割据应该出于群众的需要，千万不能凭红军的力
量，用打天下的本领打出一个割据来。红军的割据与群众的割据不同，红军
的割据单独用军事力量去占领一个地盘，在红军割据下的群众震于红军的声
威，成了红军的老百姓，这个割据非常不可靠。群众的割据出于群众自身的
要求，群众武装起来驱逐他的敌人，自行管理区域的大小事件，这样的割据，
敌人是不能消灭的。边界的割据在初期的发展（四月起）至后期失败（二月
彭德怀即退出井冈山）［7］，大半都是红军的割据，以实力造成，红军大半用
的是染红的政策，而不是用说服宣传的态度，使他们自己红起来的，因此在
边界赤白斗争中农民反水常常见到的。当时主张红军驻边界的一派，实含有
硬打到底的意见。主张脱离宁冈的一派，实在是站在保存红军实力不顾地方
需要的偏见，所以造成去湘南的错误。当时应该在边界斗争，使边界群众割
了谷子，使他们真正得了分土地的利益，就是把土地革命深入，使他们得了
谷子，然后分兵到湘东去游击。一面不脱离宁冈，红军是向前发展的形势，
一面可避免在宁冈一带的硬打，一面红军到湘东游击，平浏群众起来对南昌、
长沙都是威胁，边界的割据自然可以保存，同时在萍乡、平江工农有数千人
可以到红军来。
5．一月出发赣南问题
湘赣粤三省企图联合向红军进攻，国民政府以二三月的准备，调大兵二
十四团限三月内肃清井冈山，这样大的声势，红军的应付有下列的意见：
第一派以守为攻说：积极准备边界八县群众的力量，凭藉井冈天险，引
敌人到山下来攻，俟其疲敝，然后由红军及群众夹击消灭敌人。
第二派死守主义：在军事观点上断定井冈天险敌人不能攻破。在政治分
析上，决定在三全大会［8］敌人破裂可期（蒋桂战争［9］），因此主张红军死
守井冈，准备两月时期即可得最后胜算。
第三派抛弃边界说：红军应打圈子，到别处另图发展，不要在边界死守，
红军一去敌人也要退去，如此才能保存边界党及群众组织。
前委最后决定，以为第一派的意见所谓夹击，实在把群众的力量太估量
得大了，结果是夹攻不成红军陷在重围中无出路。这是一。第二，红军在此
奋斗，即在保存群众革命以后所得的各种利益，并不是一定要这座井冈荒山，
若让敌人深入边界各腹地把群众的利益一切打毁，甚至迫群众反水，则不待
敌人打井冈而我们已大大失败。所以第一派的主张是一个红军死守根据地的
主义，忽略了群众的利益，在战术上又空想群众能夹击二十四团的大敌，是
不对的。
第二派死守主义之不对在战略上是讲不通的，战略上只有死守待援，若
无援可待而主张守，只是守死而不是死守。因为有外援，守者预定一月，二
月，三月，四月，援兵一到即可成功，有一个希望才能坚固死守决心。在井
冈死守，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怎能坚固军心？期望蒋桂战争爆发，来解井
冈之围，这当然是一个毫无把握的事。
第三派抛弃边界说，是忽略了红军与群众不可分离的关系，红军脱离群
众走到白色地方受敌人包围更易消灭。群众在敌人进攻时看着红军逃脱，一
定失望，要怨恨红军，结果于红军群众都有损失。所以第三派是红军自了，
脱离群众的意见。
前委以为死守主义，硬拼主义，自了主义，都是不对的，乃决定：
一、我们对敌人要取积极的进攻态度，一切保守，死守，脱逃，悲观，
最后一拼的办法都不对，都足使我们处于被动地位，失败的地位。在政治上
经济上我们断定敌人的崩溃，反动政局的混乱，加上红军内部团结及群众拥
护，边界地形险要，我们可以对付敌人，至少敌人不能消灭我们。
二、我们的战略是要打破敌人的“会剿”，敌人二十四团，不能每一团
都到边界来，计算他除了担任其他任务外，实际只能以十二团兵力到前线来，
这个数目与六月湘赣合兵进攻是一样大的，并不是什么了不得。同时在敌人
方面虽然“会剿”却包含了许多冲突，“剿共”的主力仍然是江西不是湖南。
三、决定以三分之一兵力加上边界群众总动员应付边界四周敌人的进攻
力量，以三分之二（我军的主力）的兵力出间道以迅速手段占领江西敌人后
方，乘虚而入，使江西军队回兵救援，则此次敌人之“会剿”计划可以打破
了。
这个政策的决定，前后各级党部讨论约经过一月的时间。
6．四军的分兵问题
在出发赣南以后（本年一月至三月）四军四战皆北，强大敌人穷迫不息，
同时在所到各地闽赣粤边界一带群众组织非常薄弱，红军感觉异常困难，尤
其大的军队（三千人左右）行动颇不方便，给养大感困难，四军党内起了争
论。
第一种主张，此时四军应分为两部分，以团为单位，各路自行去图生存，
以避免敌的追击。一面行动快，敌人追不上我们，一面人少给养容易，可以
恢复红军纪律，一面减少了目标。
第二种主张，此时四军应该集中，一面是政治局面要开展，敌人的进攻
不会再有时间延长。一面集中起来可以最后一战，分散要被各个击破。一面
分散以后联络困难，士兵胆子更小，更动摇。
这两种主张，第一步是分了兵，把四军改成两部分（二月间事），第二
步是朱部在前面走，毛部跟着来，依依不舍，所终没有分开。
7．决定一年内夺取江西问题
在本年四月，蒋桂战争爆发，四军是期由闽西推进至赣南兴国、宁都、
赣县、信丰等县，群众斗争大大的发展，同时赣西南宁冈井冈山一带有群众
割据及红军组织，赣北德安一带亦有红军活动，赣东有方志敏部，赣南则有
红军二、四团。前委根据江西省红军分布状况，决定一年内将这些红军努力
联系起来，将赤色势力扩大起来，如果军阀混战延长，则一年内有夺取江西
的可能。这个决定是前委对江西工作的一个意见，主要的是要把江西四个赤
色势力联系起来，向夺取江西的目标去进行。这个决定写成决议案没有什么
人反对。当时是一前委扩大会，赣南特委及某几个县委有代表参加。虽然有
同志觉得这个决定太乐观太空洞，太不估量主观客观情势是否可能，但觉得
江西党天然是一个夺取江西的任务，则这个决定也是可以的。8．蒋桂战争的
爆发，前委的政策红军三月间到了汀州，知道蒋桂冲突必然要演成混战，此
时有两种主张：第一种主张，四军马上布置于南昌、吉安之间，接近战区，
以便夺取敌军辎重，并且使蒋派失败，好改编他的队伍，不如此错过了机会，
在他们混战中我们得不了什么是很可惜。第二种主张，则以为蒋桂战争是中
国反动政局崩溃的第一幕，这一个崩溃，在客观上可以帮助革命势力的恢复
与发展，但不能估量太过，认为这是一个全国工农夺取政权的时期。在此时
期工作，党的主要任务是在发动群众斗争，揭穿国民党的黑幕，号召群众起
来，以组织的力量争本身利益，并反对军阀混战。红军应在这个目的下进行
工作。所谓接近战区，是一个单纯军事阴谋，至多不过得些枪械。在敌人大
的集团军事行动，不见得我们的部队就会有左右他们战局的能力，尤其在两
个军阀混战的当儿，我们不能有帮助一个敌人来打倒一个敌人的昏想，这个
思想是机会主义的遗留，最足混乱我们阶级的政治立场。
前委通过了第二种主张，决定以闽西、赣南、湘赣边界三地为游击区域，
放手分兵游击，争取广大群众，进行土地革命的斗争，号召群众的反军阀混
战，组织自己的苏维埃政权。
9．闽西七县游击问题
五月四军到闽西，张贞、陈国辉大部入粤讨桂，此时四军有三种主张：
第一种主张，此时利用两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