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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总纲领。这告诉我们，要善于根据具体情况去分兵
大量发展自己，又要善于根据具体情况集中兵力去打击敌人。由于我军弱小，
敌人强大，战争的长期性，分兵游击是主要的，是战略的，带普遍性的。而
集中应敌是特殊的，局部的，甚至以后运动战在相持阶段中减少到最小的限
度。这就可以认识到重视集中作战、忽视分散作战，重视正规战、忽视游击
战，重视正规军、忽视地方军、游击队，重视军队、忽视地方人民等一系列
的部署上的、思想上的错误和所引起的弊害。
毛泽东同志的政策和战略是主张联合国民党的，是主张帮助国民党的转
变的，是正确估计到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的，因此也更主张以我军的行动
配合友军、帮助正面阻止敌人前进的。凡我们同志在这些方面所做的工作都
是对的。然而毛泽东同志从来不把全部抗战责任寄托在国民党及其军队上
面。他还有重要的打算，便是我党我军的发展是支持抗战的骨干。要阻止国
民党投降，要钉住国民党使它不敢放弃抗战、不敢破坏国共合作，这一切必
须从我党我军的伟大发展上做起。这种正确主张，与不帮助国民党、不配合
友军作战的“左”倾情绪有区别，也与专力配合国民党友军、不发展自己或
放松自己发展、迁就依赖国民党有区别。总之毛泽东同志的观点是发展的辩
证的观点，把敌、友、我的关系放在发展、削弱、上升、下降，地位互易诸
方面去考察、去决定对策。第一必须削弱敌人。第二必须发展自己。第三对
国民党的进步或倒退都预作打算。更重要的是要有我党我军独立起来担负抗
战重任的打算。
对敌、对友、对自己三方面的情况和关系有正确的估计和正确的处理，
才能定出正确的政策和方针，也才能在实际工作中不犯错误。有些同志由于
未能正确了解洛川会议［19］的精神，初期即有偏差，十二月会议［20］到六中
全会［21］这一段中间则受党内右倾投降路线的影响甚大，对敌、对友、对己
都摇摆于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之间，没有执行坚定的独立自主的抗战政策。
但每个地区所受影响和程度不同，觉悟也有先后之别。这种摇摆是由于从事
多年内战的同志，依据其内战经验未能灵活运用于抗战新环境，对毛泽东同
志所主持几年的从思想上、政策上转变到抗战环境的各种报告指示，没有深
刻研究和了解，食而不化，抱残守缺，把从事内战搞正规军搞运动战搞大根
据地现存的一整套移用到抗战新环境，忘记了敌人不同了，忘记国民党初期
的友好仍包含充分的敌意，会迅速变化。于是只重军队忽视地方，于是只知
抓一把忽视应该大力去重新开辟根据地，一切打算只从胜利发展方面去着想
（发展和胜利确实使人头昏），片面主观的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内战局部
的旧经验，特别是偏于军事方面的旧经验，这样就容易造成党内新陈独秀主
义的市场。因为他强调速胜，强调现代水平的运动战，强调国民党作抗战主
体，把自己作抗战附庸等观点，都在某几点上与我们一部分同志根据内战运
动战经验，片面了解敌人一些弱点而产生的轻敌心理相吻合。因而虽出发点
不同而达到主张运动战正规战之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在对友关系上则迷惑
于国共合作初期形式的谅解，激于民族义愤，而陷于迷失方向，这就成为新
陈独秀主义的市场，这样就离开了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正确的政策。这样，对
于错误路线的接近一分，必致对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的脱离一分。毛泽
东同志反对了一部分同志的这种迷惘，使这种迷惘尚未达到造成潮流的地
步，而我们一部陷入迷惘的同志，也迅速在实际碰头中间、在敌寇大“扫荡”
和国民党反共高潮中惊醒起来，全部转到正确路线上来，这样才取得了我党
我军的伟大发展。我党过去曾有的政治摇摆往往需要好几年或几个大失败才
能改变，则今天这种转变角度是缩小而迅速的。这是我党的伟大进步，是由
于我党有了伟大领袖的结果，也由于我党一大批干部布尔什维克化程度提高
了的结果。
其次是执行党的正规的创造根据地的路线问题。我们要了解敌寇、顽固
派与我们的斗争，实即是人力物力财力之争，换句话说即是互相争取人民。
他们是以军事力量争取对人民的统治，以达到其压榨剥削之目的。我们是以
军事力量解放人民，以为人民服务为目的。故在军事开展和底定的过程中，
即应动手做群众工作，并适时转到以全力深入组织人民大多数和进一步依靠
群众，这是发展革命的总规律。在抗战时期深入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是根
据地巩固支持抗战的中心关键。离开这一点，一切民主政治的强调，便失掉
了强固的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
我们不仅要了解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还要了解农民革命战争更
是这个武装斗争特点中的特点。我们不仅要了解农民
革命战争这个武装斗争的特点，更要了解这个农民革命战争必须在无产
阶级领导之下，才能顺利发展，达到成功，这更是特点中更大的特点。我们
不仅要了解这个无产阶级领导的特点，更要了解这个无产阶级领导，其本质
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所创造出的中国马列主义，即毛泽东主
义。
这一系列的对中国革命的本质的了解非常重要。我们只空喊懂得武装斗
争的特点，懂得搞军队，搞根据地，懂得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这是无济
于事的。懂得打仗，懂得训练军队的军事专家，并不等于懂得中国革命中的
武装斗争。懂得作农民运动，懂得作地方工作的农运专家，这只是农民工作
的起点，而并不是中国农民斗争的全部。农民与革命与战争相加，加上无产
阶级领导，这才是全面性的东西。现就眼前的抗战来申述一番：抗战本质是
一个农民革命战争，这个战争由国民党领导必致失败，因为他无限制地使用
农民，牺牲农民，不替农民办一点好事。这个战争由共产党领导才能胜利，
因为他能够代表农民利益，一面替农民办事，一面鼓励和组织农民拿起武器
走上政治和战争的舞台。抗战军队和根据地，他本质上是一个农民集团，如
果一味照存留在农民身上的地方性保守性办事，必致难免于狭隘报复而有陷
于孤立的危险。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充分发扬农民伟大的革命作用而
避免其弱点。以处理旧军队、旧国家的观点来处理这个新军队和根据地，必
致陷入空想与事实矛盾的错误迷乱之中。抗战时期的统一战线政策，他本质
是中国无产阶级代表——共产党领导千百万武装农民对国民党资产阶级的一
种联合抗日政策，形式是联合的，立场和界限是分明的。没有这个坚定的立
场，不足以搞统一战线。类似的情况，我党的建设亦复如此。我党多年在农
民群众中的活动，吸收大批农民入党，从农民党员中训练干部，一面提高其
觉悟，一面洗刷其弱点，从照顾农民、教育农民、提高农民，这样建设了我
们伟大的党。毛译东同志指示我们，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建设党是我党进
行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则这三大法宝，无一不以农民革命战争为中心。掌
握这一点，我们进行了伟大的内战，我们进行了伟大的抗战，我们因之以创
造游击队，更要因之以掌握正规军。我们因之以掌握了乡村，更要因之以掌
握城市。我们因之以掌握农业手工业，更要因之以进到掌握工业和进到掌握
现代工业化的水平。我们因之以掌握农村根据地，更要因之以掌握全国政权。
我们党不是农民哲学家，而是农民的领导者。这个领导者首先善于接近农民，
向农民学习，善于为农民利益着想，善于以各种组织形式去组织农民，八路
军新四军是组织农民进行斗争的最高形式，因而善于教育农民，提高农民，
直到农民最后解放。同时更善于以各种人民的斗争去配合农民斗争，造成伟
大的中国革命阵线。过去党内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城市中心主义，由于忽视
农民革命战争或过度和冒险地去指导农民革命战争，便败坏了中国革命。同
样以旧军队经验为中心的单纯军事主义者，他们只有战术头脑、而没有战略
头脑，只有军事头脑而没有政治头脑，只懂得军事技术而不懂得军事政策，
他们除军队而外不知其他，或者口头仅仅知道一点农民或照顾一点农民，而
不知道农民利益实即军队本身利益，而不知道军队来自农民，应该为农民利
益奋斗。他们这种无知，也同样削弱了革命。
这是对毛泽东同志的伟大的中国革命军事政策的一般了解。
六、论毛泽东军事学派
中国共产党在伟大的中国革命长期艰苦斗争中，创造了中国革命的政治
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政策。这是中国的马列主义，这是马列主义运用到中
国革命环境的新的发展和创造。这个中国革命理论与实践的代表便是毛泽东
同志。
北伐革命、苏维埃运动、抗日战争这三次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中国马列主
义者毛泽东同志的政治路线的正确性，他已经成为中国广大人民的政治的精
神武器。这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运用到军事领域，便又创造出中国革命的军
事理论，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完整的军事理论系统，构成了完整的中国革
命军事学派，即毛泽东军事学派［22］。现就这一伟大的理论命题作一番考察，
作为我党我军 二十多年来的军事活动的理论与实践的总结的尝试。
中国在近六十年来的历史上，没有中国民族自己适用的军事学，也没有
出现过具备中国民族军事创造能力的军事家。太平天国出现了革命军事家如
洪、杨、石、李［23］等，出现了反革命军事家如曾、左、李、胡［24］等。洪、
杨、石、李的军事学是产生于农民暴动，有了朴素的游击战、运动战的理论
成就。即就这一点已所向披靡，已使曾、左、李、胡束手无策，最后是在帝
国主义的帮助之下，曾、左李、胡等才能完成其所谓中兴大业。太平天国战
争后，中国民族伟大的军事传统被淹没搁置，让位于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军事
学说。近四十年德国军事学经过日本的改装传入禹域［25］。于是开始了中国
军界的洋泾浜式的买办军事学的新时代。资本主义的外衣掩盖着封建主义的
腐朽实质，从李鸿章、袁世凯、吴佩孚直至蒋介石的新旧军阀主义，只造成
强固的封建性、买办性的恶劣军事传统。近四十年伟大革命领袖如孙中山先
生，虽然半生戎马，仍在德国陆大、日本士官、中国保定［26］的幕僚军事学
中讨生活。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军事学上没有什么贡献乃是一个铁的事实。从
小站练兵［27］起，中国废除绿营［28］和游勇，采用资本主义的军事方法和形
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