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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发展是在四军进入之后，那时不能不形成外地干部占优势的事实。但几年
来的情况变化，当地干部已受过锻炼，这一事实已到了应该改变的时候了。
而且在四军未到之前，华中确有一些开创游击的老干部，如管文蔚［7］、孙象
涵［8］、徐宗田［9］、吴觉［10］及其他许多同志。目前应考虑就才、德、资三
方面的可能性，宽广大胆的在当地去重用他们，加以培养，加以提拔。
六、中央决定将华中前后来延干部计百余名，全部派回华中工作；另从
在延的东南籍贯的团、县以上老干部，调四百名左右来华中工作；还又加调
东南各地的新知识分子约四百名同来。这些干部明春可分批起程。但这些干
部大部应使用在江南，去担任发展工作，并准备就可能派些到闽、赣各地去。
而在江北各地区，仍应尽先录用当地人才。
七、以上是属于战略部署上的一些意见，提出供你们考虑。例如江南情
况是否能囤集众多兵力，其限度如何；江北地区抽调兵力的限度如何，是否
影响到现有坚持和将来配合；以及提拔当地干部和提拔部队老基础的干部的
可能程度，均应防止另一偏向的发生。还有其他未想到的事情甚多，请你们
详加考虑电告中央，再作执行的决定。
注释：
［1］曾镜冰、龙跃，曾镜冰是中共闽浙赣区委员会书记，坚持在武夷山北段的闽
浙赣边区开展游击战争。龙跃是中共浙南特委书记和浙南游击队的领导人。
［2］ 破敌、收京、入沪，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南京，进占上海等大城市。
这是当时的基本口号。
［3］管文蔚、季方、黄逸峰：当时分别是苏中行政公署主任兼苏中军区第二军分
区司令员；苏中行政公署副主任；中共兴（化）东（台）泰（县）地委书记和苏中
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
［4］ 徐海东，曾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红十五军团军团长等要职。一九三九年十
二月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时，在淮南津浦路西古河、周家岗地区指挥反“扫
荡”胜利后，因病重长期休养。
［5］ 郭述申，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二年
参加红军，曾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鄂豫皖省委组织部部长，红二十七军、二十
八军政委、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新四军第五支队政委、第
二师政治部主任等职。一九九四○年调延安中央党校学习。［6］ 周骏鸣，抗日战争
中历任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长、第五支队支队长、第二师参谋长等职，一九四
二年调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7］管文蔚，一九三八年初在江苏丹阳组织抗日自卫总团，该部是新四军江南指
挥部挺进纵队的前身。
［8］孙象涵，抗战初期受党组织派遣回淮北组织抗日游击武装，曾任萧县人民抗
日义勇队副总队长、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七大队副大队长，独立大队、苏皖纵队陇海
支队副司令员兼第一团团长，新四军三师第九旅副旅长兼第七团团长，后任第三师
军工部部长。
［9］ 徐宗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入党，次年参加新四军。曾任国民党第五战区
十四纵队特务支队中共工委书记，他率该部五个大队官兵一七○○余人改编为新四
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第十二团，徐任团长，后调任盐城县县长、淮北行政公署第二
区副专员、新四军第四师政治部敌工部长。
［10］ 吴觉，淮阴人，一九三○年在上海读书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
年转党，曾几度被捕入狱，出狱后，投入苏北的武装斗争，一九四四年以后任淮北、
淮海专员公署专员。
建军报告①
（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日）
一、中国人民在历史上的武装斗争的优良传统（略）
二、我党建军目的是为人民大众服务
我们党为什么要建立军队呢？我回答是完全基于中国人民的
需要。请回想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这一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
过程。首先由于资产阶级的叛变革命，投入反动营垒，煽惑曾参加过革
命的国民革命军队掉头镇压人民。这些军队虽然参加过北伐战争，而其本身
成分、制度、习惯仍保持着军阀军队雇佣性的旧型，故迅速由革命方面转到
反革命方面，成为屠杀人民的工具。当着彼时大革命失败之际，中国革命人
民惨遭屠杀的悲惨情景，逼迫着我党为了保护人民和挽救大革命，不得不领
导人民举行武装自卫。这种武装自卫的尝试，便是我党独立建军的根源。假
如当时我党不独立去拿起武装，则人民之被屠杀压迫，将无止境。中国大革
命的传统，将被腰斩，必造成日本帝国主义更顺利协同国内反动派来宰割中
国人民的机会。就是十年之后，一九三七年的“七？七”抗战能否爆发，尚
属疑问，我们是可以推想得到的。这一段举行革命自卫而建军的历史，只是
中国人民武装自卫的神圣权利之正当取得。国内反动派多年不断对我党这一
革命行动进行指责，诸如“暴徒行为”、“暴民专政”“叛军奸军”等污蔑
咒骂，这是毫不足怪的。因为要求我党主张中国人民俯首贴耳，听从反动派
的血腥屠杀，是永远做不到的。
那么，我党被迫建军，又是建立哪一种军队呢？因为我党所处的被压迫
的在野地位，故不可能采取一如西欧各国国家式的建军规模。因为中国革命
的艰苦性，以分散的农村作为革命的起点，故又不可能采取招兵买马、招降
纳叛的中国封建式的集队方式。我们的建军是走的中国广大人民的武装斗争
的光明的建军大道；由人民的武装反抗转到广泛进行游击战争，再进到革命
根据地的创立和正规军团之出现。因此，这支军队，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
民一道的集体创作所共同培养出的一枝革命鲜花。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从低级到高级、从无数农村集合成强大的根据地，再发展到全国，出现于抗
日战场。这一支军队离开人民不能存在；人民离开这支军队，也同样永远处
于被压迫的地位。因此，为人民服务，建立与人民的鱼水关系，就是这支军
队从呱呱堕地直到今天的根本属性。因此，建立一支为中国人民服务的军队，
是我党建军的根本目的。这支军队的名字，便是今天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因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是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所以表现出他本身的民族性
和民主性的双重特点。在抗日民族战争中，他不像某些军队退却逃跑，或大
批叛国投敌。他八年来能在敌后忍受无比的艰苦，胜利执行对抗敌寇的任务。
① 根据一九四四年五月十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立即准备“七大”的决定，以朱德为召集人的“军事问题
报告委员会”（陈毅为委员之一）在延安成立。陈毅受该委员会的委托，于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日完成了《建
军报告》（草稿）。但由于几个月来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关于提议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问题已
成为国共谈判和“七大”政治报告的新主题。七中全会遂决定“七大”的各报告由只对内不对外转为对外
对内兼顾。因此，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七中全会主席团的参与下，军事问题报告委员会确定另起草《论解放
区战场》以代替《建军报告》。但是《建军报告》（草稿）是有其重要史料和学术价值的，故节录收入本
书。
这种民族气概的伟大表现，正是从为人民服务这一基本属性而焕发出来的。
我们看抗战以来国民党军队投敌总数，达八十万以上，两相比较，便不难了
解这些投敌军队不简单由于上层军官的不肖的缘故，而是由于那些军队本身
的雇佣制度，是靠个人作用来维系的缘故。另外又如全国人民切身感受的不
守军纪，摧残人民，是中国大多数军队的一般现象；而八路军、新四军所表
现的与人民合作的亲切关系，则是很自然的流露。这中间的区别，在于八路
军、新四军多年来均是献身争取民主斗争的战士群体，而不是摧残民主的工
具，这也是从为人民服务这一基本属性而焕发出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一贯
坚持和厉行为人民服务这一铁则，故能在中国的民族与民主双重事业中历经
锻炼、经过胜利，也经过失败，也经过胜利和失败的反复，而屹然立于不败
之地。八路军、新四军之不愧为民族先锋和民主战士，便被中国的历史事实
所确定了！
我再就八路军、新四军的本身工作来证明上述的分析。通常观点，军队
是以打仗、进行军事业务为唯一工作，其他事项，军队是不理会的。然而自
成立之日起，八路军、新四军既于打仗的军事任务之外，还得从事政治宣传
工作，群众动员工作，还得从事经济生产解决自己的供给装备诸种工作。军
事、政治、生产三大任务，是八路军、新四军的日常工作。这样的军队不能
不是突破历史的、古今稀有的新型军队。入伍为兵，退伍为民，来自生产战
线，回到生产战线，变军营为学校，变破坏为建设，军队放在人民之中，不
放在人民之上，从人民中来，回到人民中去，于是中国旧军队脱离群众的一
切恶习，便一扫而空。华北、华中敌后人民推称：“八路军、新四军是中国
人民的子弟兵团”。这正是根据八路军、新四军的行动，在长期体验中发现
本质的论断。这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共产党与这支军队的关系又是如何呢？回答是：十多年来，这支军
队均在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之下进行活动。这支军队是在我党抚育之下长大起
来的。他与我党有“不可须臾离也”的密切关系。党与军队这种关系，国内
曾有人致非难之同，提出“军队国家化”的要求。我想就这个问题作一番研
究。我首先认为人民鉴于国民党军队业已变成个人专政独裁的工具，因此要
求改变党军的办法。这是有根据的，正可以提供国民党方面作深刻反省。但
如果这种片面主张，把它一般化，则其弊害不可胜言。我认为世界有两种党
军，一种是希特勒式的党军，一种是八路军、新四军式的党军。希特勒式的
党军，是建筑在愚昧欺惘，对领袖盲目服从的基础之上，其目的在消灭民主，
征服世界。这种党军，不得不变成德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灾难。这种党军
不仅应该深恶痛绝，而且应予以彻底消灭。这是世界公论，己成为全世界将
要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