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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毕节城，住着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他叫周素园，五十七岁，清末秀才，是辛亥革命时期贵州反清举义的领导人，担任过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云贵川总司令部秘书长。1925年退出军界。在西南地区有很高的声望。红军来毕节前，国民党政府专员莫雄专程拜访周素园，劝他跟其一起逃走。
周素园说：“我不走。要走，你就撤走算了，不要跟红军为难。何况，你们也打不赢红军。贺龙是一员虎将，你莫去拿鸡蛋往石头上碰。”
红六军团占领毕节后，有的红军干部到周素园家里去。出乎意料，这位当过大官的人，居然没有多少家产，却有相当多的书。他们惊奇地发现，在众多的书中，还有国民党明令禁止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有的已被这位老先生批注得密密麻麻。他们很纳闷，告诉了政委王震。王震听了，邀请了已担任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夏曦同去拜访。
寒喧之后，王震问道。“周老先生，你当过大官呐，红军来了，你为什么不走？”
周素园微微一笑，回答说：“我当过大官；可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又没发过不义之财，没得什么家产，两袖清风，我怕什么？何必跑呢！”
王震又问：“你怎么还有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呀？”
“孙中山革命失败了，如今的中国乱成了这个样子，我总该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吧？”周素园回答说：“你大概不相信吧？我研究马克思的学说足足有十年了。我看，马克思讲得是对的，我相信他的理论。可惜人老了，只能是纸上谈兵喽！”
夏曦问道：“周老先生，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啊！现在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抗日反蒋，不知老先生赞成不赞成？”
周素园说：“当然赞成！我完全赞成！”
王震、夏曦十分感动，把周素园的情况向贺龙作了汇报，并建议说：“总指挥，把他请出来，怎么样？”
贺龙说：“对，王胡子，不清这样的人出来，我们清谁？我去请。”
周素园真的被贺龙请出来了，当了贵州救国军总司令员。这位老先生一出任，立刻团结了一些上层开明人士，工作很有成效。
周素园同云南的一些头面人物是很熟悉的。贺龙、任弼时请他给云南的龙云、孙渡写信。老先生欣然同意。他在给孙渡的信中说：“蒋介石派中央军嫡系万耀煌，樊嵩甫等进入云南、贵州来打红军，也叫你们打红军。红军是那么好打的吗？退一步说，即使你们把红军打败了，也是两败俱伤。万、樊将挟天子以令诸侯，那时的云南，还会是你们的。假道灭貌，史有明鉴。”后来，孙渡在威宁按兵不动，使红军可以侧重对付东面的敌人，不能不说是这封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红军撤离毕节时，贺龙对任弼时说：“周素园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跟我们一道长征，他是受不了的。这位先生为人刚正，影响又大，让他留在毕节也不合适。我看可以请他转到香港去，为我们党做些统一战线工作，发挥他的长处。”任弼时认为贺龙想得周到，表示赞同。贺龙便派人向周素园转达了他们的意见，并给他送去一批黄金和银元，作为他到香港之后的生活费用。
周素园甚为感动，老泪纵横。他说：“我在黑暗的社会里摸索了几十年，想为中国作些贡献，但是到处碰壁。现在我参加了红军，才看到了光明。请告诉贺龙同志和其他首长，谢谢他们对我的关心。我周素园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里头。”
贺龙知道以后，高跷大姆指说：“好啊！有骨气，我佩服，我赞成这样的人。就是拿出十八个人不去打仗，专门照顾他，我也要抬着他长征。我就同他同生死，共患难喽！”
周素园跟随红军长征到了陕北。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高级参议。1938年，因年老体弱，返回了原籍。全国解放后，曾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毛泽东在延安曾多次与他畅谈，称他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同志。”
红军在黔、大、毕地区搞得如此红火，蒋介石怎能听之任之。他从南京飞抵贵阳，部署“围剿”。他下令贵阳行营主任顾祝同指挥五个纵队进攻二、六军团，郭思演、孙渡两个纵队从东西两面防堵，川军杨森、李家钰沿长江布防，阻止红军北上。
大军压境，来势汹汹，怎么对付？中共川滇黔省委和军分会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对策。大家认为，红军在黔、大，毕地区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并未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未消灭其有生力量。目前，东面敌人已占领黔西、大定，三路敌人靠拢，紧逼毕节。敌人总兵力已达一百二十个团，我军处于不利形势之下，因此，会议决定主动撤离毕节。可是，向何处撤退呢？因为不久前朱德、张国焘曾来电报指示说：“1．目前时局将有大变动，日在华北将努力夺取北端五省；上你们即可单独行动，暂不宜渡江，即在黔、滇、川、湘、鄂广大地区作运动战，建立你们的新根据地。”所以，大部分人主张转在黔南安顺地区，建立临时根据地，以观时局，如有大变动，再东进湘黔边境。这样，二、六军团便于2月27日退出毕节，进入乌蒙山区。
乌蒙山南北走向，纵越云贵西省，平均海拔二千公尺，山高谷深，人烟稀少，气候恶劣，且多瘴疫。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与敌周旋，其困难是可以想见的。顾祝同见红军进入乌蒙山，立即调动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三个纵队从东面追击二、六军团；李觉、郭汝栋二个纵队阻止红军从乌蒙山南出；云南军阀龙云，既怕红军西人云南，又怕蒋介石“假道灭（豸虎）”，为保云南，他将孙渡纵队全部放在昭通、咸宁地区，以逼迫红军北走四川；四川军阀呢？也怕红军入川，于是，将杨森，李家钰等十几团在川南沿江布防。
在这样的形势下，红军进入乌蒙山以后向何方行动？贺龙说：“怎么行动？先在山里打转转，看情况再说，先想法子南去安顺，如果不行，干脆向西，把敌人尽量往西调，我们再往南去。”
然而，敌人也不是吃素的。李觉很快堵死了南进安顺的道路，跟在红军后面的樊嵩甫的先头部队竟前出到了二、六军团的左前方。贺龙说：“南下不行了，向西有孙渡，我们走西北，那里的川军远在金沙江，还来不及过来。想办法把追我们的几个纵队往西北方向调，看看能不能敞开南面或东面的道路。”
红军向西北方向一动，顾祝同误认为红军要过金沙江。他命令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三个纵队转向西北。看准这个机会，贺龙马上指挥二、六军团东向镇雄，希望从这里脱出敌人的包围。红军从西北突然东去，顾祝同以为红军被追得筋疲力尽，走投无路，开始瞎闯了。他命令尾追的三个纵队全部东进。当贺龙从敌人的两名逃兵中得知万耀煌亲率其十三师从章坝向镇雄连来时，他当机立断，来了一个大杀回马枪。他命令红六师十一、十二团到章坝迎敌，要求他们拉得猛，打得狠，把敌人打乱。“逃跑”的红军突然杀了回来，而且一下子冲进了万耀煌的司令部。这是这位纵队司令万万没有想到的。他的部队一下子被打乱了，几乎失去了控制。万耀煌自己在溃乱中只身逃脱，免于一死。郝梦龄纵队拼命赶来援救，贺龙立即命令二、六军团向前急进，摆脱敌人。
就这样，贺龙指挥二、六军团在乌蒙山中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南，一会儿又向西北，拖着敌人辗转手里，搞得顾祝同蒙头转向，拖得万、樊、郝三个纵队疲惫不堪。
但是，这种整天有一百几十个团跟在后面的大回旋战，是一种在被动中求主动的仗，打起来非常艰苦，尤其在贵州这样的高寒山区。贺龙的脚板底上裂了一寸多长的口子，露出渗血的嫩肉，每迈一步，疼得全身发抖。一到休息，他就坐在山坡石头上，给伤裂的脚板挂些油，用火来烧牛伤口，痛得他脸色发白，满头大汗，但他紧咬牙关，一声不响。后来，油用完了，就直接去烧伤口。你想，一个全军的最高指挥官尚且如此，其他指战员的艰难困苦就可想而知了。
人有旦夕祸福。偏偏在这个时候，任弼时的肺病犯了。贺龙很着急，他把红二军团的卫生部长、有关的医生、护土还有副官都找来了，十分严肃地说：“你们要照顾好任政委呀！你们晓得，不是他带着六军团，带着电台，冲破敌人封锁来和我们会合，想想嘛，我们就是离群的孤雁啊！大家一定要照顾好他，他是有水平，有正义感的中央代表啊！”
卫生部长说：“你放心吧，我们一定照顾好任政委。”
贺龙点头说：“那就好，我是怕你们马马虎虎出了毛病。”
其实，他还是放不下心。有时，总跟在任弼时的担架旁，拄着一根木棍，摇摇晃晃地走着，还不时给任弼时讲点子笑话，好象他自己什么事也没有，其实，他的脚正在流血。
夏曦就是在这一次大回旋战中，溺水牺牲的。
一天，贺龙召开了军分会会议。贺龙在会上说：一我们的情况不妙啊！后面的郝梦龄、万耀煌跟得紧，南面的李觉也赶了过来，北面的樊嵩甫正在向这边靠拢。在乌蒙山，敌人越聚越多，包围越来越紧。我们的部队已经非常疲劳，不过，敌人的情况更不妙。他们从湖南、湖北、四川过来，让我们拖起跑，罪受得比我们多。他们又只听顾祝同一人的，行动常常不一致。现在敌人主力大部分被调动到我们的北面和东面去了。顾祝同还以为我们快垮了，有点骄傲了。我看，时候到了，应当从敌人的空隙中钻出去了。要迅雷不及掩耳，跳出包围圈，把他们留在乌蒙山。我们尽快进入云南，桶一捅龙云这个马蜂窝。”
大家同意贺龙的意见，经过讨论，决定从郭汝栋和樊嵩甫两个纵队的接合部向西北方向突围。贺龙强调，他们的接合部虽是个薄弱点，但也要十分小心，秘密突围。根据贺龙的命令，各部队马裹蹄，人衔枚，从郭、樊两纵队的夹缝中，突然跳出包围圈，兼程急进，在昭通、威宁之间，穿过孙渡的防线，直奔滇东，使顾视同指挥的那几个纵队在乌蒙山中白白地疲于奔命了一个来月，一无所获。
乌蒙一月，是二、六军团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以来，处境最危险的一次，许多老同志事后想起来都有些后怕，但是，却在贺龙、任弼时他们出神入化的指挥下，硬是将十几万紧迫不舍的敌人远远甩开，化险为夷，二、六军团依然保持着他的完整性。这的确是指挥上的又一次“神来之笔”，无怪乎毛泽东要大加赞赏。
1936年3月，二、六军团在盘县、亦资孔地区进行了休整。朱德，张国焘两次来电报，要求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因此，军分会经过慎重研究，决定经普渡河在元谋渡江，而后沿华坪、永北北进。万一过不了金沙江，可向澜沧江方向游击。
肖克对于决定渡江北上的情况回忆说：“这时我们对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张国焘闹分裂及中央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当时我们还想在滇黔边站住脚，虽然查明来包围这地区的敌人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