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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3月末，国民党集中了十五个团的兵力进行“清剿”，企图与红三军决战。在强攻京山县中损失很大的红三军全力奋战，从3月3O日上午到4月5日，在瓦庙集一带与数倍于自己的敌军进行了七天激战，歼敌二千余人，但是，红三军也消耗了二千余人，弹药消耗甚巨，已无法补充，战斗力大为削弱。无可奈何，只得赶快撤退。国民党军前敌指挥官徐源泉说：“红三军历年所得之于国军之兵器及弹药耗子斯役殆尽，而肃清鄂中区匪患之成功，实基于此役。”他的话，虽在自我吹嘘，但他说的红三军“兵器及弹药耗于斯役殆尽”，却是事实。这是一场毫无价值的消耗战。可笑的是，夏曦竟自我夸耀说：“象这样七天七夜持久剧烈的战斗，是在中夏路线领导下的二军团所绝没有的”，“是执行国际路线在中央分局领导下的红三军转变的成功”。夏曦还强令贺龙“用布尔什维克的速度进攻”。贺龙简直哭笑不得，命令又不能不服从，无可奈何地率领红三军再次进逼敌占城镇，继续打那兵书上最忌讳的消耗战。
到了6月间，蒋介石成立了“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自兼司令，调集五十万大军向红军发起了第四次“围剿”。进攻湘鄂西根据地和红三军的是其左路军十万余人。他们企图将红三军压迫至长江、襄河之间，一举歼灭，彻底“铲除”洪湖根据地。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夏曦不仅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反而依然命令红三军不停顿地进攻敌占城镇。更严重的是，就在这时，在根据地和红军中全面地大规模地开展了“肃清反革命”运动，诬杀了大批有经验有能力的忠贞干部。红军和根据地从此陷入了外有强敌压境、内有自我摧残的危殆局面。
面对这一切，贺龙忧心如焚，但是，俗话说，胳膊扭不过大腿，他这个新党员简直一点办法也没有。贺龙后来叙述说：
“在敌第四次‘围剿’第二阶段，我们提议把主力转到外线去，逼近应城，威胁武汉，敌人一定会撤。这样，不仅可以开展襄北的斗争，也可以巩固洪湖老区。贺炳炎、宋盘铭已经在襄北组织了独立团，但夏曦不同意。他要寸土必争，在洪湖内部打，要段德昌去筑碉堡。段德昌一面筑碉堡，一面笑，为了这事，德昌还受了处分。”
但是，眼看红军和根据地愈来愈走入绝境。贺龙不甘心，不管夏曦高兴不高兴，不断向夏曦提出建议。他后来说，除了打仗，这也是他唯一能做的事，接受不接受，全在夏曦。
后来，夏曦决定分兵。红三军一部分及洪湖中心区各县地方武装，由夏曦直接指挥，固守根据地；一部分由贺龙、关向应率领转入敌后，钳制敌人。贺龙后来说：“当时，我就估计一定要失败，为什么？第一，分兵不对头，指挥不统一。实际上大部分兵力留在根据地，除七师、警卫师一部分、军委警卫营外，留苏区的还有各县警卫团、警卫营，都是很能打的队伍，可是，夏曦搞寸土必争，做碉堡，使部队分散挨打；第二，大搞‘肃反’，人人诚煌诚恐；第三，真正的反革命——地富分子又进入根据地了。这些人有船，就坐船以群众面目渗进来，因为有这种估计，所以，我在转往外线时，就告诉谷志标把地图带上，可惜地图后来丢了。如果地图在，后来我就不会在伏牛山中走了一个礼拜。”
红军一分兵，搞寸土必争，固守根据地的红军遭到了毁灭性的损失。夏曦把电台都丢了。从此，与中共中央失去了电讯联系。从1927年秋，经过多少人奋斗牺牲创建起来的湘鄂西根据地，全部被第三次“左”倾路线葬送了。夏曦只得逃出洪湖，去找贺龙。
贺龙率领红三军在应城、安陆、随县、枣阳之间，避开强敌，时分时聚，采用游击战与敌周旋，保存了红三军的这一部分力量。当夏曦找到他们后，他们才知道洪湖根据地全部丧失了。这给红二军广大指战员打击太大了。红三军大部分是洪湖地区的人，他则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创立了这块红色根据地，如今竟这样白白地丢失了，准不痛心？因此，强烈要求打回洪湖去。这时的夏曦，已经完全失掉了信心，不同意打回洪湖去。
贺龙默默无语，思潮起伏。他想，洪湖根据地的丢失，强敌当前，固然是一种因素，但最主要的，还在于领导者的错误。他自己是分局委员、红三军军长，可是，对此却无能为力，心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痛苦，常常仰天长叹。
夏曦得知红四方面军主力已经撤离了鄂豫皖苏区，便决定红三军绕道豫南、陕南转往湘鄂边。
数月以来，红三军被强令“不停顿地进攻”，减员甚多，弹药消耗极大，部队疲惫不堪，而且，又要不断进行“肃反”，弄得人人自危。红三军成了一个军心不稳的疲惫之师。这样的部队，要在敌军前堵后截之中，在反动派统治严密的敌占区长途远征，其艰难险阻是可以想见的。
红三军所到之处，村寨紧闭寨门，群众逃避山林，红军无处宿营，只能露宿郊野。时值严冬，部队缺衣少被，给养匾乏，人员疲惫，减员猛增。进入伏牛山后，每日以百里的速度行军，仍不能摆脱敌人。
贺龙把贺炳炎找来说：“我们非设法打个胜仗不可。你带一个团去埋伏在觉春附近的山口子上，打一次伏击。一定要打胜。”
贺炳炎不辱使命，打了一个好仗，消灭了一部分追来的敌人，使敌人被迫暂时停止了进攻。红三军才得以喘口气。红军长途跋涉，走到陕南武关附近。这里驻有敌人一个旅，附近还有二个旅。贺龙对参谋长唐赤英和独立师师长王炳南说：
“我看，要打一下武关，这是对我们红三军的一个考验，一定要打胜。不打胜仗，我们就没法通过呀！”
他亲自来到独立师作战斗动员。独立师一鼓作气，歼敌一个营，打下了武关。从此，红军才取得了一点主动。
到了12月底，在敌人追击围堵中，红三军翻桐柏山，进伏牛山，跨越七千华里，终于到达鹤峰县境，但是，一支近两万人的部队，这时，只剩下了九千人。
到了鹤峰，贺龙憋不住了。他强烈要求召开分局会议，讨论今后行动方略。夏曦同意了。召开了一个只有他和贺龙、关向应三个人参加的湘鄂西分局会议。中共中央派关向应来洪湖，是让他参予中央分局的领导，担任湘鄂西军委主席和红三军政委的，可是，夏曦实际上只让他当了红三军政委。
在这次会议上，贺龙首先提出，应当讨论三个问题：一是恢复湘鄂边根据地和整顿红军；二是打下一个县城，以便休整部队；三是停止“肃反”。贺龙对夏曦说：
“现在，湘鄂边的根据地已经不复存在了，只有几支人数不多的游击队在艰难地坚持斗争。目前，首要的就是恢复湘鄂边根据地，以鹤峰为后方，向比较富庶一点的湘西地区发展，先夺取桑植，为疲惫不堪的红军找一个适于休整的地方。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整顿红军，停止正在搞的‘肃反’，不然也无法整顿。”
夏曦闭着眼直摇头。人家发言，他闭着眼睛，这是他的一种习惯。他说：“恢复根据地我同意，但不能停止‘肃反’。”他认为，洪湖失败的原因是“暗藏在党、苏维埃和红军中的大批反革命、‘改组派’的破坏”，主观上，是我们“对反机会主义斗争不彻底和对反革命的党警惕性异常不够”。他提出，要在红三军中进行清党，审查党员，重新登记，“肃反”必须彻底进行下去。他指责贺龙说：
“你要停止‘肃反’，说明你思想右倾。”
关向应劝说道：“老夏，目前红军处于极为困难的时期，‘肃反’还是停下来吧！”
贺龙说：“‘肃反’先停一个时期，以后有反革命可以再肃嘛！”
夏曦不高兴了，大声说：“你们不用再说了。‘肃反’是中央的部署，也是我们现实的需要，一定要搞下去。大批‘改组派’在部队里，还有好吗？”
会议不欢而散。
贺龙一肚子火，晚上，他去找关向应。对他说：“夏曦这样霸道，怎么行？你来当书记，我们开个会选一下嘛，选出谁，谁当书记。”
关向应马上变了睑。批评说：“老贺，你怎么能这样？这是无组织无纪律嘛！”
贺龙无可奈何，有苦难言。他只得率领红三军去恢复苏区。1933年1月，占领了桑植县城。
“湘西王”陈渠珍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给贺龙写了一封信，要求红三军不要打他驻在桑植一带的周文卿旅，作为交换，他可以把大庸等几个县让出来。
贺龙拿着信去找夏曦、关向应。
那知，夏曦大怒，说：“陈渠珍这是在玩手段，你也相信？”
贺龙耐心地向他解释，说：“目前，红三军极度疲劳。弹药很少，又没有冬衣，草鞋都没得穿，粮食也十分困难，很难去和敌人作战，更没有取胜的把握。在这种情况厂，利用一下敌人的内部矛盾也是可以的。我们同陈渠珍暂时妥协一下，争取一个休整时期，有什么不好？”
关向应也说：“老贺的意见，我看可行。”
为了增强说服力，贺龙提议把宋盘铭、段德昌两个委员找来，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
段德昌、宋盘铭赞成贺龙的意见，他们要求复海点头答应。
夏曦对此十分恼怒，使出了他惯用的手法：扣大帽子。夏曦说：“我看，你们这是右倾，是革命不彻底的表现，我不能同意。”
他动用“最后决定权”，强令段德自去进攻周燮卿，结果，是可以想到的：打不过人家。红军只好从桑植撤回鹤峰。可以争取到手的地盘，被夏曦葬送了。红三军又一次陷入了被动之中。
谁也无法了解夏曦是一种什么心态。过了几天，1933年1月下旬，他突然召开中央分局扩大会议，除了坚持继续‘“肃反”外．又提出了要解散党、团组织，“创造新红军”的主张。这使与会请人感到愕然。他们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一致表示强烈反对。
贺龙站起来说：“你要解散党，我不同意。我在旧军队时就想参加共产党，到南昌暴动以后才加入。我只晓得红军是党领导的，你怎么可以解散？”
段德昌勃然大怒，说：“你把红军搞完了，苏区搞垮了，又要搞垮党，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罪人？”
宋盘铭也说：“我从小被送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加入党。解散党，我不能同意。”
夏曦把脸一板，满脸阴沉，站起来就走。会议没有结果。
党组织没有能解散，“肃反”却越搞越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