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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个月，贺龙带领这九十一个人下山了。
贺龙胆大心细，谋多智机，打起仗来，常常出人意料，所以，有人说，贺龙打仗真邪！
利川县有个汪家营。这里驻有国民党的一个团防队，一百多人，三四十条枪。团总姓李，是哥老会的首领，在这一带称王称霸，无恶不作，群众恨之入骨。
贺龙化名王胡子，带着队伍来到这里。还没有到汪家营，这位姓李的团总便派了一个徒弟前来传话，说：“是来投奔大爷的，大爷欢迎；不是的，请赶快走开。”红军战士们心里明白，这是要红军投降的通谍，一个个都在暗暗地准备撕杀，可是，贺龙却满口答应。说：
“我们正是来给大爷请安道喜的、请老哥回去报个信，说过一会王胡子登门造访。”
来人高兴地走了。
有人生气地质问贺龙说：纲测整顿好的队伍，怎么白白送给敌人呢？”
贺龙什么也没说，眨眨眼，“嘿嘿”一笑。
知道他心中有计的李良耀警告他说：“胡子，人家人多论多，不好开玩笑的。”
贺龙笑着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闹革命，就得担点风险呀！”接着，就摆出了他的那套“智取”的办法。大家听了才放心地大笑起来。
贺龙对大家说：“到什么山，砍什么柴。为了积蓄革命力量，我们不能太老实。该用计就得用计。只要大家拿出点办法来迷惑对方，就能成功。我们有九十一个人，七十来条枪，只要事先不露声色，这个计划是可以实现的。”
于是，大家又凑在一起详细地研究了一番。
他们走到镇口，就听见三声炮响，一队人手持长枪涌了过来。
一个袍哥上前抱拳说：“各位，大爷有请。”
贺龙镇静地带领大家走进了镇子，来到一所大宅子的门前。好家伙，从大门到堂屋，密密麻麻站着两排手握步枪、虎视眈眈的团防队员，真是威风凛凛。
贺龙小声招呼说：“记住，按计划行事，不要慌，沉住气。进去！”
他把一半人留在大门外，带着另一半人分成两排，鱼贯而入。走到院子里，贺龙一捅王炳南。王炳南突然大声喊道：
“既是朋友，何必刀枪相见？”
坐在堂屋里的老团总只得假意高喊：“贵客来访，谁让你们拿枪的？快给我架起来，两旁侍候。”
随着一声“请”字，贺龙率领王炳南等几个人跨进了堂屋。其余的人，分两排站在院子里，望着那些架起枪来的兵丁。贺龙按照哥老会的规矩，行礼完毕，拱手坐下。就在这时，王炳南抽出匕首，迅雷不及掩耳，猛刺团总，只听“咕咚”一声，这个作恶多端的家伙栽倒在地。几乎在同时，院里的红军战士，迅速缴下了团丁们的枪。
贺龙站在廊檐下宣布：“我们是红军，专打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今天是来除掉你们这个团总的，他作的坏事太多了，和你们团丁无关。你们当中，愿意参加红军的，我们欢迎；不愿意的，可以回家，安分守己当老百性。”
这一次袭击汪家营，红四军又扩大了几十个人。
在下山的时候，红四军前委就拟订了一个尽力扩大红军、医谋发展的计划。在堰垃，他们已经得知，鹤峰县邬阳关有个叫陈宗渝的共产党员，领导着一支名曰“神兵”的队伍。贺龙决心书他们吸收过来。他在前委会上说：
“这些‘神兵’大都是一些农民，阶级弟兄。只要用革命的道理启发他们，一定会参加我们的队伍的。何况，领头的听说是个共产党员。”
因此，下山之前，前委决定派前委委员汪毅夫先行邬阳关，了解情况，进行联络，所以，消灭了汪家营团防队之后，贺龙便率领红四军直奔邬阳关。
所谓“神兵”，原是湘鄂边一带的贫苦农民用迷信方式组织起来的自卫武装。主要目的，是在这军匪蜂起的乱世保卫自己的家乡。他们平时都是种地的农民，打仗的时候，铜锣一响，集中起来，头上捆红带，身上系红绳，喝了朱砂，整装待发。他们以为，这样就能得到菩萨的保佑，刀枪不入。一声令下，呐喊着蜂拥而上，气势逼人。陈宗渝带领的就是这样一支武装。
这一带，不少“神兵”都被地主豪绅所控制，成为官府的帮凶。陈宗渝的“神兵”却不同，他们不抢老百姓东西，不杀受苦人，专跟国民党官府作对，在邬阳关一带颇受群众拥护。但是，他孤军奋战，非常困难。只因为邬阳关地势偏僻，远离敌人统治中心，才得已勉强生存，所以，对汪毅夫的到来，十分高兴。陈宗渝说：“我盼望贺军长赶快来，好让这支队伍有个奔头。”
12月对日，贺龙率红四军到达邬阳关以后，这支有三百来人的“神兵”，便成了红四军的一部分。贺龙不想在红军中保留一支有迷信色彩的队伍。他给陈宗渝的“神兵’大队改名为特科大队，可谓煞费苦心。当然，光改名还不行，还得进行改造。贺龙深入“神兵”大队，耐心地动员他们逐步放弃种种迷信行为。
他对“神兵”们说：“红布包头要不得啊！你太耀眼，打仗不正好给敌人当靶子吗？朱砂这东西，吃多了，对身体是有伤害的。”
陈宗渝说：。不让红布包头恐怕不行，是否一律改成青布包头？喝朱砂，军长说不好，我看就喝净水，一样可以借到神力嘛！”
贺龙知道，这种事是急不得的，也就同意了。
“神兵”打仗十分勇敢，他们带着长矛大刀，借助所谓“神力”，一窝蜂地吼叫着向敌人扑过去，那股声势十分了得，往往能把敌人威慑住，吓得敌人四散逃跑，有的跪下来磕头投降，但“神兵”们全然不管，照样砍杀。这时候，贺龙便派人跟在后面，高声大喊：“缴枪的不要杀，留下来可以当兵。”
靠这样一点一滴的工作，几仗打下来，“神兵”们就有了进步。陈宗渝光后担任过红四军第二特科大队大队长、第四团团长等职，1931年10月，在桑植样耳坪战斗中阵亡了。
中国的政局是很难捉摸的。到了1929年1月中旬，蒋介石和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矛盾加剧，双方都在准备战争，因此，国民党当局将恩施、鹤峰一带的正规军全部调走了，鹤峰县只留下了一百来人的地方武装。贺龙抓住这个机会，乘隙一举夺取了鹤峰县城，击毙了国民党的县长，消灭了一百来个敌人。
鹤峰城背倚大山，南临一条河，是一个山区小城，冷冷清清。这里盛产红茶，每年红茶出山，才能看到有人做点买卖。但是，对于失败后重新奋起的红四军来说，这是个了不起的胜利：他们终于又有了一个能够落脚的地方了。湘鄂西前委和贺龙在占领鹤峰以后，想的不是喘口气，更不是享受一番，而是马上着手在这里进行建立红色割据的工作。
l月中旬，他们在县城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成立了鹤峰县苏维埃政府，公布了《苏维埃政纲》、《耕田农有法令》，宣布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焚烧地生田契文约，发动群众，开展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中共鹤峰县委也同时成立。到了3月份，农民协会和农民警卫团逐渐建立起来。鹤峰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湘鄂边建立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第一块红色根据地。
在此期间，从上海派人给贺龙送来了中共中央1928年10月4日写的《中央给贺龙同志的信》。信里传达了中共“六大”精神，赞扬了红四军不屈不挠的英勇奋斗精神，并提出：“你们现在的实力并不很强，而龙兄在那里的目标太大，徒引起敌人联合猛力的向你们进攻。若龙兄仍不脱开，减小目标，这部分实力恐终久不能保存而要被敌消灭。中央现在希望龙兄来中央帮助中央军事工作，务望接信后，即在你们现在的群众中选出一位在群众中有相当信仰能作指挥工作的，代替你的工作，同时，中央可派一军事工作同志来任参谋帮助他们计划一切，龙兄即刻启程前来中央并为至要。”
“六大”以后的两年，是中国革命从遭受严重挫折到走向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共中央为了保存红军，一度曾主张红军分散活动，要求高级干部离开红军。中央要贺龙回中央工作，正是这一主张的具体体现。这一时期，中共中央的工作实际上主要由周恩来主持。让贺龙去中央帮助军事工作，也许正是周恩来的意见。
但是，贺龙在湘鄂西地区和红四军中有很高的威望。目前又处于红四军发展的关键时刻，怎么能离得开贺龙呢？也很难找到代替他的人，所以，湘鄂西前委于1929年3月8日回信给中共中央说：“云卿同志因红军无人负责及路途阻隔之故，暂难去中央工作，这并不是云卿不愿意去沪，而是实际的困难。”后来，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改变了要高级干部离开红军的主张。
接到中央来信后，贺龙及前委领导红四军在堰坯、红土坪等地进行整训，传达学习中共“六大”决议，根据红四军中存在的不良倾向，开展了反对军阀主义和“拖队”思想的教育，整顿了党的组织，建立了政治机关，整编了红四军。这时，红四军已达一千余人，枪三百余支，其中包括陈宗渝的“神兵”特科大队。在湘鄂西这个比较落后的地区，要与有严重封建迷信色彩的当地土著武装作斗争，保持这种“神兵”形式的武装，有其特殊的作用。这在红军的建军历史上，也可算是贺龙的一个创举吧！
在整训以后，贺龙指挥红四军纵横鹤峰全境，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使湘鄂边各县国民党地方当局惊恐万分，纷纷向长沙、武汉报警。国民党桑植县代理县长向湖南省政府发出的求援电报说：“贺匪剽悍，全湘著名，职县团防虽多……自守力尚不足，恳速派雄师，剿灭巨匪。”湖北清乡督办向湘鄂两省主席建议，说：“贺龙用兵多诈，出没无常，非双方兜击，不足以绝根株。”于是，两湖当局命令“施鹤七届”清乡司令和桑植、石门两县民团联合“进剿”红四军。这次进攻，两湖当局动用了鹤峰团防头目、湘鄂西民团联防总指挥王文轩部、桑植民团刘子维、向凤翔部，五峰民团孙峻峰部以及桑植、建始的几支团防队共约三千余人，分数路合击鹤峰，企图围歼红四军。
地方民团的战斗力虽不如正规军，但他们大都由地主豪绅组成，既顽固又残忍。这次“清剿”，声势大，人数多，不可小视。怎么对付这次“清剿”呢？在前委会议上，贺龙提出，敌人用优势兵力分几路对我进行包围，如果我们分兵防堵，就会陷入被动，应当集中主要兵力，消灭其一路。他主张，打蛇要打头，可由农民警卫团节节抵抗桑植、石门等县民团，红四军集中兵力打击王文轩部。
贺龙说：“王文轩这个人我很熟悉，当年还是朋友呢！我和顽固派打仗，他保持中立，态度还说得过去。去年我回桑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