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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得知广州政府开始北伐，立即离黔返湘，到达湘西首府澧陵，准备参加北伐，并派鲍君勉为代表，与广州政府联络。7月16日，广州政府任命贺龙为第八军第六师师长，后改任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在北伐军左翼作战。
对于这次北伐，贺龙充满热情。他曾对唐生智派来了解情况的第八军教导师政治部的李奇中说：
“北伐战争是打土豪，打军阀，打外国强盗的，是谋求中国的统一。这正合我的心意。所以，我的部队参加了北戊战争。我以前的想法太狭隘了，以为劫富济贫就等于革命。现在已经懂得，要想大家富裕，不容许少数人发财，必须依靠大家的力量，只靠少数人的力量是做不到的。我的理想是让大家富裕。”
当时，左翼总指挥是袁祖铭，此人乃黔军首领。由于北伐军声势浩大，大势所趋，他便向广州政府提出“恳子收容”。广州政府委任他为国民革命军左翼总指挥，其部属彭汉章、王天培分任第九、第十军军长。然而，袁祖铭对北伐心存观望，只派彭汉章率第九军入湘，其余部队和他本人都按兵不动。贺龙对袁祖铭早有所认识。他在四川讨贼时就说过：“袁大脑壳这个人，又想到南京去买马，又想到北平去捐官，没个主见。”现在，此人两头观望，迟迟不动，使北伐军的整个行动受到不少的影响。贺龙心中焦急，出面敦促左翼各军积极投入北伐战争。他把彭汉章请到院陵，向其表示，只要他们肯出兵，贺某愿为前驱。彭织章在四川讨贼时就结识了贺龙，深为其大义凛然所感动，表示一定出兵北伐。贺龙又利用关系，对投靠吴佩孚的湘军叶开鑫、贺耀祖两个师做了许多争取工作。他策动叶部旅长姚继虞倒戈，投入北伐军；他说服贺部参谋长毛炳文认清大局，不要与北伐军为敌，使贺部军心动摇。
8月，贺龙率部占领常德以后，北伐军司令部决定进行汨罗会战。兵分三路向北推进，命令左翼军出港州，取宜昌、沙市，牵制鄂敌，掩护中路军侧翼。可是，袁祖铭仍在贵州坐视不动，第十军也远在立江，只有第九军第二师杨其昌部到达常德，敌人却已经在荆江地区集结大军达八万之众，准备进攻北伐军左翼。这怎么办？事关大局，贺龙再次挺身而出，联络杨其昌，代表未到常德的第九军军长彭汉章，联名发出讨吴通电，以造成既成事实，迫使彭汉章率师北进。8月中旬，贺部占领临澄，北伐军下令发动总攻。但是，左翼第九、第十两军主力仍在湘西，袁祖铭则在贵州未动，前线只有贺龙的第一师和杨其昌的第二师。这使贺龙忧愤交加。他联络杨其昌，直接致电蒋介石，要求由前来督师的党代表吕超代理左翼军总指挥，迅速指挥左翼军行动。蒋介石接受了他们的建议，终于使左翼军的情况有了改观。
贺龙顾全大局，多方奔走，努力斡旋，反映了他积极参加北伐的心态。
8月下旬，贺龙率师攻克慈利，月末，在逼迫湘军贺耀祖师倒戈以后，进入津市、遭州。
这时，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派共产党员周逸群为队长，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组成的“国民革命军左翼军宣传队”来到第九军第一师。
周逸群，贵州铜仁人，家里是个大地主，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上海创办刊物《贵州青年》，号召拥护孙中山。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考入黄埔军校，是“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贺龙两次驻防铜仁，早知周逸群其人。贺龙的秘书长天仁珊是其同乡亲戚。在严仁珊引见下，贺龙会见了周逸群。
两人一见如故。贺龙笑着说：“很对不起你哟，在铜仁的时候，我们的部队吃了你家谷仓里好多谷子呀！”
“不要紧嘛。”周逸群大笑：“我家的谷子，只怕革命军吃得太少了。越吃得多，越好打仗啊！”
贺龙伸出三个手指头说：“三十多大担啊！我们刚到铜仁，正碰上缺粮，幸好你丈人老于大方，听说我贺龙缺粮，要多少挑多少，还不要过秤。”
“这完全应该嘛！”周逸群说：“我家的谷子都是农民种的。看来铜仁的农民运动不兴旺，否则，这些谷子应该没收，全部交给你们吃。”
听周逸群这么说，贺龙心想，听说黄埔军校，特别是青年军人联合会里有不少共产党，周逸群可能就是个共产党。但他不便直接问人家，那样太不礼貌了。他眨眨眼，问道：
“选群先生，我在铜仁看见过你寄回去的材料，知道黄埔有个青年军人联合会，不知这个组织是国民党的，还是共产党的？”
周逸群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青年军人联合会反对孙文主义学会，反对军阀，反对独裁呀！”
“他肯定是个共产党。”贺龙这样想，于是，坦诚地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诸如，革命政府怎样领导军队？国民革命军为何要设立党代表、政治部和政工人员？宣传队的宗旨是什么？部队怎样整训才有成效，等等。周逸群十分认真地作了详细回答。从他的回答中，贺龙听到了许多带兵以来从未听见过的新鲜事，感努十分兴奋。第二天，贺龙召开欢迎大会，把周逸群和宣传队介经给全体官兵。
他向周途群提出：我想请宣传队帮助办两件事：一是帮助我改造部队。他说，我的这支部队把自四面八方，虽经多次整顿，亦有不少变化，北伐以来，又有不少湘黔边境的地方武装加入本师，人员庞杂，不象个革命军队，急需用新思想加以改造。能不能请广东方面派点人来？二是既是革命军队，就应有政治工作，请宣传队帮我建立政治部和政治工作。这方面我一点经验也没有。
周逸群高兴地说：“很好呀，师座。不过，改造部队不要希望广东派人，应该自己招收一些青年学生，还可选拔部分青年军官，开办一个青年军官政治讲习所。”
贺龙说：“这样好呀！”
他马上决定在随营军官学校基础上，开办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政治讲习所。
在第一师政治讲习所当过学员的丁志、杨伯泉回忆说：“贺龙决定创立政治讲习所开办不久，就在常德招生。在招生广告和录取学生榜上，写的所长是严仁珊（师参谋长），后来，严参谋长军务繁忙，无暇兼顾，就一直由周选群负责。”
“入所前，我们每个学生除考数、理、化等科外，还要写一份自传，填一张表。表上有‘个人在学生中的地位’一栏。录取的学生多数是各校学生会的负责人。举行考试的考场，设在常德城内黄金台附近一所学校里。我和同学喜亚子一起去应考，结果我们都被录取。这次共录取学生一百五十多人，其中多数是湖南各县中学的进步学生，个别的是中山大学、湖南大学、武汉大学的学生，部分是由共产党、共青团组织介绍来的党团骨干（如黄精卫、贵立功等），也有少数黄埔军校第四期的毕业生（如向汉翔等）以及社会青年。还有来自友军师旅长的亲属（如本军第二师师长杨其昌的胞弟和第八军独立旅旅长卢嘉的胞弟）多人。”
“政治课程有《中山主义大纲》、《社会主义大纲》、《世界革命史》、《资本论入门》等。军事课程有小教程，包括《步兵操典》、《阵中要务令》、《射击教程》；大教程包括战略、战术、战斗指挥，步、骑、炮、工、辎重各兵种协同作战，以及防空、兵器、筑城等知识，还有操场式教程，野外演习，实弹射击，夜间紧急集合等训练。”
“每天除六小时政治、军事和军训课外，晚饭后还开展文娱活动或教唱《工农兵大联合》、《打倒列强除军阀》、《少年先锋队歌》等歌曲。《少年先锋队歌》由周逸群教唱。每天晚上开讨论会，每周一至二次民主生活会，检查军风纪。有时还上街开展宣传活动。”
从这些回忆中，可以看出贺龙委托周逸群办的这个讲习所，是在培养完全区别于旧军队的青年军官。这个讲习所在常德招生，到1927年3月在湖北鄂城毕业。这批讲习所出来的军官成了贺龙部队的骨干，是贺龙率领的这支部队能走向革命的基础。
周逸群在一师同贺龙朝夕相处，给贺龙思想影响很大。贺龙感到，周逸群确实是个人才，如果按照他讲的一套来治军，不仅部队能改造好，而且革命也有了办法。他多次在月明星稀的夜晚，独自（口卸）着烟斗，静静地思索着，回顾着周逸群来一师后所做的一切。周选群的种种言行，深感他们共产党人主张好，办法多，勤勤恳恳，不辞辛劳，照他们这一套做下去，很有希望。办讲习所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发现了，这就是他多年来想寻求的东西。他想弄明白的共产党就在眼前。他好象觉得一条新的路就在脚下了。
他清严仁珊通过周选群和常德党部，去找一些左派分子来任教，以便扩大政治讲习所。1926年9月8日，中共《湖南军事报告》中记载：“贺龙近又要我们替他在常德办政治讲习所，我们以政治关系想阻其实现未果。现已派陈昌会主持其事。”陈昌，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他带领一批共产党员和从黄埔军校、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军政人才来到一师，其中有，任总教官的贺澍，政治教官、原湖南工会副主席兼工人纠察队长武文元，军事教官、后来随毛泽东上井冈山的张子清。张子清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上课时公开宣布：“我教的军事课程．如果你们回部队用不上，可以写信骂我张子清的娘。如果在这里学习不及格，那就莫怪我姓张的不批准你们毕业。”
周逸群担任了第一师政治部主任，他领导的宣传队员，除有十人去第十军王天培部工作外，其余二十余人都留在了贺龙的部队里。
贺龙想写一段新的历史。1914年，他参加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他没有参加，现在，却想参加已经找到的共产党了。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周逸群。当时，中共中央有规定，在友军内部不准吸收高级军官入党。周逸群当然不敢贸然表态。他对贺龙说：“共产党是不关门的。只要够条件，时机一到，一定会有人来找你的。”
但是，贺龙这个人，只要他认定是正确的东西，是必须追求的，就会有那么一股韧劲，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要求加入共产党也一样。他并不因为周逸群的婉言而停止、等待，而是不断地要求。有一次，他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有的材料写着我七十次找党，算上历次的要求，我也记不清楚了，没有七十次，恐怕也有几十次吧！”
贺龙的这些变化，引起了共产党方面的注意。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1926年9月20日给中共中央写的《湘区政治报告》中说：
“川黔军在湘西，……其首领袁（祖铭）、王（天培）、彭（汉章）、贺（龙）各不相下，入湘部队实力以王、贺较大……我们的政策：一、促其出湘入鄂，二、在军事上扶贺制王。第一点有三个理由：l．军事上有必要；2。湘政局上有必要；3．离湘是他们的出路。第二点有两个理由：1．我们对他们不能消极，必须拉一个有力者，于袁、王、贺中择一；2．袁在历史上绝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