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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央文件形式向全党通报共和国元帅“生病”挂职，这是破天荒第一次，来得非常突然。但叶剑英早有思想准备，对个人的荣辱升降早已置之度外，担心的只是国家和军队的命运。他认为，毛泽东终于没有把大权交给“四人帮”，而是交给了华国锋，无论如何是一件好事，可以告慰周恩来在天之灵了。
对于叶剑英的被“挂职”，“四人帮”弹冠相庆，发出阵阵狂笑。一切善良、正直的人们则忧心忡忡。许多关心国家大事、爱戴叶帅的同志纷纷打电话、写信给叶帅办公室，问候病情。“叶帅害的什么病？”“身体要不要紧？”叶帅办公室的同志只好悄悄地如实以告：身体和往常一样，很好。但是人们仍然将信将疑，不亲眼看一看，总觉得不放心。
一天晚间，空军副司令吴富善悄悄乘车来了，他一看叶帅没有病便放了心，但仍疑惑不解。
“为什么不让首长干了？”
两位老战友从当前形势联想到过去的艰难岁月，吴富善叹息地说：
“还记得南昌起义失败后，你带教导团南下，路过吉安的情形吗？”
“记得。”
“那时有多困难啊！吉安暴动失败，我们都转入地下，听说你叶师长又回来了，可高兴死了！”
“可那时，国民党军队多，我们受包围，只能偷偷地见你！”
两个人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现在，我是偷偷来看首长的。”吴富善显得很难过。
“怎么是偷着呢？”
“当年你这个师长坐着八人抬的轿子，好威风！现在当了元帅倒不行了！”
“谁说的？他们不要我干，我偏干！谁也不能剥夺我工作的权利！”
吴富善高兴地站起来，敬个礼：“是啊！你还是当年的革命师长，还是我们信赖的老帅，我永远听从您的指挥！”
在耿飚、王炳南、黄华等来过之后，熊向晖也来看望老首长了。他是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某部副部长，主管国际形势的研究。“文化大革命”以来，他经常到叶帅这里来，汇报请示工作。1969 年党的“九大”以后，叶帅和其他老帅受毛泽东、周恩来的委托研究国际形势，向中央提出缓和中美关系、打开外交局面的建议。当时熊向晖奉命提供资料，参加讨论，整理文件，深得几位老帅的信任。1971 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秘密来华，熊向晖以同务院助理的名义，协助周总理、叶帅参加接待和会谈。
熊向晖接到“一号文件”后，心理犯了疑惑：前几天我到那里，见他还好好的，怎么一下子生病了呢？怎么又让别人负责主持军委工作呢？他带着这些问号来到叶帅身边，看到老首长依然那样健康，谈吐依然那样风趣，知道了实情，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四人帮”的摇扇子人物张春桥，也打来电话，虚情假意地要来探望，叶剑英知道了，生气地挥挥手，告诉秘书：“不见！”不过，从此更提高了警惕。叶帅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后再有人问病，要统一口径：“中央文件都说生病了嘛！”
“四人帮”如此造谣老帅生病还不过瘾，继续加紧迫害邓小平和叶剑英。
2 月6 日，军委常委开会，“四人帮”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告，提出1975 年7 月叶剑英、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两个讲话是有错误的。建议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并且要求：“当前，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在深入发展，全军要积极参加这场伟大的斗争。”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深入——喜看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大辩论破浪前进》的记者述评，诬蔑邓小平等老同志“提现代化建设是假，复辟资本主义是真，卫星上天是幌子，红旗落地才是真”，给邓小平戴上了“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帽子，说他是“右倾翻案风的风源”。他们把毛泽东不久前说的话当作尚方宝剑，无限上纲，批判矛头紧紧指向邓小平。
2 月16 日，中共中央下达“三号文件”，经毛主席批示，同意批转中央军委2 月6 日关于停止学习贯彻执行1975 年7 月邓小平、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报告。
2 月25 日，在“四人帮”的鼓动下，经过毛泽东批准，党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传达了《毛主席重要指示》，即由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自1975 年10 月至1976 年1 月多次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3 月3 日，中共中央发出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 要求组织县团以上干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的谈话，主要内容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要不断革命，一百年、一千年以后仍然要革命，“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不能翻案算帐。
对于这些“指示”，叶剑英自然有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对邓小平的批评，他是想不通的。
在中央召开的2 月26 日传达《毛泽东重要指示》的会议上，许多同志对揭发批判邓小平也是想不通的。但“四人帮”寸步不让，硬要“打通”，解决所谓“转弯子”问题。他们恨不得把邓小平“一棍子打死”。华国锋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中央讲了话。
华国锋说：“会议期间还初步揭发、批判了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受了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而犯了错误的同志，表示回去要转好弯子。从会议的进程来看，开得是好的。我们这个会是打招呼的会，不是解决具体问题的会。所以，可以早点结束，早点回去，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起来。”他还提出五点主要要求。
“四人帮”并不和中央唱一个调子，他们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决策，企图彻底打倒邓小平，打倒一大批老干部。3 月2 日，江青擅自召集11 省、区会议，发表长篇讲话，给邓小平扣上“造谣公司的总经理”、“大汉奸”、“买办资产阶级”、“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等大帽子，将毛泽东说的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改为“敌我矛盾”，叫嚷要“共同对敌，对着邓小平”！
他们派60 余人到湖南、江西、福建等10 多个省、各大军区以及外贸部和交通部，搜集整理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华国锋等一大批中央和地方负责同志的黑材料。他们又是开“理论工作座谈会”、又是拍“与走资派斗争”
的电影，势头有如12 级台风！
“四人帮”对已故的周总理也不放过，追悼会刚刚开过，就在新华社出版的内部刊物《参考消息》上编发了国民党特务诬陷周恩来的材料；《学习与批判》杂志竟抛出《读了汪精卫叛国有感》的黑文，将周恩来与汪精卫相提并论。此外，还登载了《梯也尔小传》和《由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 小D的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两篇文章，引经据典，以古讽今，说什么，梯也尔搞复辟，是因为俾斯麦的“授意”；赵七爷的反攻倒算，是因为有“辫帅”张勋的支持，有意影射，在“批邓”的同时，要批周公，往周恩来身上栽赃。此时，上海街头出现影射周恩来的大字报和漫画；有一幅大漫画，画了一顶轿子，邓小平戴着黑纱在抬轿子。《文汇报》还公然诬蔑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走资派”、“孔丘其人”，说什么“孔老二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光明日报》在一篇《孔丘之忧》中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影射攻击周总理，竟把悼念周总理的人们诬蔑为“哭丧妇”，狂叫：“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
是可忍，孰不可忍！
叶剑英此时关在小翔凤5 号院里，每天从收音机中，从报纸上，听到看到“四人帮”如此作践他崇敬的周恩来，心如刀割，但他此时已“靠边站”，只能强忍着愤怒，等待时机。
“四人帮”对周总理的污蔑激怒了衷心爱戴周总理的亿万人民大众。在早春料峭的寒风中，巨龙抬头，人民从侧目和愤懑中开始行动，融熔的岩浆从深深的地壳下迸发而出。
2 月中旬，北京街头出现了“全国人民紧急行动起来，向叛徒、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之流进行坚决斗争”的传单。
2 月下旬和3 月初，在福州、杭州、贵州、重庆、太原、西安、广东等地张贴出《“阿斗”的呼声》、《我爱我的祖国》、《对目前形势和新的历史任务的几点看法》等传单、大字报、大标语和上书毛泽东的信，以及各种各样揭露、批判“四人帮”的文章。许多市、县还出现街头演讲，向“四人帮”公开宣战。
3 月5 日，新华社播发了沈阳部队指战员学习雷锋的报道，全文引用了周总理生前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全国报刊大都原文转载。但《文汇报》却大唱反调，不仅把这一消息挤到了第四版，而且把周总理的题词全部砍掉，事过20 天，《文汇报》又在第一版上刊登了《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们斗》的文章，恶毒咒骂：“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明眼人一看便知，“党内那个走资派”就是含沙影射污蔑周恩来。
《文汇报》这两支毒箭，射在亿万群众的心上，如同火上浇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本来愤懑已极，现在他们热爱周总理的神圣感情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终于拍案而起，成百上千的抗议电话、电报、信件，连珠炮似地射向《文汇报》。于是，一个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巨大火球引爆了，一场伟大的群众抗议运动开始了！
3 月28 日清晨，南京大学数学系数百名师生，抬着周总理的巨幅遗像和大花圈，经过新街口繁华的街道，到周恩来战斗过生活过的梅园新村进行悼念活动。沿途许多工人、学生、干部纷纷加入，汇成南京市民反对“四人帮”
的第一次大规模示威洪流。
第二天，南京的大学生们在街头贴出“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准！”“揪出《文汇报》黑后台！”的大幅标语。同时，过往南京的铁路列车，带着同样内容的大标语，驶往成都，驶往上海，驶往北京。。引起更多干部、群众的共鸣。
3 月30 日，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贴出了第一张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悼词。紧跟着越来越多的人群涌向天安门广场，诗词、传单、标语、小字报、花圈、白花等铺天盖地而来。
初春的一声霹雳，发出了巨大的光和热。
叶剑英看到这希望的火光，心花怒放，他派身边的同志和子女及时了解南京、北京事态的发展情况。出于爱戴周总理的特殊情感。也出于一个诗人的特有气质，他对天安门英雄纪念碑前出现的诗词特别感兴趣。
“四人帮”被群众正义行动之火震撼了。他们胆战心惊，躲在钓鱼台的指挥部里，昼夜密谋，紧急部署，疯狂地进行反扑。
清明时节，反“四人帮”的群众和“四人帮”开始了空前的大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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