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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台已被“英武皇空军”的勇士炸毁了，3 天听不到“聂总部”电台发报了。
情况仍然危急。聂荣臻考虑，隐蔽在常家渠的机关大，骡马多，隐蔽和行动都很困难，特别是中央、总部和各军分区的电台无时无刻不在呼叫，军区的电台又不能回答。这种情况延续下去显然是不行的。同时隐蔽时间延长，七八千人的吃饭就成了问题，要尽快离开常家渠，转移到有利的机动位置去。
为使以后行动灵活轻便，聂荣臻同边区其他领导商定，分散机关、学校和进一步轻装，除分局、边区政府与北岳区党委等主要领导随军区指挥机关一起行动外，其余单位和人员均向几个不同的方向分散活动。军区机关仍按原定计划，转向第四军分区西部滹沱河西岸地区机动。
一分区1 团副团长宋玉琳，自这次“大扫荡”开始后，他率该团部分部队一直跟随军区机关警卫。他清楚地记得，9 月5 日黄昏，部队集合出发。
前进约6 里路，便发现由早平出动的日军正沿着大道向西开进。部队如果再向前进就要同日军遭遇，随即返回常家渠，继续隐蔽。第二天黄昏，部队再度出发，但由阜平西去的日军都宿营在大道上的法华、安子岭、东西下关、大教场一线村庄，堵住了部队往西南方向的行进路线，部队又原道返回。9月7 日晚，东西大道上已没有日军，晋察冀各领导机关和部队的数千人马才顺利地通过了。这就是晋察冀抗战史上记载的“三进三出常家渠”。军区领导机关跳出了日军在阜平至五台一线设下的包围圈后，由龙泉关南下到达漫山。
从漫山向南，到了平山的跑马泉一带。这次遇险，聂司令员几天几夜没有合眼，带着那么多后方机关，那么多人，他压力很大。突出最后一道封锁线，聂荣臻一下轻松了许多。他同陈正湘，还有宋玉琳，登上东西黄泥的大山，朝滹沱河两岸望去，稻子一片金黄，在微风中起伏着。聂荣臻说：“你们看，滹沱河两岸，真是晋察冀的乌克兰，你们一定要把稻子保护好，不能让敌人抢去。”不久，抢稻子的日军，遭到了1 团的伏击，一部敌人被消灭， 另一部敌人仓惶逃窜了。
聂帅忆起这次神奇巧妙而又充满危险紧张的转移时，兴致勃勃他说：“这次反‘扫荡’，更丰富了我们在敌人围攻之下穿插运动的经验。如何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如何穿来穿去地‘走’？这就需要在战役战术指挥上的灵活机动和计划周密。在敌人合击的时候，跳出合围圈的机会要恰到好处，不能早，也不能迟，离敌人不能远，也不能近。过早了，敌人会改变计划，不向老目标而改向新目标合击，等于没有跳出敌人的合围；过迟了，会被敌人咬住，脱不开身；过远了部队太疲劳，再发生新情况，难以应付；过近了，容易被敌人发现，不容易脱离战斗。总的感受是：精干，对进，靠近。部队精干了，行动就灵活轻便，进入战斗快，脱离战斗也快，反之，麻烦就多，危险就大。
对进，是敌人朝我这里来，我就向敌人那里去，因为敌人兵力有限，往往顾此失彼，一般的规律是：敌人出动，我们也出动，在敌人合围圈已经形成而又未合拢的时候，我们恰好跳出去。如果敌人是多纵队多梯队的合击，我们就把部队分得再小一些，跳得更远一些，或接近某一路敌人，即使遭遇了也好应付。靠近，就是靠近敌人，有时甚至近到哨兵能看到哨兵，这样不仅使部队的警惕性高，而且行动的距离短，同时更能及时准确地掌握情况，决心容易下，不致错过有利的时机。这就使敌人天天见，想摸摸不着，想撵撵不走，莫可奈何。”
1911 年冬，寒风凛凛。日军凭借其兵力强大，不甘心“大扫荡”的未果， 于是又对晋察冀边区实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敌人西自娘子关，东至正定，挖了一条宽8 尺，深1 丈，长达200 余里的封锁沟。沿沟每隔三四百米就筑有一座高大的碉堡。另外，从封锁沟向北，宽的地方40 多里，窄的地方20 余里的地带制造了无人区，人被撵走了，房子被扒光了，房架子和砖头被弄去修了碉堡；土墙推倒了，树全都锯掉，井都填死。这就是敌人所谓的“囚宠政策”，妄想困死边区军民。
在日军的“封锁”下，根据地的面积显著缩小，许多房屋被烧毁，残垣断壁触目皆是。加上1942 年罕见的大旱灾，人民群众的吃住都发生了极其严重的困难，许多地方的群众吃树皮、树叶。不少青壮年被敌人抓走，大量牲畜农具遭敌破坏，许多土地荒芜，生产大大下降。部队粮食不足，油盐菜蔬缺乏，不得不以黑豆、麦麸充饥。一个时期，疟疾、痢疾、回归热延续流行，每个连队许多战士患了夜盲症。日用品也极度缺乏，最普通的药品也十分短缺。
那些天，聂荣臻明显地消瘦下来，清晨、黄昏，他那高大的身躯时常出现在窑洞顶的山头上，一会儿手搭凉棚四下眺望，一会儿踱来踱去低头沉思。
聂荣臻在看什么，又在想什么呢？
他惦念着边区人民。当地群众缺粮严重，有的群众不得不背井离乡，出外逃荒，还有一些群众开始上山剥树皮，碾成面面，以此充饥。
他挂记着正在与敌寇征战的将士。由于食粮不足，不少战士昏倒在练兵场上，油盐菜蔬的缺乏，使大批战士患上夜盲症。
部队需军粮，群众要度荒，战马要饲料，这一切，如同千斤担，压在他的肩上。
一天，炊事员采来一篮嫩杨叶芽，拌上仅有的一点玉米渣渣，给聂司令员蒸了一小盆“苦累”（一种把糠菜蒸在一起的代食品）。他端起小盆，凝思片刻，又重重地把小盆放在桌上，他叫住了炊事员：
“这杨叶是从哪里采来的？”
“我们从山坡上的杨树林捋来的。”
他眉头紧皱，为炊事班的举动发了火：
“你们知不知道，老百姓早就断了顿，村里的群众就仗着这些杨叶度荒，你们摘来，老百姓吃什么？”
年轻的炊事员望着司令员威严的神色，委屈地流出了眼泪，喃喃地说：
“这些天，你一天才吃几两粮食，不是谷糠，就是黑豆，连一丁点儿蔬菜都没有，这样下去，您的身体。。”
“你们就只想到我么！你们应该想到边区的百姓，想到那些面黄饥瘦的孩子，想到那些忍饥挨饿的伤病员！”
聂荣臻吩咐炊事员把“苦累”端回去，送给机关的伤病员吃。
他翻着桌上的度荒通报，部队反映的一些情况更使他极为不安：个别连队在度荒中，已经开始组织干部战士上山采摘杨叶、榆叶。
他立即摇起电话，指示军区政治部，迅速起草一个训令：部队所有伙食单位，一律不准采摘杨叶、榆叶，也不准在村庄周围挖野菜，这些东西要留给驻地群众。他神色严肃，斩钉截铁地说：
“人民子弟兵决不与民争食！”
训令很快发了出去。这个特别训令，在边区群众中引起不小的震动。边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和当地老百姓纷纷来到军区司令部，恳请聂司令员收回训令。
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里，满含着深情，记下了这一感人的场面：“广大群众得知这个训令后，很激动。他们找到军区，找到边区政府，找到我，要求收回训令，说得十分恳切。群众说，抗战以前，我们穷人没有吃树叶的权利，因为山上的树，都是属于地主的，地主不准穷人捋树叶。八路军来了，实行了减租减息，穷人才能上山捋树叶了。可是，眼下闹饥荒，为我们争得生存权利的八路军，自己却不能上山捋树叶，这怎么行呢！”
聂荣臻向群众解释八路军的纪律，同时告诉群众，军区领导机关正在想办法解决部队的粮荒问题。为了度过难关，不少干部把组织上照顾自己的一点点保健费、残废抚恤金拿出来改善集体伙食。营的干部取消了乘马，军区和分区的干部也减少乘马，杀掉一些马匹给战士们吃，并送给群众一部分。
为了保证战士健康，军政首长亲自管理伙食。部队内部，党员和非党员的团结也更加亲密了，绝大部分共产党员都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见困难就上，见方便就让。战场上参加突击队的大多数都是党员。日常勤务党员也摊得最多，运粮、打柴党员背得最重，饭不够吃，党员吃得最少。
那时，军区供给部住在灵寿县的牛庄村。
1942 年全区供给会议，就是在这儿召开的，议题是讨论本年度的夏装发放标准问题。因为敌人大“扫荡”，根据地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的负担很重。为减轻人民的负担，军区供给部在会上提出减发夏装的意见：团以上干部少发一套单衣，一双布鞋，营以下干部和战士少发半套单衣。在讨论中，意见难统一。于是，军区供给部长查国祯带领大家骑上马，去平山寨北村的军区司令部，向聂司令员请示。当他听完汇报后，明确地说：“这次供给会议开得好，就是要从关心人民的利益出发，努力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
完全同意军区供给部提出的今年夏装发放标准。团以上干部发一套单衣，营以下干部战士，因为经常要训练、劳动，穿衣服比较费，发一套半（二条裤子、一件上衣），破了还可以补嘛！老百姓做一件新衣服，要穿好几年呢！
要向全体指战员讲清楚，这是暂时的困难，我们是党领导的八路军，是人民子弟兵，来自人民，为了人民，处处都要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更不能脱离群众。我们的军队离开了 人民一天也活不下去， 我们和人民的关系，就好比鱼和水的关系，鱼离开水，就不能活。”他还说，“我们不能再加重人民的负担了，尤其是根据地边缘游击区的群众，负担大重了，两边都要负担。伪军汉奸去了，见东西就抢，到处敲诈勒索无所不为。
我们的部队去了，也要负担，那些地区的老百姓，简直没有办法活。据我们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易县紫荆关、平西地区，有的老百姓连衣服都没有穿的，全家人整天围着火盆，冻得不敢出门。有的一家几口人，只有一条破棉裤，谁出门大小便，谁穿上，甚至有的十八九岁的大姑娘都没有衣服穿，披一块破麻袋片遮住身子。。”说到这里，聂荣臻哽咽说不下去了，流下了热泪。大家都低下了头，也流出了眼泪。会场上一片埂咽声。
聂荣臻最后说：“无论我们军队有多大的困难，都要自己想办法去克服，再不能加重人民的负担了。”会场上，边区政府的同志讲，一定要保证部队的供应，我们的部队要打仗啊！战士们饿着肚子怎么行呢！
聂荣臻不愧是一位千锤百炼、意志坚定的领导者，很快，在他的主持下，晋察冀军区制定出了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生产自救的度荒方案：
制定节粮计划。除伤病员外，包括各级领导在内，每人每天必须再节约一至二两粮食。聂司令员还特别嘱咐说：凡是讨吃要饭的小孩子路过军区机关驻地，一定要把孩子们叫到机关食堂，让他们吃一顿饱饭。机关工作人员要把这作为一项制度执行。
开展大生产运动。从司令员到每个战士